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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有份量的口述史
――读《建筑人生――冯纪忠自述》
丁东
今年三月，东方出版社出了一套三卷的《冯纪忠讲谈录》。其中《建筑人生》是冯纪忠自述生平的口述史，由冯纪忠的首位博士赵冰教授、女儿画家冯叶和赵冰教授的博士生刘小虎等人共同整理完成。我一向关注国内口述历史领域的新作。近几年，口述史著作日渐其多，似乎形成一种不小的出版潮流。在这一潮流中，本书不失为一朵耀眼的浪花。
冯纪忠是一位2009年12月刚刚去世的老人，享年95岁。他生前不曾参加任何党派，行事比较低调，所以圈外人知道他名字的并不多。但他在建筑学界深受同行敬重。作为建筑师，他留下武汉东湖客舍、武汉同济医院、上海松江方塔园等传世作品；作为建筑学家，他有《空间原理》等颇有影响的论著；作为建筑教育家，他执教63年，其中执掌同济大学建筑系近30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与经营专业和风景园林专业。他在国际上颇有声望，在国内没有当选为院士，但他的学生有数位院士。业内公认他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奠基人，城市规划和园林景观的一代宗师。如果说在中国建筑界梁思成是古典学派的代表，冯纪忠则是现代学派的代表。王明贤提出的“北有梁思成，南有冯纪忠”，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先驱者的命运往往是坎坷的。50年代，梁思成古典主义的建筑美学追求成了挨批的靶子。80年代，冯纪忠现代主义的建筑美学追求又成为清除精神污染的对象。他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是1981年设计的方塔园。方塔园是上海松江宋代方塔处建立的一座遗址公园。冯纪忠以“与古为新”的理念，将古建筑与现代园林匠心独具地结合在一起，被学者认为是20世纪世界建筑史上罕见的杰作。但在建成后不久的1983年上海市人大政协会议上，却被当成了“资产阶级和封建的精神污染”批判。同行专家也开会批判他的“北大门”是卖国，铺地砖块有“资产阶级思想”，“堑道”设计是“反动封建残余思想”，整个方案“藏污纳垢”。现在回想当时的批判，逻辑非常荒谬。冯纪忠的设计既不铺张，又很实用，只不过和中国传统园林的风格不同，力图在本土环境中自然地体现发源于的德国现代主义风格，就被视为大逆不道。
虽然历史已经给冯纪忠恢复了名誉。但建筑和政治的关系却不是简单的“疏离”二字。从更高的意义上讲，建筑不但不应当受到政治权力的粗暴干预，建筑师也不应当成为当权者的御用工具。必须直面建筑与政治的纠结。冯纪忠的晚年，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由长期拮据变为相对充盈，中国进入了政府投资建设的高潮。这时，冯纪忠提出了公民建筑的理念。这不但具有恒久的学术意义，同时具有匡正时弊的警示意义。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建筑才是真正的建筑，其他的建筑如果不是为公民服务，不能体现公民的利益，它就不是真正的建筑。这句话是否说得太绝对？不，在我工作当中，依照我的理念和我的坚持，自问我是在做公民建筑。凡不是公民建筑的东西，我都加以批评。”冯纪忠强调建筑师应该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要关心“公民的需要”。他在八十年代就呼吁让上海告别马桶。他说，现在每个城市都有很大的广场，很大的办公楼。不少广场很少有人使用，这是很大的浪费。这样的设计就不是公民建筑，因为没有考虑到普通老百姓的使用。很多政府的办公大楼也不是公民建筑。现在中国政府的办公大楼基本都差不多，都盖得很高，很大，而且门前都有很长很高的台阶。“大楼梯，看着就让人紧张，看着就累，看着就让人害怕。其实，越是这样的建筑，就越应该是平着的。”他的观点，引起了学界强烈的共鸣。不少学者在讨论冯纪忠学术思想的会议上，不禁对近年中国各地政府争相修建超豪华办公大楼的风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各地一些政府大楼盖得又豪华，又威风，固然与前宪政环境下的财政体制有关，纳税人没有渠道监督政府对公共财力的支配，也与一些领导者专权跋扈的心态的有关，建筑师、设计师如果不迎合高官的口味，连参与公共建筑设计的机会也得不到。许多建筑师都面临着良知与利益的两难选择。在中国，实现冯纪忠提出的公民建筑的理想，既是建筑学的现实课题，也是今后政治学的现实课题。
这本书的内容不光是建筑与城市规划，还有教育、艺术、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历史内容。冯纪忠的祖父冯汝�，是光绪年进士，历任浙江、江西巡抚，官居一品，戊戌变法时曾支持新政，陈叔通是他的学生。他在南洋模范小学读书，就听过交通大学老校长唐文治及杨杏佛等人的演讲。他和贝聿铭中学同学，和裘法祖一起在慕尼黑留学。在奥地利认识的总领事何凤山，曾用发放赴华签证的方式，救过很多受到纳粹党迫害的犹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和万里一起出访苏联，万里在安徽主政时邀请他做九华山规划。他和林风眠是好友，夫人和女儿都曾拜林风眠为师学画。双桥老太太为他治伤。与各界人士的交往的细节随手拈来，都颇有沧桑之感。
本书的采访者赵冰、冯叶、刘小虎等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亲属，优点是情况熟悉，专业上没有隔膜。不足是与传主缺少距离，缺少跳出来的反思。这也是许多口述传记的共同难题。当然，必须肯定他们工作的态度是颇为认真的。从赵冰1995年提议冯先生口述，到2000年12月开始采访，结止到2009年3月，一共采访了60余次，并且经冯纪忠生前定稿，应当说功夫下得很足。凡有份量的口述传记，几乎与采访的次数成正比。唐德刚采访李宗仁100多次，马天纲、陈三井采访白崇禧128次。所以李宗仁、白崇禧的口述自传都成为名著。不久前，出版了一本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口述史，引起了一些争议。作者吴晓波一共只采访了6次便成书。如果是新闻报导，采访一次也可以下笔成文。但完成像吴敬琏这样一位经历丰富的经济学家的口述传记，仅谈6次就迅速成书，采访的功夫很难说已经到家，研究的气力也下得不够，只能算是一本成功运作的急就章。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质疑者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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