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 to you by Ruan YiFeng via Google Reader:
热河办报——李锐口述自传片段
丁东、李南央采写
准备离开延安
一九八六年我应约写过一篇近二万字的长文《回忆热河办报》，后来编入《李锐往事杂忆》书中。现在根据记忆谈些有关情况。热河两年可说是我一生独当一面工作的开始。
你们记不记得，毛泽东什么时候去的重庆，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吧。日本正式投降是在八•一五嘛。那个时候，对于日本投降，在延安的人好像没想到会那么快，没有精神准备。似乎有一种自我欣赏，认为是苏联出兵，所以加速促成了日本的投降。实际上恐怕还是美国原子弹起的作用，我们对原子弹的威力和它对日本本土的影响，估计是不够的。（插话：前两天，王芸生的儿子对我说，王芸生临死前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说，过去老说日本是被苏联红军打败的，可是苏联红军十四号出兵，日本十五号就投降。因此，实际上是苏联知道日本要投降才出的兵。所以王芸生说日本投降还是因为原子弹。他说不能说你头一天出兵，人家第二天投降，就是你打下来的，一天时间能打什么仗。）这是我们这么讲历史，实际上日本投降当然是因为原子弹。（插话：所以说实际上是原子弹炸得日本受不了了，日本决定投降。原来苏联、美国、英国三家说好了苏联出兵对付日本，苏联却迟迟不出兵，直到日本决定投降了，他才赶快出兵占地盘。）当然了。我刚才看了陈云的讲话，他说苏联出兵对共产党还是有利的。没有苏联红军进去解决了日本关东军，你占领东北就谈不上。随同苏联红军进东北的有原在苏联的周保中（金日成原来是周保中的部下）、冯仲云、韩光等那一批东北联军的老干部，大概刘亚楼也在里面，人不多，陈雷等大概都是那一批。北满有抗联的一批干部，是不是有一点部队我不清楚，有也不会很多。（问：北满的区域相当于现在的黑龙江省？）对，黑龙江。（问：比黑龙江大还是小？）不会比黑龙江更大吧。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在延安的人中有两种情绪：一种是大多数人的情绪，疯狂、欢乐，如鲁艺的人打着火把遊行，一直遊到杨家岭，大概有十来里路。把棉衣都拆掉了，八月嘛，以为马上就要离开延安了，把棉衣的棉花掏出来，蘸上煤油，当火把点。其实很多人后来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才撤离延安。而像我这样在报社工作的人又是一种情绪，就是对整个的形势担忧。我在《解放日报》国内版一直管包括军事方面的评论，所以头脑比较清醒，并没有很多的喜悦，马上关心到一个问题：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蒋介石那时也很了解共产党的本钱比过去大得多了。考虑到恐怕会打，而且倾向于认为，恐怕是非打不可。我的《龙胆紫集》"延安杂忆十首"，最后一首即写此种心情："昧旦争传倭寇降，山沟火炬喜如狂。夫妻默默窑中坐，天下谁家待较量。"我同那个时候的妻子范元甄两个人坐在窑洞里心情很沉闷：日本投降以后，国内的局势怎么样？前途是什么？觉得个人要做离开延安的准备。像我们这样的人，或者到大后方去，或者到前方去，不会再留在延安，而且估计我们绝对会是最早一批走的。因此准备得很积极，到了非常具体、非常细小的程度。譬如：我有一口箱子，得卖掉，大被子也要卖掉，认为绝不会在延安过冬了。那个时候中央有一个总方针：向北发展，守住华北，争取东北，向南防御（考虑对国民党和谈有个让步，江南的部队撤到江北来）。根据这个总方针，准备调延安的部队和干部到热河，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走出延安，北上承德
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和谈[1]以后，延安党中央由刘少奇主管。关于解放区全局的安排，毛泽东去重庆前中央就做了这样的决策：党中央迁出延安搬到热河，以此为根据地，联系整个东北和华北。日本占领时期将东北分为九个省，热河省是延安通往东北的门户，省会是承德，包括了赤峰、朝阳这些城市。日本投降时，张家口、承德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所以决定中央撤出延安后到热河落脚。那个时候的命令是这样的：山东调三万部队到冀东，协助冀热辽肃清所有的伪军，开辟热河，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且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由李富春去打前站。刘少奇在电报中说："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同热察省，并且有全国各个解放区同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就能够保证中国人民的胜利。"所以那个时候把控制东北和冀热辽作为关键。实际上毛泽东后来并没有走，留在了延安，只是中央工作委员会搬到山西晋西北了。随后冀热辽改为分局，属冀察晋中央局管。
到一个地方必须首先把报纸办起来，这是最先重要的工作。因此李富春就去找博古，向他要人。博古就找我谈，让我参加冀热辽中央局打前站的工作，去独立办报。当时在《解放日报》的年青人中间，吴文涛、吴冷西他们进入延安时，或是进陕北公学、或是进抗大、马列学院，学习之后安排工作，没有很多地方工作的实际经验。而我在进延安之前，就在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过，当过省青委书记，独当过一面。博古当时是南方局负责人，一九三八年六中全会后，他到过湖南邵阳（长沙大火后，省委搬到此地），向省委全体会议作传达，我是会议的秘书长。一九三九年秋，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我是湖南代表，在会议上听他作报告。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创办后，我从中央青委调到报社，管评论工作，他很了解我，以选了我，当然还由于我在报社工作比较出色。我立即同意了。
那时，我的前妻范元甄调到《解放日报》有半年多了，她原在重庆《新华日报》当过记者，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去新区办报。俩人被安排跟着打前站的杨家岭大队走，有几十个人，直接去热河。大队的负责人是刘秀峰，知道这个人吗？做过建设部的部长，解放战争时是张家口的市委书记，后来到了华北局。我们就马上做准备，首先是交通工具，延安牲口不多，记得给了半匹骡子带东西。我带的什么东西呢？一半是延安出的《解放日报》，再就是在杨家岭的中央图书馆找到的一些解放区出版的书籍，另外我自己还有点东西、有些书，合起来有一百多斤我自己的东西中最珍贵的是毛泽东的两篇社论手稿，我在报社后期管社论，因此有可能取走，其中一篇谈生产运动的，《毛选》中没有刊出。（这两篇社论连同他写给湖南老朋友的两封信，在长沙时，我裱成册页，题名"当代墨宝"。庐山会议后被中央办公厅搜去了。）《龙胆紫集》中有诗记述："字若龙蛇笔有神，征途万里总随身。桑干河渡曾浸水，手迹珍藏见寸心。"那个时候邓力群正被下放到中央图书馆做管理员，是他给我挑的书，大概挑了好几十本。（问：你们一共有多少骡子呢？）好像有五六头，刘秀峰有一匹马，可以骑，一般队员只有驮行李的骡子。（问：是任何人的行李都可以驮吗？）个人的行李有限制，每人二十斤。我自己随身背的衣服包，为了轻装，大被子都没有带，只带了一床小的，我分到的半个骡子就是给我驮资料。（问：您这半个骡子是因为工作需要还是因为级别呢？）工作需要。那个时候在延安级别没有像现在这样，延安的级别是大灶、中灶和小灶，就三个级别。毛泽东他们是小灶——特殊灶，高级干部吃中灶。在延安《解放日报》，陆定一、余光生他们吃中灶，我们吃大灶。衣服只分两种，毛泽东他们是一种，我们是一种。
所谓大队，也不过三、四十个人，男男女女分成两三个组吧。我记得是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五日从飞机场排队出发，李富春特来送的行，还同我谈了几句话。杨家岭大队的队员中我现在记得的：一个在杨家岭管生活的行政处长，陕北人，姓张，非常好的农民干部，做事非常细，大队的骡马都归他管；杨作材，他是我武汉大学的同学（在学校时名杨克穆），比我高两年，一九三六年法律系毕业。他家在九江，是搞房屋建筑的，他虽然学法律，也懂得技术，会盖房子。他在延安最有名的事就是负责设计和盖了杨家岭的大礼堂，一个跨度很大的拱形建筑，没有梁，石头砌的，可以坐好几百人。那个时候他是在王家坪的总参工作，英文很好，美军观察组来时，给叶剑英当过翻译。我跟他在一个小组，他是组长。他去世前是国家计委的副主任，我们是好朋友。
已经是多少年没有走路了。从延安出发，头两天大概只慢慢地走三十里，后来五十里到六十里，也就这样一个速度。有一两匹牲口女同志可以轮流骑，我是一直走的。我们经过清涧、绥德、到黄河边的佳县，韩天石那时在佳县当县委书记，他是在中央青委精减以后去的那儿。我记得是在佳县过的黄河。过了黄河就进入山西，到达晋西北解放区的忻县，由此再往北一直走到天镇，就很兴奋了。为什么呢？天镇可以坐火车到张家口。那一路虽然一直是走，相当累，但是非常愉快，非常兴奋。（问：这一路都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啊，绝对的，整个陕北都是解放区，清涧、绥德、米脂都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只有榆林还不是，是邓宝珊的，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带着国民党军队驻扎在那里。天镇那时已经解放了，也是我们的地方，从那里一直到张家口都是解放区，整个那条铁路也是我们的。那一路确实是喜气洋洋。《龙胆紫集》中有两首"离延安赴热河"，其中第一首记下了这种心情："宝塔山头映曙光，人欢马啸整轻装。苍龙已缚魔犹在，红日将升夜岂长。抓紧时机收失地，记牢路线上前方。黄河两岸一横越，天镇将临喜欲狂。"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 Subscribe to 丁东的博客 using Google Reader
- Get started using Google Reader to easily keep up with all your favorite sites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