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2日星期五

【转贴公社】 多维专访达赖喇嘛大宝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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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首次对包括《多维时报》在内的媒体,公开他所解读的“京藏第九轮会谈”内容并重申,“如果西藏人真的安居乐业,那就说明我们获得的信息错误,必须对世界公开道歉。但如果真相是藏人还有极大痛苦,中国就应该去面对事实”。而近日北京“两会”对此事的说法则是:根本不存在达赖所说的“西藏问题”,西藏各个领域已取得巨大进步。

分歧长在 接触不断

虽然北京与达兰萨拉对西藏现状分歧很大,但双方的接触并没有停止。前不久,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共统战部举行了第九次谈判。中共表示,谈得是达赖喇嘛个人前途,而不是西藏问题。

就此,达赖喇嘛对《多维时报》记者说,20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提出解决达赖喇嘛个人问题的五点建议,提出达赖喇嘛如何返回中国、居住在什么地方、达赖喇嘛的地位将会如何等等。当时我们马上做出响应,表示不是要解决我个人问题,现在的问题是600万藏人的问题。从2002年开始,双方再次接触谈判,到现在第九轮,九次当中我方从来没提出有关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第四次时,我们提出希望达赖喇嘛到五台山朝圣的建议,纯粹是宗教名义。

中方对此已有响应,不管达赖喇嘛到哪里,都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各方舆论多数认为,达赖喇嘛的政治色彩是很难忽视的。

藏族新生代领袖谈“藏区自治”

记者注意到,无论双方有何异议,从达赖的喇嘛角度看,藏汉对峙已经从不共戴天缓解为协商建设西藏了。这一印象,于3月6日在达兰萨拉上密院采访被封为“大宝法王”的十七世噶玛巴时,得到印证。这位25岁的青年藏族领袖“觉得中华文化很特别,从小就对汉人非常有好感,并有时觉得自己以前和汉人一样。”可见,他们好像都与“藏青会”不太一样。

达赖喇嘛也说,历史上,西藏的国王与中原已有通婚。可以说,西藏有些国王的母亲为汉人,西藏有些大学者,父母可能是汉人。所以,早期在西藏基本上没有民族分歧。1959年时,包括我在内的藏人,只是抱怨中国政府的政策,而非抱怨汉人。显然,达赖喇嘛的这番说法,与他近来常常注意区分中共与汉族民众的做法一致。所以有人称此策略为“统战汉人”。

就此话题,《多维时报》记者特意向达赖喇嘛问到他所要求的“藏区高度自治”的含义。达赖喇嘛说,西藏问题应该不是汉藏民族间的纠纷,1959年之后,问题变成汉藏间的冲突。因此我想,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而是共产党。西藏大部分的餐厅、商店由汉人经营,两个同样素质的学生找工作,一个汉、一个藏,工作通常都给汉人。好比现在的内蒙古,蒙古族人口约300万至400万人,汉人则有2,000万人,所以他们的自治没意义。因此,在西藏自治区中,藏人应该占多数,汉人应该是少数,但我们欢迎汉人。我总告诉藏人,让汉人给我们物质粮食,我们能给他们精神粮食,汉藏快乐地住在一起,尊重彼此,没问题,但那些认为藏人�脏的,最好离开。欧盟有不同民族、语言、货币,但对共同利益有谨慎的考虑。藏区问题也应把眼光看得更全面,追寻共同利益,摒除猜忌、恐惧,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而自1999年离开西藏楚布寺出走印度后,便长住达兰萨拉的新一代宗教领袖十七世噶玛巴,近年来被认为是达赖喇嘛的潜在接班人。他表示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因为若西藏独立,管理一大片土地并非容易的事,而且西藏靠近巴基斯坦、印度,这些国家都“不好惹”。至于解决北京和西藏间的政治问题的方法,他认为,需要北京和达兰萨拉直接对话。他明确表示:“现在的中国高层领导人有能力改变西藏现状,我希望他们从感情角度而非政治角度看西藏问题,因为不是只经济发展,人心更重要。”噶玛巴曾表示,希望北京和西藏之间的政治问题能够尽快和平解决,这对西藏的未来很有帮助,对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也有利,“如果有这个机会,我愿意去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如何评价西藏现况

达赖喇嘛告诉《多维时报》记者,第九次会谈中,我们提出一个新议题,现在双方最大的分歧是对西藏状况的认知。中共强调西藏境内人民幸福快乐,但我们得到的信息是境内西藏人有极大的痛苦。

当然,十七世噶玛巴对北京的治藏政策也有微词。他指出,虽然中国政府积极发展西藏的基础建设、提升经济水平,但禁止供奉达赖喇嘛法像一事,已大大伤害了藏人的情感。但据记者了解,中国藏区许多地方仍然悬挂着达赖喇嘛法像。看来,具体执行时中共的做法未如传说中那么严厉。

一直以来,中共方面都认为,内地为改善西藏人民生活作了许多努力。而达兰萨拉方面“安居乐业”的含义里,显然包括了藏族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宗教信仰自由。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正在有系统地打压藏民,意在消灭藏传佛教”。达赖喇嘛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寺庙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出家僧众像住进监狱一样,被剥夺了研修和实现和平的机会。对此,中共方面也有一些保护传统、发展宗教的事例和数字。双方言词没有交集,所以,达赖喇嘛的代表在最近与中共的会谈中建议:与中国中央都派代表,一起到西藏实地考察,但这种视察一定要有自由空间,让藏人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表达内心想法。

虽然中共高层有人对此提议不以为然,但是包括一些西藏问题专家在内的部分人士认为,达赖喇嘛这个建议不妨一试。

达赖喇嘛还郑重宣布:如果西藏人真的安居乐业,那就说明我们获得的信息错误,必须对世界公开道歉,没有问题,但如果真相是藏人还有极大痛苦,中国就应该去面对事实。但我们的建议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响应。

治藏诉求各有所偏

既然,达兰萨拉方面已经“放弃独立”了,北京的治藏策略有无改变呢?两会上的说法是:尊重正常的宗教信仰自由,满足信教群众的信教需求,但前提是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不能干预政治、不能干预教育、不能干预司法和行政。同时,年初中央举行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要求进一步加大援藏力度,一心一意搞建设,为实现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打好基础。

达赖喇嘛回顾说,1954年9月我到北京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花几个月停留许多省份,与许多不同族裔的官员会面,我们的谈话很有意义,很光明,很关心。1956年,西康危机发生,官方开始对拉萨越来越严,每当我作些建议,他们总用负面的方式响应。

20世纪80年代,胡耀邦访问拉萨,带来五点草案,并答应撤出80%的汉族军队,使得解决西藏问题看来相当有希望。1986年,民主运动在南中国展开,所有的中国政策,包括对西藏的政策又变得强硬,到了现在,西藏最新的党委书记提出“西藏问题的根源是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谈论中国政治发展情况时还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要求民主,要仔细考虑,因为中国很大,许多人没受教育,没经历过民主,因此一下子民主可能带来混乱,所以逐渐民主是比较好的,我认为胡锦涛等人正试着这样做。此外,我也认为共产党应该更开放,中国人民有知情的权利,也该获得新闻自由。”他强调,“我们不是要批评中国或推翻共产党。中国的强大如果有益于人民,很好;但如果不能制造幸福,那就是负面的强大。信任能构筑和谐,和谐带来稳定。”有专家解读达赖喇嘛的这番话,是向中共释出善意,接受中共的统治地位,更对胡锦涛的政策给予正面评价,好像只要中共作出改良,就可考虑接受其居统治地位。与其以往坚持 与中共势不两立的态势不同。

“印度之子” 达赖喇嘛

有一件事可集中体现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的许多分歧出自价值标准之不同:在回应北京指责他“印度之子”时,达赖喇嘛说,“第一,我是个佛教徒,我所有的佛教知识都来自印度,而非中国。”

“第二,这个躯体凭借印度食物活了51年,不是中国食物。51年占了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因此我有理由说我是印度之子,这不代表反中国,对于中国强硬派说我是魔鬼的话,我也不在意。”
 


(柯宇倩 撰稿)


关键字:撰稿,藏独,达赖,中国,亚洲,政治,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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