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已不存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更是分崩离析。苏联东欧国家筹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团结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而欧洲国家共产党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筹组纪念会，则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各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流派均有分歧，有关这类纪念会或未被邀请，或拒绝参加，俨然以中流砥柱的姿态筹备自己的纪念会。1982年夏秋之际，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共高级党校、中国社科院和国家教委共同筹组纪念活动，内容包括"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以及"马克思生平事迹展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和"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图片展览"。中国社科院委托马列所筹备"学术报告会"，我是该所所长，负责筹备的具体工作。其中一项是筛选社会科学系统和高校系统送来的论文，在解放思想的空气下，我们理所当然地筛掉一些陈词滥调、八股教条的作品��未曾料想到的是，这种筛选后来竟然成为我的一条"罪状"。
学术报告会的开会方式是只宣读论文，不讨论，分为大会报告和分组发言两个层次，会期四天。中国这种官办的学术会议实际上也是按等级安排的，大会报告是"首长级"，由各单位首长包办，不论内容和水平。谁将在大会报告以及报告的题目是什么，都是保密的，我作为筹备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对此一无所知。
1983年3月8日，在胡耀邦报告的第二天，"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高级党校大礼堂隆重开幕，冠盖云集，学者景从，共一千余人，极一时之盛。大会开幕式由中宣部副部长郁文主持，首先由周扬宣读他的长篇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因为他年事已高，宣读只开了个头，由别人代为宣读全文。我事先不知道周扬要在开幕式作报告，事后听王若水说，周扬在1983年1月便开始准备写论文，然后在天津、北京等地找王元化（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顾骧（中宣部工作人员）和王若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一起讨论，最后由周扬定稿。周扬过去被称为"文艺沙皇"，"文革"后有所醒觉，认真反思，批判"左"祸，开始独立思考，得到理论界的谅解。他这篇报告谈了四个问题，提出了三个创造性的看法：其一，关于认识论，只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不够的，其间还有个知性认识；二，要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异化；三，要重视人道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周扬的报告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掌声不断。当时参加大会开幕式的高级党校校长王震听完报告后走到周扬跟前说："周扬同志，你的报告真好，我很受教益。我问你一句话，那YiHua两个字怎么写法？"周扬在纸上写了"异化"两个字，王震点头走了。当时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在宣读他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说："周扬同志刚才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我们要向他学习。"
不意到了第二天，大会报告结束后，会议主席王惠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宣布大会暂停，延期三天。于是大会程序全被打乱，大家如堕五里雾中。原来，周扬报告的当晚，未出席报告会的胡乔木突然打电话给中宣部说，周扬报告有政治错误，报告会不能散，要延长三天，组织发言，批判周扬。胡乔木和邓力群花了很大精力去组织批判周扬的文章，他们原来属意邢贲思（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予以谢绝；他们又找到北大哲学系主任黄楠森、社科院哲学所王锐生、人民大学靳辉明、《文艺报》唐达成等人，写了四篇文章，这些文章多属陈词滥调，自相矛盾，受到与会者的讪笑。后来《人民日报》在3月16日把周扬的报告和四篇批判发言同时发表，读者一看就知道是非高低，使胡乔木、邓力群大丢其丑。二人恼羞成怒，此事成为后来《人民日报》胡绩伟、王若水被查处的肇因。
2．转向"清除精神污染"
对周扬文章的批判和升级引起思想理论界的不安和愤懑，但胡乔木、邓力群仍然一意孤行，并将思想问题升级到政治问题，策划撤掉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改组《人民日报》，但受到胡耀邦抵制，未能成功。他们利用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前向邓小平汇报文艺界、理论界情况这一时机，用谎报军情的伎俩让邓小平产生一个印象，即思想文化界一片混乱、问题严重。他们向邓小平报告了周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论点。邓小平问他们，什么是"异化"，他们回答说，就是反社会主义。于是邓小平表示，"文艺界、理论界不要搞精神污染"，并准备在二中全会上提出这一问题。于是，邓小平成了"精神污染"一词的始作俑者。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此稿是胡乔木、邓力群起草的。邓讲了整党和"清污"两个问题。他说：理论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他还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胡乔木就这样借邓小平之口讲出了胡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而所谓"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二中全会本没有作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任何决定，但胡乔木、邓力群利用邓小平的讲话大作文章，提出要"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他们利用"清除精神污染"去打击知识分子中与他们意见不同、有独立思想的人，以控制思想文化界。二中全会后不久，报纸的主题从整党转为"清污"，顽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李先念、彭真、王震等纷纷大谈"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思想学术界的官僚及趋炎附势的御用文人大肆揭露思想学术界各领域的"污染"现象，点名批判某些书刊文章，并师毛泽东故伎，动员工人、农民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论。
"清污"波及到各领域，包括日常生活；揭发、批判不断升级，好象第二次"文革"开始了，引起了社会的混乱与不安。期间类似"文革"的荒唐事不断出现。例如北京市委大楼公然告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有些工人如此批判周扬："共产党要'四化'，周扬要'一化'"。
"清污"还引起了国内外关于中国是否要倒退到闭关锁国、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普遍疑虑。由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方毅等领导人的一致反对，"清污"只推行了28天就被制止了。但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却未停止，王若水受到了处分，周扬虽未受到处分，但他面临极大压力，要他公开做自我批判。据我所知，由于周扬一直顶住，结果有关方面竟利用新华社记者赚周扬的检讨。这个"自我批评"在《人民日报》1983年11月6日的版面上以周扬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刊出。此非周扬本意，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终于一病不起。哀哉。
思想文化领域主管的专制恶霸作风还可从中国社科院的汝信当时面临的处境窥见一斑。汝信是胡乔木门下的一位红人，他曾写过"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性，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该文发表在1980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胡乔木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此文被评为"1980年好文章"。时隔两年余，到了"清除精神污染"时期，曾经发表过与周扬相同观点的汝信又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发表在1984年1月9日、10日、11日的《人民日报》上，对自己的前一篇文章作了详尽的自我批评。文章发表后，思想理论界对汝信颇有责难。1984年7月间我见到汝信，谈到他的自我批评，汝信说，"社科院党委押着我去见胡乔木。胡乔木已给我准备了一个写作提纲。后来，我写好后，胡乔木又给我逐字逐句审定。实际上是胡乔木的文章"。我这里无意深责汝信，只想从这一事例中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状况。
3．"清污"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
胡乔木、邓力群大肆"清污"之目的在于清除知识分子中的异己，控制思想文化界。因此，他们必然要清理中国社科院，而马列所自然首当其冲。社科院党委召开了多次所长扩大会，要求各所汇报"精神污染"状况，并互相揭发。对马列所虽未公开指责，但是院长马洪和梅益等人找我谈话，指出我以下几个问题涉及"精神污染"：1979
年的文章说中国只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开始，实际上还处于过渡时期；为布哈林翻案；介绍南斯拉夫的理论与实践；介绍欧洲共产主义。我据理驳斥，并引用中共中央致铁托和贝林格的唁电证明，中共承认南共和意共在各自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没有和我争论，在全院批判"精神污染"的大会上也没有再提起。
胡乔木、邓力群企图利用"清污"解散马列所。11月我们就听到解散马列所的风声，还传闻中宣部内部文件说，马列所解散后一部分人可并到编译局去，我在编译局的朋友甚至问我本人和哪些人愿意到编译局去。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请冯兰瑞去找薄一波。当时薄一波具体管整党工作。整党工作规定中说，整党期间和"清污"均不包含处理某一组织。薄一波当时表示，"我决不会帮你们的倒忙"。我们又写信给邓小平、胡耀邦和胡乔木，反对解散马列所。大概因为"清污"仅28天便寿终正寝，马列所度过了一次解散危机。
后来，我找社科院党委书记梅益，指责他解散马列所为何不与马列所党委协商？这不符合党的原则。梅益矢口否认有此决定，并说，"今天不会解散马列所，今后也不会解散马列所。"其实，那是梅益对我当面撒谎。1989年我到美国后，据宦国苍相告（他是曾任社科院副院长、党委成员的宦乡的侄子），宦乡曾告诉他，在1983年10月、11月间，中国社科院开过党组会，梅益宣布胡乔木、邓力群提出解散马列所，要求院党组投票表决；那时于光远去日本访问，只有宦乡投了反对票，并要求上报时据实报告他的反对；但社科院党组上报时却谎称对此事党组会议全票赞成，于光远回国后得知此事，和宦乡一起去见胡耀邦，胡耀邦批评了社科院党组。看来，社科院党组确实有过解散马列所的动议。
在"清污"过程中，邓力群提出，宣传、文教各部门都要清理自己的出版物，这些部门的党员干部要检查有没有散布或接受"精神污染"，情况严重的单位应由上级派出工作组来帮助整顿。社科院党委根据邓力群的指示，于11月初派出以社科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杨克和干部陈强林组成的工作组到马列所，马列所那时还租住在北京市委党校。他们来到马列所开全体大会时，我宣布，"工作组进村，马列所党委全体辞职"；他们只好一再说明，他们是来帮助工作的。工作组来所后，要求集中马列所所有的出版物加以检查；同时找领导和工作人员分别谈话。公道地说，陈强林领导检查工作还比较实事求是，当然，这与当时党内外均对"清污"深恶痛绝有关。同一个陈强林，在"***"后曾极尽压迫之能事，并因表现"积极"而成为马列所党委书记，此是后话。当时的检查结果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介绍反面的东西太多，以后应加按语；因属内部刊物，不能算是"精神污染"。马列所建所后到"清污"的1983年间，公开和内部的出版物不下一千万字，检查工作浪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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