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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
１９７３年９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最后一站是上海，周恩来夫妇陪同。在沪期间，邓颖超抽空到康平路看望上海市委领导人家属。她先后走访了王洪文、姚文元、徐景贤、王少庸几家，却没有搭理住在王少庸家隔壁的张春桥夫人文静。这件事让张春桥坐不住了。
原来，文静在抗日战争初期加入中共。１９４３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大扫荡，文静被俘，押到石家庄后，参加了日军的反共宣传活动。后来日军败退，她重新找到八路军，和原先的恋人张春桥结了婚。文静的历史问题，党组织早已掌握，所以一直不予重用。文革中又被群众组织翻了出来，张春桥的对策是尽量不让她抛头露面。当时，江青、叶群已经在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上海有群众组织头头提议张春桥夫人当市革委会委员，却遭到张春桥痛斥：“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此人想讨好张春桥，不料触到了张春桥的难言之隐。张春桥的观点并不错，可惜他这个并不错的观点也不敢公开表达。
１９７３年中共召开十大，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于政治考虑，他正式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和文静离婚，得到中央同意。１９７４年，王洪文陪同外宾到上海访问，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个市委书记通报：“这件事已经定了，春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
张春桥悄悄和文静分手，有了新的打算。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５日，到北京开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进钓鱼台与张春桥长谈。张提出，需要一个秘书，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徐景贤知道前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曾立下领导干部不得配异性秘书的规矩，所以回上海后，精心选择了三个男性共产党员，都是笔杆子，其中一个还会开汽车。收到徐景贤的推荐材料，张春桥只好对徐景贤把话挑明，他书写一信，注明“徐景贤亲启”，全文是：“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信纸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徐景贤这才恍然大悟，开始在上海的党政机关和文教、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暗中物色适合张春桥的配偶。最初并不顺利，文化素养较高者，往往已有家庭；而中年独身女性，文化素养又不够理想。有一天，徐景贤参加上海文教系统的会议，听取调研汇报，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干部发言口齿清晰，条理分明，见解独到。徐问了几个问题，她的回答不但很见水平，还敢于提出异议。徐在会后了解，此人是党员，做过多年机关工作，当过编辑，文笔很好。有过一段婚姻，因她不育，对方提出离婚。目前她是独身。徐以谈工作为由，和她谈了一次话。觉得她除了相貌平常，其他条件都很理想。于是趁赴京参加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之机，在９月２１日当面向张春桥介绍了情况。张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徐说：“如果需要，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１０天以后，张在一封圈阅后退还给徐景贤的信的右上角写了一行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１０月６日，徐景贤把这位女干部的档案袋套上大信封密封起来，写上“北京中央办公厅张春桥同志亲启”，让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但就在当晚，张春桥被囚，选“秘书”成为永远的泡影。
徐景贤被捕以前，向上海市委的新领导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报告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说明这位女干部始终蒙在鼓里，要求他们把她的档案转回上海。新领导的处理很得体，这位女干部没有惹上政治麻烦。
张春桥１９９８年保外就医，还是和文静一起度过了余生。
徐景贤生前在《十年一梦》中回忆了此事，并且反省这是侵犯了某女士的“人权”。这样反省很有必要。从人权的视角看中国政界的婚姻，值得反思的远不止这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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