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
黄苗子说杨："人奇，遇奇，诗奇，癖好奇，学问奇，忧患经历奇。"
王世襄赠杨："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
杨宪益自嘲："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
北京什刹海一带如今成了老北京"胡同游"的胜地，清晨时分走在颇有几分古意的巷子里，让人暂时忘了现代化生活的喧嚣。时不时有一两辆脚踏车闪到眼前招揽"胡同游"的生意，倒成了我们问路的好帮手，寻到小金丝胡同里，幽静得只能听见自己清脆的脚步了。推开杨宪益家的大门，我们走进了一个古朴的小天地。
这是一座翻盖了的四合院平房，家中的布置中西合璧，简单而典雅，客厅明净的落地玻璃对着满墙的绿茵，有一种说不出的悦目。王世襄的手书"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挂于客厅中墙，为了老友这副对联，杨宪益曾写下注解："难比圣贤，不甘寂寞，冒充名士，自作风流。"杨宪益先生斜靠在沙发上，举止儒雅地招待我们，行动时则需要家中的助手搀扶。谈起往年趣事，杨先生神情闲淡，语气和缓，风云变幻成了过眼云烟。不知何故，如今每当见到"绅士风度"一词，我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杨先生。
这位集英伦风度与魏晋风骨于一身的绅士，如今身边少了那位半个多世纪患难与共的淑女。1999年初冬，戴乃迭因病去世，杨宪益赋诗缅怀："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如今家中摆着杨宪益和戴乃迭当年那张著名的身着唐装的结婚照，杨宪益的卧室则挂着郁风为戴乃迭晚年画的肖像，郁风在画上题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房子是杨宪益的小女儿为父亲安度晚年安置的，杨宪益曾赋诗记此事，其中有句："独身宛转随娇女，伤偶飘零似断蓬。莫道巷深难觅迹，人间何处不相逢。"我好奇地问："您的后代有没有与外国联姻？"杨宪益笑答："我的小女儿的丈夫是加拿大人，我的大女儿的儿子跟一个美国小姐结婚。家里像个联合国。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我们那时候比较少。"
2003年，杨宪益患重病后行走不便，遵从医嘱不再喝酒。这位一生"情有别钟烟与酒"的长者，只能抽抽香烟过过瘾了。他告诉我们，现在每天睡得很多，看看电视读读报，朋友来了聊聊天。我留意到墙角有一幅一尺见方的人物小品古画，画一打坐的老者，题诗为："不知老翁有何事，独坐此处等人来。"
杨宪益生于天津名门。父亲留学日本，曾是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1934年，杨宪益漂洋过海到英国留学，1936年通过考试入读牛津大学。一年后，英国姑娘戴乃迭（Gladys）入读牛津大学。在牛津大学，杨宪益和戴乃迭相爱了。1940年，中国战火纷飞，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邀请他回国任教的来信，戴乃迭毅然随他辗转回到中国。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我们很想听听，你跟你太太戴乃迭的故事。当初在牛津大学是如何相识相爱的？
杨宪益（以下简称"杨"）：我跟戴乃迭相识很偶然，但是也有必然性。我太太出生在北京，父亲在燕京大学做教授，从小她对中国就有了深厚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她还经常跟我说起小时候烤山芋的事。但是她母亲不愿意到中国来，她小时候没有学中文，五六岁以后，就回去英国读书了。
我跟她开始认识是在牛津大学。我读四年的荣誉学位，她读的三年的普通学位。她愿意跟中国人来往，我们一个朋友就介绍我认识了戴乃迭。当时，中国学生在牛津大学很活跃，经常学英国朋友搞一些活动，她也参加了。我是当年的中国学生会主席，她做了学会秘书，我们就混熟了。那时候日本学生在牛津大学也有学生会，也很活跃，会员比中国学会还多一些。我们就努力多认识一些朋友，慢慢就把日本学生会比下去，比他们会员更多了。1937至1939年，我们都在忙学生会的事情。1940年我毕业，戴乃迭与我订了婚，她父母也在中国传教，所以她也要到中国来。我说中国的情况很艰苦，她不在乎，非要来。
南：郁风写过你们的趣闻，你说戴乃迭是看到你俊美爱上你的，而戴乃迭说自己是因为爱上中国文化才爱上你，你又说至少说明你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杨：也不一定是这样。反正有人问她为什么喜欢杨宪益，她说是喜欢中国文化。
南：你太太喜欢中国文化，她的生活习惯也是中国化？
杨：对。我们家的生活还是很中国化的。思想方面，还是比较西化。
南：听说你的丈母娘不太喜欢女儿嫁到中国？
杨：一开始都不大同意。我母亲听说我要娶一个英国姑娘也哭了一天，哭了一天以后也想通了。他们觉得那个时候，中国人都很没有保障，娶一个外国人恐怕更不好办。两边都不太答应，但是两边都没有说，因为她的父亲比较开明。
南：有一篇文章讲，你的丈母娘对你太太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后来在"文革"时期，你们的男孩子真的出了问题。
杨：她母亲说跟中国人结婚，小孩子以后也许要倒霉。我们的男孩读中学的时候，考北大，分数刚刚考上，同班同学一个干部的孩子也考上了，结果就把我儿子的名字顶了。因为那个孩子的家庭有背景，比我们家好。我儿子没有读上北大，就上了北京的一个工科大学，他一直不开心，上了大学以后就与我们不大接触了。在大学期间，很多年轻人左倾很厉害，觉得我们太"资本主义"，所以他与我们也不大来往。到了我们被关起来以后，我儿子被开了斗争会，说他是特务的儿子。他受了些刺激，他说："我父亲也许不是杨宪益，我母亲可能跟另外的英国人生了我。"斗争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他是英国人的孩子，不是中国人的孩子，他就总往英国大使馆跑。来回几次后，乃迭的姐姐后来就把他带到英国去呆一段时间。因为在国内精神病院一年之后治不好，恐怕就永远就精神病了，就不如去英国。他去了英国后，看起来还比较好，圣诞节时，乃迭的姐姐去了外地，就他一个人在家，又发作了，把房子烧了，自己也烧死了。
牛津大学是杨益宪一生梦魂牵挂的地方。在那里，杨益宪找到了终身伴侣戴乃迭，也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其中有后来成为大学者的向达和钱钟书。黄苗子在《奇人杨宪益》一文中写道："原是牛津大学的博士，因抗日救亡返国，没有拿到文凭，偏偏于1993年由香港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同时荣领博士学位者，还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兰修女、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
南：在牛津大学的生活是怎样的？
杨：那时候，在牛津的学习也完全在于自己。一个星期与导师见一次面，其他时间都靠自己在图书馆看书。我不大爱学习，很多时间都是与朋友一起聊天、玩，生活很自由。
南：很多学者说，学问都是在聊天的时候聊出来的。
杨：对。我们那时候上午和下午的课程都是自愿选听的，晚上没有朋友来就看书，有朋友来就不看书，很自由。结婚以后也有很多朋友一起聊天，也有很多交流。
南：当时在牛津大学时你已经认识钱钟书先生了？
杨：对。那时候还有一个好朋友向达，我通过向达认识钱钟书，我们三个都是很好的朋友。他跟杨绛一起去的。我那时候年纪比较轻，他们都叫我小杨。那时候留学生中有三个姓杨的：大杨、中杨、小杨，我是小杨。
南：据说钱钟书毕业回国后在西南联大和一些人关系处得不太融洽，就改到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书，后来又去了上海。这段经历后来融入了《围城》之中。
杨：我没有接触过。钱钟书以前讲话也很随便，后来把字改成"默存"，默默地存在，性格跟在西南联大以前的变化挺大。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但是我们彼此没有通信。
南：后来他也与外界没有太多接触，自己做自己的学问了。
杨：解放后我们与钱钟书他们的联系也多了起来。向达推荐钱钟书翻译毛主席著作，中央也想调我与他一起翻译，我当时在南京，觉得政治性文章的翻译我不内行，婉言谢绝了。后来到了北京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1989年我写过两句打油诗："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钱钟书见了，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这两句，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整，建议改为"万事足"对"一身轻"，问我如何。我看了笑一笑，也忘了给他回信了。
南：黄苗子写过一篇有趣的文章，说你因抗日回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后来香港大学给你颁发了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杨：在英国牛津大学，我读了4年，得了荣誉学士学位。我是学士学位以后就飞回中国，但是那个时候学士学位就相当于硕士学位。我没有读博士，因为那个时候在牛津大学读博士要8年时间。
南：黄苗子说，你原是个公子少爷，却醉心于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经历很奇怪。
杨：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我小时候家里就有很多佣人，我跟他们关系都很好，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少爷，比他们高一等。我父亲死了以后，抗战后，家里给我寄钱也越来越少。那时候我在英国牛津学士毕业以后，美国日本都有工作机会，我一直都没有考虑，我觉得我是中国人，本来出国读书就是为了回国以后更好地工作。
南：你在英国接受的思想是怎样的？
杨：我是比较自由主义，但是也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来也看过一些马克思的著作。那个时期我也是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我就参与地下党工作，我要求入党。但是不能一个人介绍，要两个人介绍，可有一个人去了外地，所以就没入成。
南：你在英国自由主义惯了，回国以后会不会发现不适应？
杨：刚解放的时候，我也比较"左"，但是不像其他人那么"左"得厉害。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都比较接受，比较激烈的运动我大部分都不大赞成。"土改"我没有参加，"反右"参加了，"三反"我也参加了，因为各种原因，我"三反"也没有挨斗，我也没有划成右派。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左"的。那个时期我跟冯亦代他们一起，我还是比他们"左"一点。我太太不参加这些，但是讲话很自由，出乱子很多。"文革"时期也不知道安的什么罪名。本来中国人就会觉得外国人特别，容易出问题。所以她母亲觉得我们结婚以后，孩子会出问题。
杨宪益和戴乃迭婚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她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2003年，国内出版一本关于她的书，名为《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南：从英国回国时，国内正是战火纷飞，你们的经历是怎样的？
杨：1940年，我们经过加拿大，走海路经过太平洋来到中国。日本当时已经占领了大部分中国沿海城市。我们在上海登陆，船在租界旁边停了一夜，后来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我们遇到了"二流堂"的一些人。我母亲也刚从天津到南方，当时住的是罗家伦的房子。我跟戴乃迭1941年结婚，然后我们两个都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书，我们跟同事关系都很好。可是，当时学生中间有人当特务，我们追求自由，说话也不注意。她也说了一些同情共产党的话。我们订了一份《新华日报》，还收藏鲁迅的著作，他们也知道了。过了一年，中央大学就把我们解聘了。第二年，我们就到了贵阳，她就怀孕，生了第一个孩子。她母亲当时在四川成都，说成都的医院比较好，所以就去了成都。第二年，我也要求调到成都教书，去了成都郊区的光华大学，也是从上海搬去的。在光华大学教了一年书，在那里收到了一些朋友的邀请。有一位朋友认识梁实秋，梁实秋当时是重庆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我们就接受了他的邀请，进入编译馆。抗日战争结束我们才离开重庆，跟着编译馆去南京。解放以后，我们在南京工作了一两年。1952年，北京有朋友邀请我们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外文出版社。那时候找外国人做外籍专家，头一批专家就找了我爱人。
南：你们在一起翻译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
杨：我的翻译大部分是她打字的，她加工。还有一些是她自己翻译的。后来她的中文也不错了，白话文可以看，一些古典的东西还是要我先翻译，她加工。一些现当代的东西，就是她自己翻译。《红楼梦》的翻译也是我们合作。有的时候是我口述，她打字，她打字比较快。中国近代小说史，三天时间，我一边口述她一边打字。这样的情况不多，大部分都是我先打字，她对着原著看着，然后再校改。
南：你当时翻译的时候，稿子是打出来还是写出来？我们在周有光先生家里看到他写稿是打出来的。
杨：一般都是打出来的。过去的工作也是用打字机。写字如何写也不一定很工整，打字打完以后就可以拿去印，修改也方便。
南：在生活中你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杨：翻译的交流我们用英文，但是在家里说话就是用中文，日常生活与孩子说话用中文，但是我们两个单独说话用英文。
南：你从小就喜欢英文么？
杨：上中学以前就对英文有接触，父亲过去在天津是中国银行的行长。我父亲的老婆没有生一个儿子，我母亲是姨太太。三四岁的时候也许我母亲教过我一些，后来家里请了老师。我对老师很不客气，我气走了好几个老师，最后一个老师跟我比较投缘。19岁我到英国去。
南：在英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把中国的古典名著翻译成外文？
杨：原先的时候都是翻着玩，没有想翻译整部著作。后来是到了外文出版社，刘尊棋是社长，制定计划要翻译100种古典名著和150本当代文学作品，我很高兴参加。《红楼梦》翻译了好多年，刚开始我翻译到80回，后来翻译40回时，我们就进去了（进监狱）。回来以后，我又开始翻译了一遍，年头拉得很长。就是小说人物太多了，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难的。人物名字太多，有的名字我就翻译意思，有的我只翻译读音。
南：你如何看《红楼梦》？你太太也看原著么？
杨：她也看原著，但是应该有困难。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大喜欢这本书，我一次也没有看完过。后来外文出版社让我翻译，没有办法了。翻译的时候，我喜欢贾宝玉、王熙凤、秦可卿，薛宝钗这样的人我就不喜欢。
1968年4月，杨宪益和戴乃迭遭遇牢狱之灾。在此后4年中，戴乃迭与杨宪益关押在同一监狱，但是彼此之间很长一段时间并不知情。被捕当晚，杨宪益如常与戴乃迭对饮，获释回家时发现那瓶未喝完的酒依旧在茶几上，颜色业已变黄。屋子里面本来有棵仙人掌，一直没有人浇过水，样子看上去还活着。杨宪益一碰，"哗"一下全变成了灰，坍塌下来。
南："文革"你们都进了监狱，这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是什么样的？
杨："文革"时期，我们分开了4年。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酒，喝完酒她先去睡觉。到了晚上11点以后，他们就叫我上楼，我去了就发现有人在那里，要将我逮捕，也没有说理由。后来，也盘问过我一些问题，问我认识一些什么人，让我交代。可是一直也没有清楚地说我是特务，但是也没有说为什么逮捕我。4年以后就把我放了。过了几年，公安部又来人向我道歉，说调查结果发现，我还作了一些好事。那些材料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
南：郁风的回忆文章说，你太太在监狱里，每天吃饭时人家给她发窝头菜汤，她都会说"谢谢你！"
杨：在英国，"谢谢你"是常用的。在中国好像是说"谢谢"很奇怪。
南：你太太的回忆录里说，你先被释放回家，她回来时你已经整理好了房间，她在桌子上看到一瓶白兰地，她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你说："是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当天晚上你们又喝酒了？
杨：当时同狱的"犯人"问我出去以后还喝不喝酒。我说要看给我多少钱。如果给我以前的工资，我就既喝酒又抽烟，如果给我工资少了我也许只喝酒不抽烟。后来，差不多我们每天都喝一些酒，但是没有喝醉过。我从小就喝酒。我父亲就是洋酒也喝，国酒也喝。大人喝酒，我10多岁也有喝一点酒。我太太以前很少喝，后来也喝一点。
南：现在医生不让你喝酒了，那每天抽多少烟？
杨：一包到两包。以前搞翻译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我太太偶尔抽，不像我这么多，也不反对抽烟。我抽烟还是因为我太太，到英国以前我是不抽烟。我到了英国看到她抽烟，我请她抽烟，我也就抽上了烟。
南："文革"后生活变好了，你们总是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去医院看病？
杨：我们两个一直都是这样。
南：现在每天的生活怎么样？
杨：现在也没有什么生活了，腿不好走，每天坐在这里看看电视或者看看书，朋友来了聊聊天。最近去过几次医院，去了医院以后也就不大想喝酒了。烟还抽，我抽的烟是最便宜的，据说是对身体不好，不过我也活到90岁了。
杨宪益和戴乃迭家的客厅，曾是朋友们欢聚的天堂。1976年，杨宪益写下了一首《狂言》："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大跃进中易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从此，这位翻译家诗情勃发，与打油诗结下了不解之缘。杨宪益与黄苗子唱和时，撰有一联："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启功认为对得不错。后来有心的朋友将杨宪益的打油诗搜集成册，名为《银翘集》。
南：听说家里原来是高朋满座？
杨：到北京以后，我们家住在外文局的宿舍里。原来是普通朋友，坐牢几年，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南：我感觉你们这帮朋友在一起，很有魏晋风骨的味道。现在很少有不同学科的人一起聊天了，以前电影、美术、文学、翻译的都在一起的。
杨：对，我的朋友中，向达是研究历史的，搞美术的也很多，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黄永玉，我都认识。现在每个人都忙自己的，朋友间聊天的就很少。以前在梁思成林徽因的客厅就很多人，"二流堂"也很多人。我不属于他们的一分子。"二流堂"是他们在重庆搞的，我没有参加。郭沫若开玩笑起的名字。后来很多左倾分子觉得名字不好，里边的人也被划了右派，后来就完了。
南：跟你的朋友交往的时候，你太太如何与他们交流？
杨：一般她说话比较少，偶尔也说一两句。大家都很喜欢她，她人很好。
南：你是搞翻译的，为什么写起打油诗？
杨：我小时候，练过一些古文，所以写起打油诗没有什么困难。在英国的时候，差不多中文就没有怎么看。回国以后，我认识一些老先生，他们喜欢在一起做诗，他们把我拉了去，他们写，我也跟着写。
南：黄苗子说你的打油诗是非常好的。
杨：小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也认识一些写诗的同学，那个时候也想写一点诗，因为觉得自己写得不好，也就没有写了。到了晚年，才开始写诗。写诗一般都是朋友写，我跟着一起写。我很少一个人写诗。黄苗子爱写诗，后来有朋友在香港给我出了一本诗集《银翘集》。
南：你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跟下一代很不一样了，你们的国学功底都比较深，西方的思想也接触了不少。接下来的一代，国学的东西、西方的东西接触都少了。
杨：现在留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西方的东西接触越来越多，但是国学的东西都没有了，不同学科的人也很少有交流了。
（采写：李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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