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公社】 “文革”读书与中国60年

"文革"十年，我从七岁到十七岁，想方设法读了不少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根本不必读；与此同时，有好多应该读的书没有读到。现在五十岁了，当年的欠缺也许还没有补完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最近有位朋友在潘家园买到一本诗集《出发》，路易士著，上海太平书局一九四四年出版。扉页盖着"北京市东城教师进修学校图书馆"章，封面有我父亲的签名："沙鸥一九五三、二月"。还有读者在我的博客贴过另一种先父签名本的书影，却盖了别的图书馆章。此皆我家旧藏。

却说1966年8月的一天早晨，街道主任登门通知：红卫兵要来抄家，你们自己先挑选一下，好书留下，坏书让人拿走。可是当时除了马、恩、列、斯、毛和鲁迅，我们实在不敢担保什么算是好书。七十年代初父亲回来，一再说起其中有两套最可珍贵，一是《六一诗话》之后的全部诗话，一是《尝试集》之后的全部新诗集，都是他多年精心搜集，打算研究用的。父亲要求发还抄走的书，得到的答复是，早与别处抄来的书一起在附近中学的操场上烧掉了。现在才知道被骗，原来已经充公了。可怜父亲至死不明真相。不过"人亡书，人得之"，好歹比付诸秦火强点罢。

交错的早期阅读

经劫掠，家里只剩下一套一九四六年版的《鲁迅全集》，正文二十卷，"补遗续编"一卷，另有"补遗"一卷却也一并抄走了。再就是一套《瞿秋白文集》，四卷，此前恰好被二哥的小学老师借走，过后还回，也成了漏网之鱼。此外还有两套《十万个为什么》，几本苏联儿童小说。其中《盖达尔选集》共两卷，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少年鼓手的遭遇》、《学校》和《铁木尔和他的队伍》，都带有传奇色彩，又是少年儿童的真切感受，很引人入胜，虽反复阅读亦不感厌倦。另外两本已经忘了作者姓名的小说，《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很有光亮，《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则色调略暗，写和平年月种种烦恼和快乐，是我的实在生活中所完全缺乏的。我那时候有点儿孤僻，找不到愿意和我一起玩的伙伴，马列耶夫、瓦肖克和《学校》的主人公鲍里斯·戈利科夫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了。

这类书中另外一些读得较晚，譬如马卡连柯的《教育诗》，那是我刚上初中时的重要读物，可是我已经不像对待上面提到的几种书那样，以一种仿同心理去读它了，只是想怎么不曾遇见像马卡连柯那么一位能够理解学生的好老师呢。中国人这方面的著作读得不多，只记得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等，好像没有太大意思。此外我还读过几种民间故事，有一本《苏州民间传说》是从家里某个角落找到，我还记得其中一个故事：织工为皇帝做龙袍，临近完成，一时瞌睡，碰破膝盖，血滴在龙袍上，大家着急，因为犯了杀身之祸。有个年轻工人想起织朵花盖住血迹。总算对付过去，这人却身心交瘁死了。寓言一类，小时候我只读过一部《克雷洛夫寓言全集》，至于伊索、拉封丹等则是很晚才读到的。我的阅读经历颇有欠缺之处，有些当时应该读到的书，如《鲁滨孙飘流记》、《格列佛游记》、安徒生童话和史蒂文生的小说，都找不着，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到手时已很晚了，虽然一一读过，却已没有太大兴趣。

特有的文革小说

当时书店里卖的大多是"文革"中出版的小说，数量不多，譬如《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向阳院的故事》之类，好像只有一本出版较晚的《桐柏英雄》写得还算凑合。这本书与《虹南作战史》都署"集体创作"，也是当年才有的现象。偶然也有"文革"前的作品甚至外国作品发售，我就曾买过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费摩维支的《铁流》等。相比之下，主要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借书来看，最容易到手的是"文革"前印行的中国小说和翻译小说，其中以苏联的为主。偶尔也能借到1949年前出版的书，譬如我就看过文光书店1947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穷人》和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出版的《契诃夫独幕剧集》。"文革"前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我那时没有机会看到。后来图书馆也可借阅了，只是借书证特别难办。我有个邻居有首都图书馆的借书证，帮我借过不少书。

"文革"前的中国小说，我至少读了十之八九。借到什么读什么，有几本不知为何一直没还，以至一看再看，譬如王汶石的《黑凤》，要说最熟悉的恐怕莫过于这一本了。这些作品中以梁斌的《红旗谱》和柳青的《创业史》写得较好，前者粗犷，后者细腻，书中的爱情描写曾经使我感动，所塑造的春兰和改霞都是可爱的人物。不过"文革"过后我重新买到这两本书，已经完全丧失昔日的兴致了。

在古典与西方间穿行

中国的古典小说，我也陆续读了不少。第一部是《三国演义》，总共读了四五遍，以后父亲最喜欢给我们讲的便是其中的"温酒斩华雄"那一段。历史演义类中有一部《东周列国志》印象颇佳。《小五义》、《续小五义》等都是线装小本，每套一大摞，纸又黄又脆，不知二哥打哪儿弄来，平时藏在被卧底下，我也偷偷看了一些。《西游记》只看过一两遍，一直引不起我的兴趣。《水浒传》是向我家的邻居借的，借了还，还了借，前后看了总有二十几遍。迄今我仍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最好的一部白话小说。"文革"后期，忽然传来"四大古典名著"一说，允许内部发行，托关系可以买到。我家各买了一部，《水浒传》无须向人借了，《红楼梦》也因此可以读到。《红楼梦》我前后读不超过十遍，书中有我们家人各自喜欢的人物，常常为此争论不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我读得更晚，觉得远在《三国》、《西游》之上。清末所谓四大谴责小说，我只中意《老残游记》。

"文革"前苏联小说翻译最多，也最容易找到，我读过的可以列出长长一个单子。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后来知道其实质是以虚假替代真实，总的来讲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但当时对我的吸引力着实不小，这是因为和中国"文革"前与"文革"中的小说比起来，总归写得强一点儿，尤其是往往有些在中国小说里看不着的东西，譬如并不回避爱情描写，对人性也不无揭示，等等。苏联小说还有一点与中国小说不同，就是并不一味光明，色调比较黯淡，也就稍稍复杂一些，尤其见于"文革"中翻译过来的几本，如《人世间》、《多雪的冬天》、《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等，《摘译》上也有不少此类作品。当然苏联小说也有真具成就者，譬如那时读到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气势磅礴，场面恢宏，葛利高里个人的命运，他与阿克西尼亚的爱情，都很牵动人心。大概是主人公一直不曾找到方向，全书笼罩着一份难以言说的惆怅。

"文革"中，西方小说很难读到。家里偶尔借来几本，我有记忆的是两次。一次大概是1973年，有朋友以一块手表作抵押，借到一套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还是文摘出版社1947年的版本，我家有幸留得一日，大家轮流看，人闲而书不闲，我不够排队的资格，只能利用别人交接的间隙，读了一、四两册，知道前因后果而已。另一次在此之后，父亲借来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当时只觉得简·爱若是赶上苔丝的境遇，一定把持得住，不会落得那般下场，《呼啸山庄》则完全看不懂。很多好书要后来重新读过，才能真正理解。

诗史之旅

那会儿我们还热衷读剧本，不光读话剧剧本，也读电影剧本。曹禺的剧本尤其爱读，很长时间我们都只是想像《雷雨》、《日出》和《北京人》的舞台效果如何。父亲看了《摘译》上的外国电影剧本，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故事，一幕幕好像真在我们眼前展现。大家还都喜欢读诗。父亲给我们讲唐诗，我因此背诵下来不少。

外国诗人中，我当时最喜欢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马雅可夫斯基最初只看了他的《列宁》、《好！》，还有"你吃吃凤梨，嚼嚼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之类的口号诗，虽然我还不明白"凤梨"与"松鸡"为何物呢。后来才觉得他实在"夸"得很，除了那首《穿裤子的云》之外。聂鲁达也是先爱看他的革命诗，像《英雄事业的赞歌》之类，这本是他颇为次要之作，我却一再推荐给喜爱诗的朋友。以后读到《马楚·比楚》，才真正懂得聂鲁达的好，诗作开头那句"从空旷到空旷，像一张未捕物的网"，气魄实在大极了。

以上所谈限于文学；其实我在那个年龄，此外想知道的更多，但是当时知识读物很少，地理、历史之类书籍尤其难得。我曾给父亲写信说想看点历史。他先后寄来十来本小册子，如《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之类，最主要的是厚厚一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反复阅读，简直爱不释手。到了七十年代，母亲带我到王府井书店买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比原来那本详细得多。父亲还带回一册荣孟源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我第一次读到当年人物自己的记述。我清楚记得其中义和团揭帖说"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可是后来写《神奇的现实》，查资料却是"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势萧然"，不知哪个版本准确。有一回去法国，不知怎的想起前两句来，很感滑稽。另外陈天华的《猛回头》节选，上来就说"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我常想这"高声大唱"实在太好玩了。

"文革"十年，我从七岁到十七岁，想方设法读了不少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根本不必读；与此同时，有好多应该读的书没有读到。现在五十岁了，当年的欠缺也许还没有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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