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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开成的吴晗批斗会
丁东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头版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章是江青通过张春桥策划的，背后的决策者是毛泽东。这些内情高层许多人都不知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知道内情，透露给罗瑞卿，罗让《解放军报》在11月29日转载，加了一个旗帜鲜明的编者按。然而10天以后，罗瑞卿还是被“突然袭击”，成了文革中被打倒的第一个中央领导人。
最初，局外人把批《海瑞罢官》它当作学术问题，从周谷城、周予同这些老教授，到遇罗克这样的青年工人，都曾针对姚文元表达过不同意见。彭真也想把事态控制在学术领域，却成了他被打倒的口实。毛泽东对高层频频讲话，“两报一刊”的调子步步升温，吴晗成了头号靶子，大批判的声音铺天盖地，和他不搭界的工农兵纷纷上阵，口诛笔伐。但有一场筹备了四个月的吴晗批斗会，最后却没开成。章诒和的新书《这样事和谁细讲》记述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吴晗是中共党员，又是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在1957年以后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当时自然不敢怠慢。1966年4月，民盟中央就开始准备批判吴晗的大会，内部分了三个批判组，让千家驹、尚钺、楚图南、刘清扬这些故交揭发吴晗的历史问题。尚钺写了稿子，主持民盟工作的胡愈之约尚钺和周新民、楚图南、冯素陶、李文宜等一起来家中讨论，认为学术气味太浓、作为发言斗争用，不够有力，火药味不足。尚钺是一位历史学家，虽是民盟成员，更是1927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还是金日成的中学老师。但这时也只得拿回去修改。
民盟中央倾力准备批吴，但中共高层并不看好。6月4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民盟本身就是革命对象，要自己清算自己。
但民盟方面并不甘就此罢手。7月13日，胡愈之又一次在会议上提出斗争吴晗的问题，统战部干部彭友今说：那是北京市的事，盟中央不要管。
进入“红8月”，革命热潮一浪高过一浪。8月12日，民盟北京市委负责人闻家驷、汪金丁再次到民盟中央提出斗争吴晗的问题，胡愈之等人当下制定计划，以全国政协礼堂为批斗会场，座位有1600个，加座可达1800到2000人，时间在17日或18日。这个计划两天内就得到中央统战部的批准。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时民盟内部干部的造反意识也高涨起来，他们质问：为什么民盟要关门斗吴晗？为什么不开十几万人的大会？为什么不请工农兵参加？
统战部彭友今则赶来从另一个角度指责胡愈之：“过去你们坐失良机。现在外地在京的有二三十万人，还有北京的学生冲进去，政协礼堂如何维持秩序？”他传达了统战部的决定，这个会停开了。
这时民盟北京市委和民盟中央的机关工作人员，已经等不及了，他们自发行动，分别揪斗吴晗各一次。
到了8月24日，胡愈之、闻家驷等人还在研究怎么召开联合批斗会，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却发出通牒，勒令民盟解散。民盟只好贴出公告：停止办公，报请中共中共处理。当天下午，红卫兵把吴晗等人揪来斗了一场。三天后，红卫兵闯进民盟中央，封门夺印。前后筹备了四个月的吴晗批斗会，就这样彻底流产了。胡愈之、李文宜等感叹道：“红卫兵有冲天的革命精神，他们不需要经谁批准，也不需要左一次右一次的讨论，说干就干了。对照起来，我们这些人则是顾虑重重，畏首畏尾。”
1957年，民盟是反右斗争的重点。到了文革，他们在中国政治棋局中早已边缘化，不论充当革命动力，还是革命对象，都不在毛泽东的考虑之列。民盟领导人在运动初期进退失据，可谓必然。毛泽东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吴晗而彭真，由彭真而刘少奇，才是毛泽东心中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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