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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中的封疆大吏
丁东
文革以前，全国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区。其中两个大区的一把手，即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文革初期受到重用。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陶铸任中宣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紧随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位居第四。
当时，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他们取代被打倒的彭真、陆定一，委以要职？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看中了他们和刘少奇的某些分歧。想把他们当作同盟
据李雪峰的秘书张学忱回忆，1964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路，提出以县为单位，派工作团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四清”。中南、西南、华东都支持。但华北李雪峰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知道以后，对李雪峰等人说：你们南北开战吧！毛泽东在8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到华北局的看法：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但是，当时中央还是按照刘少奇的部署，按县派工作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但一些当事人回忆起来，仍然痛感这场运动对基层干部伤害太大。党史专家李新在他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里讲述了他到甘肃张掖四清的感受：“按照桃园经验的看法，也就是按照刘少奇的看法，把农村看成一团漆黑。”“工作组先入为主，所以看见村干部就不顺眼，总以为他们都是四不清干部。”“工作组的权力很大，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的村干部是不少的。”他还谈到，1964年夏天，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在京高级干部开会，要求各部门的干部下去四清，学习桃园经验。“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起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由此可见，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做法，在党内已有不少异议。
应当说，李雪峰的担心有道理。当然，李雪峰也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从根本上质疑这场全国性政治运动。李雪峰与刘少奇之间虽然只是工作中的分歧，却被毛泽东看在眼里。
陶铸在四清问题上和刘少奇没有分歧，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作报告，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军队和地方一些人鼓动林彪出来讲话，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吴法宪回忆录》中说，“据我所知，这些人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
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是刘少奇。李雪峰、陶铸在不同的时段、不同问题上与刘少奇有分歧，于是在文革初期都成了毛泽东重用的对象，由封疆大吏，变成中央要员。
然而，他们毕竟是保持常态思维的领导干部。随着文革的深入，整人越来越多，治国理政的方式越来越离谱，先是陶铸跟不上了，1967年1月，他被打倒，成了和刘少奇、邓小平并称的“刘邓陶”之一。李雪峰在北京、天津、河北又干了三年，到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也成了阶下囚。而刘少奇，则于1969年在开封病逝，晚境悲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才陆续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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