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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杨支柱事件答记者
记者：你如何看待杨支柱生二胎受处分一事？
丁东：这些年在媒体发表文章，在两会上提案，要求国家尽快调整人口政策的专家、学者不在少数，有社会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国际问题专家、人文学者，杨也是其中之一。这点他和其他学者一样，不同的是他身体力行地生了二胎。如果杨支柱受处分能够换得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一胎化政策的结束，杨支柱就没有白白付出代价。
记者：回顾历史，8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是否有其必要性？
丁东：首先，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两者不能划等号。过去常说“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其实在50年代，毛就发表过主张计划生育的意见。
人的认识水平，有其历史局限性。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建国以后，告别了战争状态，新式接生法的普及使婴儿死亡率迅速降低，平均寿命延长，这些条件使得中国人口增长非常快。
还有一个因素是户籍制度。毛泽东不主张城市化。因此毛执政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很慢，以至一度实行知青下乡，市民下放，把一部分市民变成农民，城乡户口二元结构，筑起农民进城的壁垒，延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下，家庭生育冲动比较高，而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人们生育意愿低，后现代社会生育意愿更低，出现了丁克家庭等等，这都是城市化的后果。乡土中国、宗法社会，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其实人口的一度高增长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全球人口在二战结束以后都曾迅速增长。80年代中国领导人看到国土面积有限，人口按这个增长速度，难以容纳。“人口爆炸”这个概念是罗马俱乐部提出来的，它是悲观主义的未来学派。这种思想80年代传到中国，大家都接受了，成为高层共识。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始于80年代，提出计划生育是50年代。毛泽东晚年已经强调人口非控制不可，把计划生育提得比较高了，70年代“提倡一胎，允许二胎”。到1980年又开始实行更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汉族家庭生二胎受罚。
记者：独生子女政策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出台实施的？
丁东：这个政策的出台，决策过程是比较仓促的。当时中央决策的依据是宋健的方案。宋健当过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原来是搞“两弹一星”的系统工程专家。1979年的时候，他和其他人给中央提出一个关于人口变化的数学模型。当时的目标是必须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3亿，后来又说控制在14、15亿以内。确定了这个目标后，就按照这个目标来推算。计算的结果，如果允许生两胎，中国人口可能突破16亿，所以只有实行一胎化，才能把人口控制在目标以内。中央下决心实施一胎化，宋健他们的数学模型起了关键作用。
但是，宋健提出这个数学模型的时候，没有进行多学科的论证，比如人文学者根本没能参与进来。当时对于全球人口变化的趋势，只看到二十世纪中叶全球一度出现人口高速增长这一面，没有看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婚姻家庭形态会随之变化，人口会出现负增长。负增长趋势的蔓延，当时的决策者谁也没料到。实际上，1979年中国做出一胎化决策时，欧洲人口的冬天已经开始显现。这个趋势现在已经蔓延到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澳门，这些地方生育率都相当低，有的1.2，有的1.1，有的甚至在1以下，绝对低于自然更替水平。而且很难逆转。
记者：如何解释计生委的部门利益取向？
丁东: 除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计生工作人员的利益挂钩与否，更深层次还有两个问题。第一，计生系统的地位和存在理由。这届政府开始大部制改革，把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整合。本来，计生委可以跟卫生部合并，这符合大部制的精神，因为职能比较接近。如果现在调整人口政策，放开二胎生育，计生委把关的难度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存在的理由就小多了，它可以调整为卫生部下属的司局级部门，或卫生部代管的一个副部级机构，而不再是国务院的一个部委。这当然关系到计生系统官员的利益。
第二，中国目前想生三胎或更多胎的家庭是极少数，想生二胎的家庭有一定的数量。如果政策不允许一般家庭生二胎，很多家庭申请二胎指标就有求于计生部门。比如第一个孩子身体有一点毛病，想要二胎指标，就要找计生部门批准。计生部门执掌的权力就有了含金量，就有了寻租的机会。如果放开二胎，这些家庭就对计生部门就无所求了。
记者：如果计生部门的确存在自己部门利益的取向，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丁东：在调整人口政策上，计划生育部门有自己的利益取向，部门利益会影响到他的倾向。这个倾向造成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对于中国人口情况的判断：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中国生育率现在到底有多高？这些数据本来属于基本国情，但现在成了一笔糊涂账，大家没有共识。计生委、国家统计局、教育部、给出的数字都不一样，互相之间的差别非常大。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22。而计生委不采纳，以超生漏报等理由，直接调整到1.8。1.22之间1.8的差距太大了。等于说每生三个孩子就有一个是漏报的，这可能吗？据一些专家估计，我们国家目前的生育率应该在1.5以下。这在全球也属于超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的国家都在为人口的快速下降而担心忧虑，就是中国仍在继续推行严厉控制人口的政策。
记者：持续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哪些影响？
丁东：人口和环境的关系，不光是人口总数和环境、资源的关系，人口本身还存在结构问题：有性别结构，男女要平衡；有年龄结构，老、中、少不同年龄段要有相对均衡的分布。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三十年，这两个方面都严重失衡了，现在中国新生儿的性别比已经超过120：100了，这会导致将来有20%的男性找不到配偶。
还有一些学者从人文角度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对民族的心理和伦理方面的伤害。独生子女不易养成与同龄人分享、合作的习惯。不能说每个独生子女都有人格缺陷，但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和统计，独生子女在这方面问题比较突出。现在孩子考上大学，家长千里迢迢地送孩子入校是普遍的，小学生放学，家长接送也成了常规。这种行为模式，绝对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将造成了整个民族心理和性格上的弱点。
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比如地震、车祸等意外灾害中，孩子一旦死伤，对家庭的打击太大。过去是独子不当兵。现在独生子女这么多，不可能不征独子当兵。这也会给国防建设造成隐忧。
记者：在社会普遍观念中，诸如“生二胎”、“超生”似乎已经被“污名化”，当前人口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何在？
丁东：这三十年的宣传，使得中国人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好像谁生两个孩子，就很不道德。这值得重新反思。就算一胎化政策是在当时不得已付出的代价，满三十年也该停止了。我们自认为减轻了地球的负担，给全世界做出了贡献，但外国人不需要中国做这样的“贡献”。
我觉得，应当回到常态的人口政策。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是符合人伦的。至于有的家庭只愿意生一个，或者一个也不愿意生，这是他们的自由。但一般夫妻愿意生育两个后代，这是正常的要求，符合人之常情，应该得到满足。这也是基本的公民权利，理应得到法律的保障。
中国现有的国土、资源条件下，当然不是人口越多越好。而是在环境容许的条件下，让人口结构优化，让性别、年龄、民族的结构更加平衡。现行政策对农村人口相对宽松，让市民人口快速萎缩，这也是让人担忧的。
记者：你认为应当如何调整现有的人口政策？
丁东：调整人口政策，光靠计生委自身调整不行。还是应当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做出超越部门利益的决策。停止一胎化并不等于取消计划生育，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现在计划生育四个字写进了宪法，还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现有法律框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要求把人口政策调回到1980年以前，基本主张可以简化为四个字：放开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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