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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新歌》诞生记
丁东
文革头三年，时兴毛主席语录歌。毛泽东的言论本来不是为谱曲而发，李劫夫等作曲家居然为之谱曲，传唱开来，也算音乐史上的奇观。在当时的狂热气氛中，音乐工作者自发创作颂歌毛泽东的歌曲，也风行一时。到了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期间，江青审查文艺节目，批评这些歌曲"名义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歌颂毛主席的，实际上唱的都是民间小调，下流的黄色小调，调子是唱情郎妹子的东西。用这种调子唱'九大'，唱'语录'，不是歌颂毛主席，是诬蔑毛泽东思想。"从此，这些歌曲在公开传媒销声匿迹。广播电视里除了样板戏，只剩下《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播，《义勇军进行曲》只可放曲，不能唱词。人天天吃肉，也有吃腻的时候。样板戏唱腔再精致，老是这一套，人们也听烦了。偌大中国，总需要有些新歌，爽爽国人的耳朵。直到1972年夏天，官方才批准出版了一本名叫《战地新歌》的歌曲集，填补国人音乐生活的空白。戴嘉枋《走向毁灭��样板戏产将于会泳沉浮录》一书，讲述了这件事的内幕。
文革初期先砸烂"旧文化部"，又打倒了新文化部长肖望东，中国文艺工作的领导机构一度成了中央文革下属的文艺组。但中央文革文艺组也好景不长，成员金敬迈、李英儒等人1968年也成了阶下囚，中央就没有了文化管理机构。1971年，毛泽东批准成立国务院文化组，让吴德兼任组长，刘贤权担任副组长，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王曼恬、石少华、吴印咸、狄福才、黄厚民担任组员，实际由江青掌握。于会泳曾为《智取威虎山》、《海港》谱曲，帮江青总结出"三突出"理论，浩亮是京剧《红灯记》主角，刘庆棠是舞剧《红色娘子军》主角，他们自然是江青提名。王曼恬却不是江青提名。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中回忆，他觉得这个差事不好当，想以北京市的工作太忙推掉。周恩来说："毛主席有批示，不能不去。"江青当面质问他："毛主席的批示为什么不执行？你这组长为什么不到任？"吴德说："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我没有文化，也不懂艺术。"万里给吴出主意，要有一个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的人进文化组才好。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王曼恬是王海蓉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吴德说服了王曼恬，天津的职务不动，到文化组兼职，每星期来一两次。她后来确实帮吴德解过围。
文化组下属的音乐组由于会泳分管。于会泳感到缺少得力干部，于是想到了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过的熟人吕韧敏。吕韧敏不但是作曲的内行，行政能力也很强，当时供职于北京军区。于会泳给吴德打报告，调来吕韧敏协助主管音乐工作。
1971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部长王敬之找到吕韧敏，二人有一番对话。王：新年来临，能不能增加一点其他音乐节目的播出？老放几个样板戏也不行啊。吕：电台有没有其他音乐节目？王：有啊，各省市送来的好节目就不少。吕：只要政治上没问题，你们就放嘛。王：你说得容易！驻电台的军代表根本不懂音乐嘛。没有你们文化组的批文，他们不让播放。吕：你们就准备播放的节目，打个报告交给我，由我来上报文化组。
几天后，王敬之送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五首新编革命历史民歌和一个报告，吕韧敏找不到于会泳，于是直接找吴德。吴德看了报告说：这件事再斟酌一下好不好?上个月江青同志刚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过，民歌尽是情郎妹子，靡靡之音。吕韧敏据理力争。吴德说："我看先征求一下老于的意见好不好？他不在就稍缓几天。我没什么意见，但还是慎重一点好。老于同意了，再上报给总理和江青同志审阅。"吕韧敏又找到于会泳。于问他老吴是什么意见。吕撒了一个谎："他让你先批个意见，老同志尊重你。你不是主管音乐的吗？吴德同志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于会泳匆匆地在报告上批了同意。再经江青、周恩来同意，五首歌曲在1972年春节前终于播出。
五首歌曲的旋律都出自陕西甘肃民歌，质朴豪放，播出后反响强烈。大年初一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在表扬国务院文化组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江青以为是于会泳的功劳，也很得意。
吕韧敏趁热打铁，提出由国务院文化组向全国征集新创作的革命歌曲，选编一本歌曲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周年。通知发出后，上千首曲谱和录音带从全国各地送到北京，吕韧敏组织乔羽、晓星、李德伦、秋里、洪源五人小组，从中精选出86首，和已经获准传播的革命历史歌曲汇集成书，名为《战地新歌》，经于会泳批示，"印出十本样书，送呈总理、江青和春桥、文元同志看一看，然后正式发行。"周恩来看到样书很高兴，要接见音乐组负责人，当时于会泳不在，由吕韧敏前往。周恩来称赞有加，还让他加上《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歌，给其他作者署上名字。
这本歌曲集的内容不可能摆脱极左时代的主流政治，但旋律比较多样，诸如《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壮族人民歌唱毛主席》、《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阿佤人民唱新歌》都颇具有民族特色，公开发行后，风靡全国。现今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可谓耳熟能详。长达三年之久的无歌可唱的局面，总算有了些许变化。
一个正常社会，老百姓喜欢唱什么就唱什么，享受音乐生活是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然而，四十年前的中国，几首新歌的流传，竟需如此周折，才能获得执政中枢的恩准，想来真是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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