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说过："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一真知灼见，正在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印证。
在转轨经济学中，邓小平的担忧也被称为"局部性改革的陷阱"，简单地说是指改革仅集中发生在某些特殊领域，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即陷入停滞。一方面，许多原先支持改革的人由于率先而成为既得利益者，这些人不允许自己的利益受损，他们的理性选择就是转而反对继续改革。在中国最典型的既得利益者当属房地产开发商。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转轨过程中最强势的群体还是政治精英，因为权力和局部性改革现象密切相关。邓小平所说的"人的障碍"也可以看作是权力的障碍。
中国似乎目前难逃"局部性改革的陷阱"，这其实也是历史必然。因为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路径，比如，先经济体制后政治体制，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开放一般产品市场后开放资源产品市场等等。虽然这有别于苏联的"休克疗法"，没有一夜之间全面快速地推进大爆炸式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避免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快速形成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但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的进程中已经无形中累积形成。特别是政治精英并没有因为渐进式改革受损，因为渐进式改革恰恰是政治精英主导的，他们掌握着改革的进程和节奏，而且他们没有理由让自己成为被改革的对象。
客观地说，虽然权力障碍的存在使中国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但根据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章奇博士的研究，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更值得关注。尽管中央政府可能有继续推进改革的良好愿望，但手握权力的地方政治精英往往反对并阻止那些会直接减少其租金或削弱其寻租权力的改革，支持和贯彻那些会直接增加租金且不会削弱其寻租权力的改革。
当然，局部性改革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经济无法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无法提高。这是因为政治精英懂得竭泽而渔的道理，通过有限的制度变迁做大蛋糕，随着财富总量的增长，其分到的蛋糕也会越大。这也相当于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流寇-坐寇论"，老百姓不喜欢流寇竭泽而渔式的骚扰，但也许会默认坐寇放水养鱼式的盘剥。
以局部性改革的逻辑来对照中国现实是一个有趣的体验。比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处于"干打雷不下雨"的境况，即使是行政审批改革和预算改革都陷入了推而不进的窘境，因为这是直接削弱政治精英权力的改革。比如，中央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之所以"屡调屡败"（也可以说"屡败屡调"吧），主要还是因为在地方政府那里碰到了钉子，因为这相当于断了地方政府的财源。
再比如，最近几年中国加大了对农民和农村市场的关注，提高直接补贴、家电下乡、建立医疗和养老保障网络，这可能意味着政府意识到了竭泽而渔的危害。另外，这些政策或许不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反对，因为并没有直接削弱其权力，但如果要地方政府出太多钱的话，其动力可能也并不足，因为这会降低其收益水平。
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像歌中唱的那样"越来越好"，但操纵中国改革路径的政治精英特别是地方政治精英是"你好我更好"。虽然中央政府在努力地让改革成果惠及民生，但如果不通过民主化和财政分权等方式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让地方政府全心全意为本地居民服务，那么中国老百姓或许还是难以摆脱"坐寇"
下的贫民身份。《红楼梦》中贾宝玉对林黛玉诉衷肠时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也许中国（地方）政府喜欢的只是权力，取的也只是一瓢权力。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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