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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遗憾：可惜连累了朱厚泽
丁东
朱厚泽先生于５月９日在北京去世后，中国知识界十分惋惜。公众比较了解的是，他是最后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宣部长。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不足两年。１９８５年８月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长，１９８７年初即去职。其间，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宽”。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今天看来，“三宽”本是当政者对待思想文化问题乃至整个国家社会治理的明智主张。但对于几十年习惯于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共来说，当时既是石破天惊，也是大逆不道。朱厚泽没有来得及把“三宽”付诸实施，自己却随着胡耀邦下台而离开了中宣部。两年以后，他又在全国总工会第一书记任上，因同情学潮，再度去职。
公众了解不多的是：朱厚泽离开了领导岗位，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自己说，我是东张西望，看一些书；东游西逛，有时间到各地转一转；人家叫我说，我就东拉西扯。其实，朱厚泽晚年思想十分活跃。这和他的经历有关。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参加革命的，文革前就是中层领导干部。但“四清”运动把他打入社会底层，有过上访者的经历。他曾经靠修收音机谋生，自己买元件装配过电视机，所以在电子方面的动手能力远高于同龄人。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大约在９０年代中期就开始上网。他既当过封疆大吏，又曾在中南海行走。爱读书，善思考，阅历丰富，交游广阔，使他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处，着眼历史的大处，关注全球的风云，忧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回顾了20世纪人类四种思潮的兴衰和演变，一个是以列宁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一个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一个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个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他观察了前两种思潮的衰亡和后两种思潮的前景，还比较了20世纪不同的民族独立运动。如中国孙中山的武装革命，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尤其是南非用改良的方式，达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结果。进入新世纪，他又关注低人权、低工资、低生态、高增长的中国模式，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新挑战，并预言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大问题。他以一个在野思想家的角色，继续发光发热，呼唤阳光政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认识朱厚泽先生比较晚，已经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先是在北京知识界的一些小型讨论上，听到他的高见。面对思想见解各异的中青年，他一点也不摆前任高官的架子，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商量的口气，从容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记得有一些国家主义情结特别强烈的青年，主张对台湾动武。朱厚泽没有正面批评这种主张的荒谬，而是从贵州山区农民心目中的国家和当政者心目中的国家的不同，讲述了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启发青年告别狂热。许多复杂棘手，纠缠不清的问题，许多不便公开争论的难题，往往经他一说，马上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
１９９８年，上海三联书店要组织一套丛书，让我出一本，我知道朱厚泽的电脑里保存了不少文稿，于是产生了一个念头，想请他也出一本。最初在电话中和他商议，他没有拒绝。后来我到他府上拜访，想进一步落实。他却郑重地说，还是不出了吧。他曾是新闻出版系统的顶头上司，对中国这个领域的潜规则太清楚了。他是不想给出版社带来麻烦。即使书的内容挑不出毛病，因为出他的书，就可能给出版社带来灭顶之灾。他的很多文章和讲话都在知识界不胫而走，但他直至去世，除了一本摄影集而外，竟然没有出过一本以文字为主体的著作。生前无著作，竟成了中国当代思想家的宿命。李慎之是这样，何家栋是这样，朱厚泽又是这样！
２００１年，我参加《大学人文读本》编委会，这套书旨在向大学生系统介绍普世价值，一共精选了中外学者作家的２００文章，构成了一个思想宽银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三卷，以杨继绳的《三大矛盾与五个一般》一文压轴。而五个一般，即现代市场经济一般、民主法治国家一般、公民社会一般，现代科学技术一般、以人为本、多元开放的当代人文精神一般，正是朱厚泽先生的观点。这套书出版以后，我几次见到朱厚泽，他都鼓励称赞。有一次我和几个编委在杭州机场候机，巧遇朱厚泽，他和大家握手，几位编委都很高兴。但这套书印刷多次、流通数年，在大学生和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以后，到前年还是遭到了官方的封杀。
２００３年，当局启动修改宪法，此举的首要目标是让“三个代表”入宪，给刚刚退位的江泽民送一份大礼。但民间学者曹思源以此为契机，在青岛举行了一次修宪学术讨论会，意在畅开思想，认真讨论宪法和宪政问题。冯兰瑞、江平等在会上都有精彩发言。朱厚泽先生也应邀与会。他原来不准备发言。当晚我到他房间聊天，说起李慎之先生去世以后，给中国思想界留下一个巨大的空白。特别希望像他这样众望所归的前辈能多发表意见，把这个空白填补起来。第二天吃早餐时，他对曹思源说，我考虑了一下，你在会议结束前，给我留半个小时，我谈一点想法。当天上午１１点，朱先生即席发言，谈到中国当前行宪比修宪更重要。谈到权为民所用，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关键在于权为民所授。还谈到中国已经从强人政治演变为常人政治。他这些看法，经《凤凰周刊》报道，惊动了最高层，被怀疑有所指。后来这次会议受到官方兴师动众的追查，对朱厚泽先生也施加了有形或无形的压力。
当权者为什么对朱厚泽格外警惕？除了他的议论点到了穴位，还有更深的心理原因。我听一个认识胡耀邦的朋友说，胡耀邦在辞去总书记以后，曾私下感慨，可惜连累了朱厚泽和白纪年。原来胡耀邦对朱厚泽非常欣赏，认为他是可担总书记大任的人选。８０年代，政界也有“惟朱首是瞻”的说法，可见上层一定范围确有过重用朱厚议论。胡耀邦没有看错人。朱厚泽无论思想水平、行政才能、人格操守，都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但时代没有给胡耀邦这个机会，也没有给朱厚泽这个机会。历史给中国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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