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新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封建主扯起了“排满、反汉、卫教”的旗帜，在天山南北建立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而占据喀什噶尔回城的金相印，因久攻喀什噶尔汉城和英吉沙尔不下，竟伙同柯尔克孜族封建主司迪克，派人去紧邻南疆的浩罕国，要求迎回原回疆叛乱分子张格尔的儿子布素鲁克，这就给了浩罕野心家阿古柏以入侵之机。
阿古柏入侵新疆
阿古柏是个阴险狡诈、野心勃勃的人物，他以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手段闻名于浩罕国。1865年元月，阿古柏与布素鲁克一道，带着68人越过边界进入南疆，很快攻占了英吉沙尔和喀什噶尔汉城。第二年攻占叶尔羌、和阗。此后，又进一步消灭了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势力，宣布成立哲德沙尔(七城)汗国。1870年又攻占吐各番、乌鲁木齐，控制了新疆的大部分。
阿古柏的哲德沙尔政权，是外国侵略者在我国新疆建立的殖民政权。在它的控制区内，对各族人民实行严酷的统治。死刑、重税、劫掠，各族百姓被充做奴隶役使，到处都有家破人亡的景象。
围绕新疆问题的斗争，还存在着复杂的国际背景。沙皇政府于1872年6月与阿古柏签订了所谓的《通商条约》，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获得了许多特殊权益。
英国1874年2月2日，英国使团与阿古柏政权签订“条约”，英国人可以随意进入阿古柏占领区的所有部分，并“享有当地臣民或最惠国公民所享有的商业方面的一切特权和便利”，从印度进入南疆的货物将不受开包检查，英国人可以在南疆购买、出售土地和房屋、仓库。阿古柏卑躬届膝地向英国使节表示：“女皇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
就在西北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挺身而出，毅然承担起归复新疆的重任。
左宗棠白发临边
1873年春，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收复新疆的方略，要“从内布置，从新筹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就饷事而言，则要撙节使用，统一各军专饷”。
1874年春，约一万多人先后相继出关。8月，清廷任命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正白旗汉军都统金顺为帮办大臣，负责关外军务。10月，又任命左宗棠为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以袁保恒为帮办。从表面看，清政府好像决心要收复新疆了，其实清廷内部意见纷纭，举棋不定，终于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塞防的大辩论。
自新疆沦陷以后，曾国藩就曾鼓吹“暂弃关外，专清关内”。1874年5月，日本入侵台湾，海防告警，李鸿章更以加强“海防”为幌子，要求对已经出塞或准备出塞的军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公然主张放弃关外。在李鸿章的带头鼓噪下，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甚嚣尘上。
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了一道奏折，详细论述了收复新疆的必要性。他首先肯定“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然后分析了当时形势，进而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左宗棠的意见得到了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的支持，文祥力排众议，力主进剿。这样，清廷终于下了决心，收复新疆。
1875年5月2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授予他筹兵、筹饷和指挥军队的全权，并以乌鲁木齐都统金顺为帮办，陕西巡抚谭钟麟“督西征饷事”，组成了西征军最高统帅。
一战下天山，收复乌鲁木齐
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左宗棠在1876年夏天拉开了驱逐侵略者、收复祖国疆土的战幕。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抵达肃州(酒泉)，建立大本营。同月，湘军总统刘锦棠率主力部队25营（约11000人左右）分四批出星星峡，向哈密进发，又派蜀军徐占彪部五营出关驻扎巴里坤，以固后路。
1876年7月21日，湘军总统刘锦棠与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在济木萨会商进兵计划。8月11日，清军出奇制胜，闪击战略要地黄田。依附阿古柏的白彦虎集团，集中主力扼守乌鲁木齐北面的古牧地（乌城只有守敌千人）。刘锦棠和金顺合兵一处，以优势兵力展开攻坚战。在击溃阿古柏派来的增援部队后，又以猛烈炮火轰坍城墙。17日，克复古牧地，歼敌五六千人，次日，乘胜收复乌鲁木齐。
11月11日，金顺在刘锦棠部和伊犁将军荣全的协助下，攻占围困达两月之久的玛纳斯南城，结束了北路之役。
二战达坂城，克复吐鲁番
北路告捷后，阿古柏拼凑了27000人，凭借天山之险负隅顽抗。达坂城是天山的重要孔道，是通往南疆的门户。阿古柏派“大通哈”(地方高级军政长官)爱伊得尔呼里率精兵4000驻守，并给他配备了大炮30门。又派次子海古拉率步骑6000人，屯扎达坂东南的战略要地——托克逊。吐鲁番盆地，则由从北路逃归的马人得、白彦虎驻守，阿古柏亲自坐镇喀喇沙尔督阵。
左宗棠预料：“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处。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基于这种判断，左宗棠做出如下部署：分兵进攻吐鲁番和达坂城，两处克复之后，再进攻托克逊。
1877年春夏之交，清军分三路，由北、东两个方向向吐鲁番地区展开钳形攻势。4月14日，主力刘锦棠部翻越天山，南下达坂，连夜衔枚疾进，速战速决，于4月20日攻克达坂城，全歼守敌。
25日，北路军进抵白杨河，刘锦棠分兵两路前进，一路趋吐鲁番，与张曜、徐占彪会师，自己亲率14营直捣托克逊。
此时，托克逊守敌海古拉已弃城逃走，白彦虎从吐鲁番逃到这里，四出劫掠，焚烧村堡，当地人民“泣求大军速援……回众无复疑惧，俱延颈以待官军”。4月26日，清军攻克托克逊城。
在刘锦棠部南下达坂的同时，张曜的“嵩武军”，徐占彪的“蜀军”分别以哈密、巴里坤为基地西进。4月21日，“嵩武军”分统孙金彪与徐占彪协作，攻克吐鲁番东面门户——七克腾木，26日直抵吐鲁番城下。北路湘军罗长祜部也赶到，三路合攻，守将马人得投降，吐鲁番全境克复。
达坂、吐鲁番之役，是双方主力的一次决战。清军重创了阿古柏的有生力量，打开了通向南疆的大门，造成了破竹之势。众叛亲离的阿古柏惶惶不可终日，在库尔勒服毒自杀(一说为部下所杀)。
三战复南疆，孤悬伊犁
阿古柏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继承权发生火并，内部分崩离析。但左宗棠由于“饷源涸竭，转运不继”，遂把第三个战役推迟到秋凉之后。
炎夏一过，刘锦棠部32营以托克逊为基地，于8月25日发动秋季攻势。
残敌白彦虎决河放水，狼狈逃窜，喀拉沙尔、库尔勒之间均被水淹，清军涉水、搭桥而进，10月17日在库车郊外赶上白彦虎大队，歼敌千余人，然后连克库车、阿克苏、乌什。冒着严寒进克喀什噶尔，并陆续收复叶尔羌、英吉沙尔，最后于1878年1月2日收复和阗。阿古柏的大儿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穷途末路，窜出边境，投靠沙俄，南疆残敌基本肃清。
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由进军北路到收复南疆虽历时一年半，实际作战只有八个半月。清军集结总兵力约70000多人，先后投入第一线的兵力达80多营，近40000万人。战事从1876年夏季开始，到1877年底结束，天山南、北两路除伊犁地区外均告克复。1881年又以战备为后盾，通过外交淡判收复了伊犁地区的大部分。
衰年报国 抬棺出征
1871年，俄军悍然侵占伊犁后，沙皇政府估计清廷根本无力收复新疆，曾假惺惺地表示：“俟关内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出乎沙俄意料，中国竟连战告捷，除伊犁地区外，新疆沦陷区均告克复。沙皇政府一面指使白彦虎残部骚扰我国边境，一面则在外交上玩弄花招，以攫取更多利益。
1878年底，清政府派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去谈判归还伊犁问题。沙皇政府连吓带骗，迫使昏庸的崇厚签订了屈辱的《里瓦基亚条约》，以丧失大片领土和赔款五百万卢布为代价“收回”了九座空城。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左宗棠也极为愤慨，痛斥崇厚卖国。迫于舆论，清政府遂将崇厚治罪，判为“斩监候”，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前往圣彼得堡谈判，同时命左宗棠统筹兵事，做打仗准备。
1880年4月，左宗棠开始部署军队，准备以刘锦棠步骑万人出乌什，张曜所部7000人从阿克苏分两路直取伊犁，金顺所部万余人扼守晶河，备俄军东犯乌鲁木齐。他表示：“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5月底，左宗棠以69岁的高龄，带病的身躯，冒着盛夏的酷热舆榇出关，誓与沙俄决一死战！
6月15日，左宗棠进抵哈密，命令各军戒备。沙皇政府一面增兵伊犁，一面调遣军舰东来，虚张声势。清政府在讹诈之下准备妥协，急调左宗棠回京，以避免冲突。
由于清政府的怯懦和短视，左宗棠收复伊犁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在左宗棠积极备战的支持下，曾纪泽的外交谈判却有了进展。对左宗棠被召回一事，沙俄并不明白底细，误认为中国有“动兵之意”。如果真的对华作战，沙俄是力不从心的。刚刚结束了俄土战争，俄国财政已经涸竭，不得不后退一步。
1881年2月21日，即左宗棠到达北京的前三天，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同意归还《崇约》划走的特克斯河谷和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但仍占有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此外，放弃了俄货由嘉峪关运进内地的要求，但赔款却由五百万卢布增至九百万卢布。这仍然是个不平等条约，但与《崇约》相比，总算收回了一些权益。
左宗棠收复新疆，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摧毁了窃踞新疆达13年之久的阿古柏反动政权，打击了英国在新疆的扩张阴谋，并使俄国鲸吞新疆的美梦成为泡影。收复新疆的胜利，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显示了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决心和力量，也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摘自凤凰网转载《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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