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培（1907年一）男，浙江临海人，生理学家。192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30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1933年在英国伦教大学学院获博士学位。首任中国科学就生理生化研究所、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部主任等职。1984年后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他在神经肌肉生理学有多项重要贡献，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肌肉接头生理学的先驱者，是我国神经生理学的一位奠基人。他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生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理事，英国、加拿大、美国生理学会及神经科学会名誉会员；美国科举院和印度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本文为纪念中国生理学会成立六十周年而作，原载《生理科学进展》1986年第17卷第3期）
中国生理学会于1926中成立，今年是六十周年。我192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生理学助教，今年也是我从事于生理学工作六十周年。中国近代生理学的发展历史，总共也不过六十余年。在庆祝中国生理学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回顾一下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生理学工作者走过的路程，似不无意义。我还没有走完这个路程，因此，也要向前看一看。
国内学习时期
一个人的发展，有其个人素质的基础，亦受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我于1922年考入复旦大学时，原来读的是文科，这是由于我在中学时期受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的影响较多。在大学第一学年的后半期，我接触了从美国回来的一位新教授、行为心理学派学者郭任远先生。当的行为心理学是一个新兴学科，宣传科学的心理学只能以客观方法研究行为。郭先生是这个学派的一个热心信徒，他在谈心理学时所显示的那种革新精神，对我这幼稚的年轻人有一种吸引魅力，启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因此，从第二学年起，我转入了郭先生新建立的心理学系。约两年后，神经解剖学家兼生理学家蔡翘先生，比较解剖学家蔡堡先生，遗传学家李汝祺先生等相继也从美国回到复旦大学任教，心理学系扩大为生物学院，我也扩大了对生物科学的学习范围。在中国，蔡翘先生是在综合性大学开专门生理学课的第一人。在我当时有机会学习的各门生物科学中，我觉得生理学研究身体各种功能，内容丰富具体生动，下联物理、化学分析，上联行为、心理，最有兴趣。大学毕业后我留校
在蔡翘先生手下当生理学助教，由此我开始踏上了一个专业生理学工作者的征途。
1927年，复旦大学闹学期，当时已成为副校长的郭任远先生不得不离开复旦，他新建设起来的生物学院也因而散伙，这是很可惜的事，但这件事都给我带来幸运。复旦大学的生物学院拆散后，通过蔡翅先生的介绍，我进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在林可胜先生指导下学习，这是我得到机会做生理学研究的开始。由于协和医学院的优良学习和工作条件，我在那里的两年得益很大。那两年间，我曾先跟张锡钧先生做关于甲状腺生理的研究；但主要是跟林可胜先生做胃分泌的研究。除参加具体研究工作外，通过听课，更多的是通过自阅读各种书籍杂志，我对生理学各部门获得了广阔的背景知识。
我在复旦大学毕业时，已有较好的英文程度，到协和后，我利用那里的有利条件，大大地加强了去的外文基础。除英文做到真正四会外，还学会阅读德文和法文专业文献，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专业杂志的文章勉强也能对付，这对于我以后出国学习很有用处。
国外留学时期
1929年夏，我考取了清华大学官费留美。由于前两年中一些一般生理学的书，如William Bayliss的《Principle of
General Physiology》， Ralph Lillie的 《Protoplasmic Action and Nervous
Action》，特别引起我的兴趣，我去美国选了芝加哥大学，想就教于那里生理学系的 Ralph
Lil1ie教授。到芝加哥大学后，我先选修了Lillie教授的一般生理学课，此外，在其他系选修物理化学和动物学等课。待到考虑研究工作方向时，我作出的选择对于我后来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芝加哥大学生理系的中几位教授的研究工作与我兴趣接近的首先是Ralph
Lil1ie教授，他在研究神经传导的铁丝模型，另一位是Ralph
Gerard教授，他在研究神经活动的代谢基础。比较他们两者的工作，我当时想，研究神经的模型不如研究神经本身，于是我就决定要在Gerard教授指导下进行神经代谢的研究。这个决定是我成为一个神经肌肉生理学家的开端，同时也触发了一个新的我起初想不到的发展。我去芝加哥大学，本来是预备在那里读博士学位的，实际上我到芝加哥后一个月内就已去报考并通过了博士学位所需的两国外文（德文和法文）考试。当林可胜先生得知我跟Gerard教授开始研究神经生理时，他动了脑筋要把我转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A．V．HiII教授处学习。当时HilI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位神经肌肉方面的生理学和生物物理学家，在1922年已获得诺贝尔奖金，Gerard教授几年前也曾在Hil1实验室进修过的。但由于我的助学金规定是留美的，要从留美转为留英在行政安排上是一件麻烦的事；但林可胜先生终于施展他的影响，把这件事办成了。官方的条件是我必须先在美国得到硕士学位，好在这个条件我到芝加哥大学后不到九个月就满足了。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论文题目为"神经窒息的机制：附关于神经鞘是弥散障碍物的札记"。通过这项工作，我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首次取得自己分析课题设计、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宝贵经验。我写的论文，Gerard教授一字不改地就送去发表了。
林可胜先生向A．V．Hill是怎样推荐我的，我不知道。只是在1930年春，我接到A．V．Hil1一封简短的信，说："如果你是像林可胜教授说的那样好，你来吧！"于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呆了九个月后就离开。1930年夏，我先到Woods
Hole海洋生物实验室就读了一般生理学的暑期课程，随后，就去伦敦。
我在伦敦大学学院A. V．Hill的实验室呆了三年，工作是富有有成效的，于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当然，实验工作有遇到困难和不顺利的时候，但是自己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正是研究工作的乐趣所在。英国教授培养学生的哲学里有这样的话?"教你少些，你学得多些"。这话不无道理。我在A．V．HilI指导下的三年中，他为了扩大我的眼界，把部分时间介绍我到英国其他最著名的神经生理实研室工作，首先是剑桥大学的E.
D．Adrian实验室，接着是牛津大学的Sherrington实验室，1932年当Hill送我去Sherrington实验室时，风趣地对我说，你去那里学会怎样在实验中保持猫活着！不巧我到牛律大学时，
Sherrington因夫人去世不来实验室，我仅跟J．C．Eccles工作两个月。此外，我跟A．V．Hill做的工作一部分是在PIymouth海洋生物实验室进行的。
Hill还经常带我去参加英国生理学会和皇家学会的学术会议。
我在英国三年中，共完成了十项研究工作，主要是关于神经或肌肉的放热，大部分基本上是我独立完成的。我写的由HiII送交《英国生理学杂志》或《皇家学会会刊》发表的文章，他只在一篇对我用来描写一个新发现的名称改过一个字。关于我的工作，Hill有两次谈话特别印在我的脑子里。当我第一次完成一项工作写出文章时，由于题目是他出的，所采用的方法是他教给我的，我自然地也写上他的名字，正如我在芝加哥大学写的文章放上Gerard的名字一样。他看了我写的文章，划去他的名字说，"如果你在这里只写一篇文章，放不放我的名字读是一样的。在我快要结束在他那里工作的时候，他有一天对我说，"你在这里大部分工作是你独立做的，但人家仍会认为你是在我指导下做的，你要回去开创自己的研究，世界同行才会承认你是真正的独立工作者"！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他给我的临别赠言。
1933年，在最后离开英国之前，我曾去德国 Heidelberg访问了与A．V．Hi11分享诺贝尔奖金的著名生物化学家 Otto
Meyerhof，并游览了德国许多城市，也参观了一些生理学实验室。
在我准备离开英国回国时， A．V. Hill建议我应先去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Detlev
Bronk（后来他是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美国科学院院长）新建立的约翰生基金医学物理学研究所看看，说那里有许多新的东西可学。国内林可胜先生响应这个建议，为我作了先去约翰生基金研究所、再进修一年、然后回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安排。当时阴极线示波器及有关电子学技术在生理学上的应用正开始发展。我因为预期回国后创建自己的实验室，开始时必须什么都得自己动手，我在约翰生基金研究所的一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学习自己制造仪器上，主要是学习电子学技术，也学些金工技术，拜那里的电子和金工场主任John
Hervey先生为师。这研究所用当时最新的电子学技术集中地研究神经生理的各方面课题，我在那里虽然没有集中心思进行专题研究，但广泛的学术接触给我有益的熏陶。当时那里的研究人员（其中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金的Keffer
Hartline）都很年轻，工作很活跃，大家每天一般工作到晚上II点钟左右。离实验室后，通常还要一道去附近的一家啤酒店，在聚谈约半个小时，然后各自回家。那里活泼友好的学术气氛，给我留下极其愉快的回忆。
我在国外留学时期共五年，两头各一年在美国，中间三年在英国。由于出国前在外文和专业上都已有扎实基础，出国后很顺利。这一点或可供现在有志出国进修的年轻人参考。在此时期，在神经肌肉生理学领域内，我做出了有份量贡献，初步树立了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并与当时这个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有广泛的接触。作为一个青年科学工作者，我在成长过程中是很幸运的，我处处得到前辈科学家的扶助和鼓励。
国内创业时期之一
1934年夏未，我回到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工作。第一个困难是没有合适的房间可以给我做实验室，林可胜先生只能找到一间远离生理系所有其他实验室的基本上没有窗子的地下室我用。这地下室就成为我创业的基地。我用一部分是买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仪器设备；很快地搭起实验室来开始工作。我在系里的任务是每年教约六个星期的书，专门教神经肌肉生理，其余时间完全由我自己支配来做研究。我隔离在一间孤立的地下室里亦有好处，减少干扰。在不同时期我的创业思想内容不同。此时我的主导思想，就是要在研究工作中创出自己的路子；开辟自己的园地。要达此目的有没有什么秘诀呢？我当时没有，现在半个世纪之后也没有，但是有些要求是清楚的。你对于所从事的研究领域要有扎实而又相当广阔的基础知识，你要有较强的观察力和想像力，再加专心致志、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耐力！对于这些要求，我在前两个时期中已有一定的修养和锻炼。因此，我当时虽然是单枪匹马上阵，仍有充分自信。事实经过是，当我动手做实验之后，我很快地就看到一些新的现象，其中尤其是高频间接刺激在神经肌肉接头产生的抑制现象使我感到新鲜。在高频间接刺激下，不但是神经冲动对肌肉的兴奋作用受到抑制，面且直接刺激引起的肌肉收缩也受到抑制，并且在神经肌肉接头周围有局部收缩。这一群观察立刻把我吸引住了，使我断定神经肌肉接头是一个大有开发前景的研究领域，可以大干一番。我当时对此有很
强的信心，所以，在《中国生理学杂志》开始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时，就打出神经肌肉接头研究第一篇的招牌，预示以后要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实际上，在1936-1941年的六年间，我和共同工作者接连发表了26篇关于神经肌肉接头的文章。那些文章当时就得到世界同行的重视，认为是有不少开创性内容的；后来神经肌肉接头在国际上是热门的研究领域，但我们的工作仍被认为是先驱。我在国内做的工作所以能取得这个效果，要感谢中国生理学
会出版的英文《中国生理学杂志》为我提供必要的媒介。
1941年底，太乎洋战争爆发，北平协和医学院被日军接管关闭，我的研究工作在正活跃的时候完全中断！《中国生理学杂志》也同时停刊。国家民族处在危难中，我的这点不幸遭遇不足道。相反应该视为自己的幸运：回国后短短几年中，我已有机会初步实现了我的老师A.
V. Hill给我的临别赠言。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新近我的一个研究生向我提的问题。她问："你年轻时在国外工作做的很好，你为什么要回国?"这位青年同志是很天真的，她这一问反映出我国现时的青年人与我这一辈人年轻时的环境和思想情况何等不同，也点出了我国现在在培养高级人才方面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她希望我多给研究生们讲讲我自己年轻时代的经历，这对于我写这篇文章起了促进作用。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科学家，如不愿寄人留下，要自己创业，英雄用武之地在中国。这是我在青年时代的思想。
在上述我从国外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的一段时间，有两件事须补记一下：（ 1） 我1936年为德国评述性杂志《Ergebnisse
der Physiologie》写了"神经的放热"的评述文章。 这文章本来是请A．V．HilI写的，他却推荐我来写。（2）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外国人办的学校，林可胜先生有在中国自己的研究机关里也把生理学研究发展起来的意图。1937年6月
他派我去南京，借那里的心理学研究所几间房，开始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内筹建一个生理学研究所；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拟订出筹备计划，可惜紧接着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抗日战争爆发了，这一计划告吹。
国内创业时期之二
北京协和医学院关闭后我等待机会离开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向内地转移，这种旅行有冒险成分，我等到1943年始得成行。我装扮成商人模样，跟随着一位朋友，经过曲折的路程，中间有几段路坐人推的车和牛拉是车，花了五十多天，才从北平到达重庆。我到重庆歌乐山后立刻受到上海医学院朱恒璧院长的热情接待，聘我为生理学教授。不久后，我与当时担任军医署署长的林可胜先生也取得联系。1944年，当纳粹德国在斯天林格勒溃败之后，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的胜负大局已定，林可胜先生开始与我商谈战后我国医学研究机关的建设问题，提出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内筹建一个医学研究所的计划，先搞一个筹备处，由我去开个头。我于是开始为这个新任务作准备。首先得到当时在成都的蔡翘先生的支持，把那里的徐丰彦先生请来代替我担任上海医学院生理学教授。1944年12月1日中央研究院宣布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正式成立，任命林可胜为筹备处主任，我为代理主任。当的这个筹备处一无所有，就设在上海医学院内，与该院的生理系保持亲密的合作。实际上我成为上海医学院的兼任教授，而徐丰彦先生则被聘为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兼任研究员。筹备处成立后，我从医学院和大学各系毕业生中吸收了五六位青年开始培养；为以后的发展在人员方面作初步准备。其中有三位现在还在我身边：刘育民和胡旭初现在是生理所的研究员，徐京华是生化所的研究员。另一方面，有筹集新研究所的仪器图书问题。我1945年底先得到英国British
Counci1的邀请访问英国。接着经过林可胜先生的安排，得到美国China MedicaI
Board对我本人和对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资助，我于1946年初转赴美国。我到纽约后，找了以前已认识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H．S．Gasser
（他也曾在A. V．HilI实验室工作过），说明我此次来美国的目的。他告拆我，大战刚结束，美国大多数生理学实验室都还没有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唯独他的研究所的Lorente
de No实验室是一个例外，这 个实验室在战争时期一直继续工作。他说，我可以在Lorente de
No那里一面做点研究，一面可以把洛克菲勒研究所作为基地进行采购仪器设备及搜集图书的工作，并出访别的实验室；这是一个很友好的建议，
Lorente de No知道我在北京做的神经肌肉接头工作，对我也非常尊重和友好，于是我就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呆下来了。当时在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生理学系、神经学系和药理学系我也解有熟人，因此，我也常去那里。以前在北京曾跟我工作过的王世睿先生当时在那里的生理学系，在采购仪器图书方面他给我许多帮助。
在重庆歌乐山成立的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与中央研究院一些其他研究单位一道于1946年搬至上海，安顿在岳阳路320号从日本人接收过来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大楼内。我1947年回到上海。当时筹备处除了我自己领导的生理学研究室之外，还有汪猷先生领导的有机生化研究室。1948年王应睐先生加入筹备处，建立了生物化学研究室。这样1949年5月解放之时，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生理、生化和有机化学三个研究室组成，总人数不过二三十人。
这里我要插几句关于解放前不久发生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单位是否要搬迁台湾的问题。1948年底，朱家骅在南京召开了中央研究院的最后一次院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在上海的各研究单位负责人的意向都是不搬的。在那次会上各负责人都要表态。轮到我时，我说，研究所是国家的研究所，不应跟什么人跑！这话说得太直率了一点，幸亏当时没有引起麻烦，虽然我以后知道朱家骅会后曾查问冯某是不是共产党。上海解放前夕，林可胜先生来我家对我说，他本人由于种种原因要走，你们没有理由要走，不要相信国民党的各种恶意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之中国科学院也成立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对原属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研究单位进行整理。当时我国搬用苏联体制，把医学机构都划归卫生部管辖。我们的单位名叫医学研究所，实际上还只有生理和生化基础研究。我、王应睐和汪猷都主张留在科学院内，科学院领导也不让我们离开，经过协商，大家一致同意把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改名为生理生化研究所，我被任命为所长
我担任了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代主任和以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之后，我的地位变了，我的创业思想也不可能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时期那么单纯了。这里我忆起1947中我回国前在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时，
F．O．Schmitt教授对我说的一句话。他问我回中国去准备干什么?我答：将担任一个研究所所长。他立即说："那么你完蛋了!"他显然是故意把话说得过分-点。事实上，当上所长不可能不影响你集中心思搞研究，但在正常情况下也不至于使你无法搞研究。遗憾的是在新中国的头三十年，大部分时间情况很不正常。问题不在一个所长应承担的正常科学行政和组织工作太繁重，而在于政治运动频繁，各种会议又多又长，分散你的心思，消磨你的时间精力，使你不可能持续地把任何一项研究逐步深入下去或扩展开来。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场大乱，更不用说什么了。
我当了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所所长之后，是意识到自己对新中国的生理科学的发展负有特殊责任的。我这个时期曲创业思想当然也包括使自已在研究工作有新的建树，但主要是想把研究所建设好，使之成为我国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心。我与王应睐先生有自然的分工，分别负责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两方面的建设。建设研究所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争取和培养好的研究人员，在这一点上，王应睐先生要比我幸运得多，他在解放初期就已经从外国请回来曹天钦、邹承鲁、张友端、王德宝等生化学家，而我直至1956年底才请到一位神经生理学家即张香桐先生。我建设生理方面的研究队伍主要靠自己培养，这就相当吃力。我在这里不细谈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发展分化历史，可只列出几件大事：1952年汪猷的有机生化大组转移到有机化学研究所去，成为那里的骨干；1958年我领导的生理大组和王应睐领导的生化大组分开成为独立的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学研究所；1980年
底，生理研究所的中枢神经系统研究室的一半，在张香桐率领下，分出去成立了脑研究所。这样，从生理生化研究所派生出了差不多四个重要的研究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生理生化所总共只有二三十人。现在仅算生理所、生化所和脑所，就有约一千人。我作为一个老一辈的中国生理学家，看到在我国比自己年轻的几辈人已经成长起来，特别是许多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在成长中，感到欣慰。在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他们一定会成长得更快。
在我相继担任医学院研究所筹备处代主任、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和生理研究所所长期间，我在发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方面也没有全"完蛋"。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我和共同工作者关于神经鞘的研究只是继续我以前的工作。从1961年开始，我试图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很快地在神经肌肉营养性关系的研究上作出新的发现，建立了自己的阵地，可惜不久后又因"文革"而中断。1985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为一些老科学家举行从事于科研工作五十年的庆祝大会，我代表老科学家在会上发言时说，所谓五十年，实际上不知要打多大的折扣！
我作为一个中国生理学工作者，与中国生理学会一样，已经走过六十中了。中国生理学会的生命是无限的，我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明年我将满80岁。根据我目前的健康情况，加上一点乐观主义，我暂假定我还可以工作10年左右。在解除了各种行政职务并逐步减少社会活动之后，我在余年应更能专心地搞学术工作。从明年起，我预备在研究工作上开始新的探索，开始我希望可以称为我的第三个创业时期的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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