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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人口政策刻不容缓
――和叶廷芳先生对话
丁：叶先生，作为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您曾经在2007年两会和另外28位委员共同提交开放二胎生育的提案，当时有什么社会反应？政府主管部门对这个提案如何答复？
叶： 这个提案引起相当大的社会反响，当时有一个网站99％的网民都表示支持。人民网为此作了调查：72点几的网民支持；20％的网民反对；7点几％的网民未表态。当时的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频道在3月16日早晨作了广播，许多媒体争相采访，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也举办了辩论。但这些动向很快就被制止了！
从态度上说，计生委还是友好的，把我接了去沟通。后写了答复的初稿（约三四千字）征求我的意见。其中一个主要观点是：我国不但十一五计划，而且十二五计划甚至十三五计划仍然面临着劳动力过剩的压力。我不同意这个答复，并且写了4、5千字提出异议，并引用了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于同年5月7日发表的一份报告，其中指出：我国至2009年将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其他观点下面我们的谈话将会涉及。
丁：作为专门研究德语文学的人文学者，您为什么特别关注人口问题？
叶：“文学是人学”。从根本上说，文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我认为，人类生存始终与两个自然不能分离，一个是外在的自然，即大自然；一个是内在的自然，即人自身的本体自然。外在的自然属于物质的自然，内在的自然，属于精神的自然。自然是有灵性的。它就是宇宙万物运行的固有规律，触犯了就会受到惩罚。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只是近几百年来，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一系列技术发明，人一厢情愿地把大自然当作任意掠夺和奴役的对象，于是，江河泛滥了，地球升温了，厄尔尼诺逞威了，人类的朋友不断消失了……这时，人类才开始醒悟：原来大自然有它自在的生态规律，不能按照人的主观愿望对它为所欲为。于是，“生态平衡”、“温室效应”等概念出来了，这些科学规律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变成了常识。中国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结束内战以来，在十分贫穷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当时的当政者顾不上考虑生态保护问题，也不可能产生那种意识，甚至直到90年代前期，有的省市负责人还宣称：“环境污染问题到21世纪再去考虑！”随着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国际环保峰会的召开，国内的环保意识也开始觉醒，民间出现了自发的绿色环保组织，官方建立起了政府性的环保机构，关、停了大批的构成污染源的生产单位。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方针的出台，特别是像“首钢”这样的超大工程的搬迁，表明我国对于环保的必要性、迫切性取得了共识。比起对“外在自然”受到破坏的切肤之痛，我们对“内在自然”即“精神生态”的自在性的认识则要迟钝得多，基本上还是盲区。这突出表现在我国近30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长期坚持中未能尊重这个自然。在这样一个以“人”为中心的重大问题上，我国的人文科学始终缺席，“以人为本”的阳光也迟迟照不到这个领域！
我国奉为“国策”的计生政策是以“一对夫妇生一胎”的硬性规定为核心的，在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汉族家庭中强力推行。尽管近年来有所微调，但它的基本格局和精神并没有改变，“科学决策”、“以人为本”的口号提出来了，但对这一依靠权力强行推行的、给亿万群众带来迷惘和痛苦的重大决策，决策层迄今未见反思。只热衷于从如何“减少”这一头思考问题，津津乐道“减少四个亿”，却不提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特别是触犯人的精神生态的固有规律，从而损害人的精神人格，以致危及民族精神健康的、无可估量的“软代价”！这正是人文学者关注的领域。
丁：一对夫妇生一胎的政策为什么和人的自然天性相冲突？
叶：生物的繁殖规律，总是从少到多，这是自然。如果不是因为天意，人为地强行使它从多到少，就是反自然。反自然的行为必然要受到自然的报复。处于自然状态的哺乳动物，都有族群意识和族群关系 ，这是它们生存的自然原生态的核心，一旦遭到入侵或破坏，它们就会拼死反抗。这种现象在人类主要表现为家庭和家族的血统关系。它在人的童年阶段就鲜明地体现出来了！兄弟姐妹一起玩乐，欢天喜地，发自内心，出自天性。他们打打闹闹，时而哭，时而笑，从不记仇，也不计较：亲情也。他们一会儿争斗，一会儿和解，一会儿谦让――原来成人社会的谈判原则和妥协策略早在孩提时代就开始训练了！这是孩子成长的天然环境，也就是“原生态”。在这种自然生态环境中，兄弟姐妹之间不同性别、性格和性情必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摩擦、磨合及至互相调济、圆融，有利于养成合群意识和集体意识；大龄儿童对低龄儿童还会起某种自发的启蒙作用。在这样的天然乐园中兄弟姐妹们建立起了“手足情”。一个人童年时期有没有这个经历是不一样的，这必然影响着一个人未来精神人格的形成。在一胎政策实行以前，我们听到某某人是独生子女时，脑子里马上闪现出受过“宠爱”的猜想。如今人为地把这个儿童原生态的天然乐园取消了，让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父母跟前转悠，让他备尝孤单和无聊的滋味，必然给孩子心理造成负面的影响。朱�基总理00年访问日本期间，千叶县一位五年级小学生通过记者问：“为什么中国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小孩？会不会寂寞？”
也许有人会说，独生子女可以得到父母更多的爱。没错！父母会把多子女的爱集中在唯一的宝贝疙瘩身上。然而这种转移性的堆积型的爱是溶解性的，它属于“宠爱”范畴。固然能让孩子得到父母更多的温暖和甜蜜，但它弥补不了孩子从兄弟姐妹的玩乐中获得的天然的欢乐，而且这种宠爱多半属于溺爱，其消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容易诱发孩子天性中的惰性，消蚀孩子天性中的斗志，助长孩子的慵懒和骄纵倾向。因此独生子女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未来精神人格的生成是不利的。上世纪80年代，“小皇帝”这一独生子女的雅号一出现，就不胫而走，人们为什么要皱眉头呢？“小皇帝”是唯我独尊的同义语啊！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儿时就具有了唯我独尊的君主的特征，那不叫人忧虑吗？这正是失去了孩子赖以成长的兄弟姐妹的原生态家庭环境以后，人的正常精神生态遭到破坏的严重信号。
也许有人会强调加强对家长的教育，要求他们不要娇惯孩子就是了。在无奈情况下，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存在决定意识。这是一条难以抗拒的客观规律。我自己的子辈和孙辈都是独苗。我何尝没有经常提醒过自己？然而现实总有办法击中你“人性中的热点”。上幼儿园不必说，自上小学起，别人的孩子都有父母接送，你能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单独来回？别人的孩子有这个那个豪华的玩具，你能忍看孩子的馋涎？我曾经有过多少次懊悔：这里不应该迁就，那里不应该原谅。但第十次懊悔了，却仍未能避免第十一次！我唯一没有跨过的底线，就是放弃自己的工作，去为孩子“陪读”；不仅陪到北京、上海、广州，还要陪到伦敦、纽约、堪培拉！“陪读”可能是中国独有的教育和人文景观，也是国家的耻辱！现在，大学新生90％左右都是由家长陪送到校的！我不知道古今中外是否有过这样的先例？我之所以不愿跨过这条底线，因为我经常想起近30年前国外街头的一景。一位德国弗赖堡大学的朋友陪我上街。他手上抱着一个两岁的女孩，后头跟着一个四岁的男孩。这位父亲只顾自己大步向前走去，远远落在后头的男孩不得不跑步紧追，不久他终于跌倒了，哇哇直哭。我正弯下腰去想扶他起来，他父亲扭过头来说：“别管他！”说完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只顾继续往前走。我听着他那命令式的口气，立刻意识到这位父亲也许在有意训练自己的孩子，就直起身来站着不动了。孩子看看父亲，看看我，发现我们俩都不准备帮助，立刻丢掉幻想，一跃而起，继续往前跑……此事一直来让我经常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这位父亲只有这一个孩子，他是否还会这么铁石心肠呢？或者，如果这个孩子处于家里“唯一”的地位，他是否还会自己爬起来呢？
丁：您能不能谈谈独生子女政策已经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付出了哪些代价？
叶：一是破坏了中国人自然的伦理关系。什么是人类自然的伦理关系？人的情感分“大爱”和“小爱”。大爱包括人类意识、民族感情和社会关怀；小爱包括亲情、爱情和友情。而在“亲情”这一层面则有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和兄弟之情，属于家庭关系，这是核心层，一般叫“直系层”。外延一圈是“近亲层”，属于“家族关系”，包括叔叔、伯伯、姑姑、姨姨、舅舅、表兄、表妹、堂兄、堂妹等类别。再往外就是“远亲层”了。你看，人的正常的亲情，即“伦常之情”包涵了这许多不同层次的血亲关系，这是一个丰富的、亲疏有序的情感系统。这样一个天然的亲缘体系是人的最温馨的精神大家园，情感上广阔而牢靠的慰藉。一旦需要帮忙，“三亲六故”呼之即来；需要倾诉，可随时找到宣泄之处；发生大灾小难，则远近亲戚首先是你的后盾。但是这个情感系统是以一个拥有兄弟姐妹的天然家庭关系为基础的。现在随着兄弟姐妹的被取消，这个情感系统的丰富性就缺三少五了！好比一幢房屋，经过“瘦身”，尽管柱子、栋梁等主要构件还在，但某些缘木和檩条没有了！则这幢房屋的结构的完整性和牢固性必然受到损害。由于伦理关系的缺失，人的情感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就会变得单调，细腻性缺乏，敏感度降低，因而明达事理的能力变弱，这意味着人的精神生态失去平衡，导致人性变异。
二是恶化了中国人的家庭结构和年龄结构。正常家庭，不管是三代同堂，还是四世同堂，其成员结构是宝塔形的，即父辈大于祖辈，孙辈大于父辈。这样的家庭，由于中年以下的成员占多数，家庭必然充满活力和朝气，呈现兴旺景象。然而如今的现状是，这个自然家庭结构被颠倒过来了，变成“四二一”的锥形，衰老的一代变成了多数！这一趋势带来的弊端，首先还不在于这个家庭骨干所承受的过重的经济和劳务压力，而在于这个家庭缺乏足够的朝气，而这样的家庭气氛对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和精神人格的形成是不利的！
家庭结构倒挂的模式，相当程度上映现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的走向。在这里社会与家庭一样，从自然走向异常。目前我国老龄化倾向的形成速度与规模，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高度关注。在我国，老龄化的急剧形成与青壮年劳力的相应减少是同时出现的。经济学家估算，如果我国的现行计生政策坚持不变，那么仅从2012年至2022年这10年间，我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减少一个亿！这意味着到那时我国社会活力将明显减退。社会活力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国民赖以焕发朝气、积极进取的无形资源。社会活力减退这一趋向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造成明显的制约，我国国防的后备力量也势将相应受到牵制，我国的人文生态也会受到消极影响。
三是导致了性别比例失衡。在一个不存在性别歧视的社会里，人们生男生女是听其自然的，国民中的男女性别比例基本上是合乎规律的，保持在100:103左右，学界把“自然”的红线钉在107。中国的国民，首先是农民，历来重男轻女。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溺婴与歧视性堕胎现象严重，导致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2007年的抽样调查统计达到120，成为违背自然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我国将有近1/5的男性公民求偶陷入绝望。他们因此而心情焦虑、情绪烦躁，势必影响人格完善和精神情操的追求，有的甚至在性饥渴的驱使下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给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
四是造成了新一代人格方面的弱点。30年来，我国已经有一亿独生子女先后出生，在各级学校占了很大的比重，还有一部分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他们的各种表现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我聆听过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等部门联合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报告，其中指出：“大量调查研究表明，过去一二十年里，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下滑，普遍存在人格缺失现象，独生子女尤为明显。”又说：“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加之溺爱和教育缺失，使独生子女在自主能力、适应能力、责任意识、进取意识、感恩意识、吃苦耐劳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的人格缺陷。”学者们的结论与上述观点是一致的，认为独生子女普遍存在着孤独感、依赖性强、感恩意识差、责任意识欠缺、性格脆弱、道德弱化等人格缺陷。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存在较重的心理问题的学生中，独生子女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对16所大学生10年中退学的原因分析发现，1982年以前，主要为传染性疾病，而1982年以后则为精神障碍。人的精神生态的自在性受到干扰或侵犯，平衡被打破了！。
五是导致了政府和百姓关系的紧张。特别是前些年，一味追求超低生育率的“硬指标”，不顾群众的不满，牵牛抬猪、毁粱砸屋，甚至还有逼疯逼死的，从而引起众怒。为此而导致的群体反抗事件亦时有所闻。从某些农村张贴的标语口号，你也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我曾听到过一个远房侄孙谈及他儿时的一段经历：他跟随他为当地乡政府烧饭的母亲一起住在乡政府。夜间常被院子里凯旋式的喧闹声惊醒，第二天早晨一看：院子里堆满了门板桌椅猪啊牛啊等“战利品”。这样的“战利品”导致了多少善良的群众与党的亲缘关系的疏离，消耗了执政党的多少威信啊！
丁：有一种看法认为，比起这些代价，现行政策的成绩是主要的。中国少生了四亿人，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叶：你自以为减少四个亿为人类作出了贡献。可是国际社会愿意接受在人家看来是“非人道”的奉献吗？我们在这方面支付的“软代价”，实际上在消耗着我国的国际威望！
二次大战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医学的发展，人口一度增长很快，尤其在那些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非洲、亚洲。以亚洲而论，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人口普遍膨胀，许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印度、中国等，至6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一般都达到5以上，故从这时候起，这些国家和地区赶紧采取节制人口过快发展的措施。不过这些国家倒也没有走极端，都没有强行规定一对夫妇只许生一胎。当时新加坡的口号是：“两个就够了！”台湾的口号是“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看来，两胎就是国际约定俗成的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警戒线”。从实践看，是行之有效的，因而是比较科学的。例如韩国，从1962年开始实行二胎政策，至1995年生育率即从原来的5.5降到1.65，低于更替水平，第二年赶紧叫停。新加坡更快，至1977年，生育率即从1963年的5.1降到1.82，80年代就转为鼓励生育了！台湾至1984年，其生育率即从1963年的5.47降到更替水平以下，5年后，即1989年就改为“三个不嫌多” 了！伊朗起步较晚，1989年才开始提倡二胎，但不禁止三胎，至2006年，即不到20年，其生育率就从1990年的5.3降到1,7了！越南也晚，1988年才开始实行二胎计划，到现在也从原来的3.8，降到现在的1.8了。
欧洲生育率下降开始得更早，自1970年至2000年，发达国家的总人口由原来占世界总人口的30%降为20％。这一颓势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较早的“老欧洲”：全世界25个出生率最低的国家有22个在欧洲。1950年至2000年欧洲的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由原来的21%降至12%！德国尽管每年都有大量的移民涌入，但它的人口多少年来都在8000万左右徘徊，实际上它的本土人口每年都在减少。有人推算，至本世纪末，德国人口将减少到5000万！南欧的两个大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多年来一直靠大量移民来补充人口的减少。西班牙的移民甚至已经占了它的总人口的11%！有人预计，至2050年，意大利的人口将从2000年的5700万减至4500万；西班牙则从4600万减至3700万。东欧国家同样面临这一严峻形势。俄罗斯早在上世纪50年代起就通过奖励“英雄母亲”鼓励多生，现在尤其如此。乌克兰和保加利亚也很不妙，有人估计那里的人口至本世纪中将减少三分之一！因此，欧盟若要在2050年以前维持目前的人口数量，则每年必须比现在多引进150万移民！导致欧洲人口这一趋势的重要原因首先是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据统计，德国有大学学历的人中39%的人不愿生育；学历较低一点的则为25%。另一个原因是不孕症的上升。这是由于自然生态遭到破坏而引起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造成的后果，一时难以逆转。亚洲一些国家也步其后尘。因为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以下许多，一时难以逆转，不得不转而鼓励生育。如日本现在是1.32，韩国2005年已降到1.08。新加坡80年代就开始懊悔，90年代降到1.7左右，现在只有1.1。 我国台湾省现在也只有1.1左右。这个人口密度全国最大的省份已经在提倡“三个不嫌多”了！
现在，全球只有非洲人口还在激增。亚洲有几个贫困国家人口增长较快，但非洲的人口形势没有蔓延性，而欧洲的人口形势则有蔓延性。在诸多国家为人口萎缩而苦恼的国际背景下，国际社会还会称赞中国一胎政策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吗？
丁：那么，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在什么水平？
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更替水平2.1以下，现在计生委的估计是1.8。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人口的实际增长指数均低于这个数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报告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为1.338。这在全球范围也是很低的生育水平。要做到人口安全地平衡发展，必须要有前瞻性。必须看到现在我国人口之所以还在继续增长，靠的是人口内在运动能量的惯性作用，一旦这种惯性能量耗尽，马上就开始下滑，等到那时再来调整政策，则为时已晚。人口发展规律不是“水龙头”，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欧洲和一些亚洲发达国家、地区的人口形势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丁：目前放开二胎会不会造成人口的过度反弹呢？
叶：近年来我国人口研究界集中了全国20来位优秀专家进行了两年的研究，最后以详细的文字阐述和图表显示，证明目前放开二胎正是时候，不会有风险。同时我国北方和南方数省的多个试点县经过20来年的二胎实践，也证明没有风险。这些县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以下。如山西翼城与甘肃酒泉根据2000年的统计分别为1.5和1.4；湖北恩施2005年为1.47，承德现在为1.6。新疆建设兵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多年后改为二胎，不但未出现反弹，而且现在的生育率仅为1.00左右。湖北长阳、五峰两县前几年经批准实行二胎后亦未见反弹；07年的统计分别为0.88和0.90，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我认为，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为数不少的不愿生育和不愿生二胎者，以及17%的不孕率，还有将近一亿在城里打工的农村青年生育也不那么容易了，即使放开二胎，我国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2.00！
在人口得到正常控制的前提下，人多首先是好事：在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下，一个人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可以养活许多人。因此人多首先是一笔重要的经济资源。所谓“人口红利”即由此而来。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在经济底子原来很薄弱、技术条件不如发达国家的情况下，GDP一下跃到了世界的前列！靠的是什么？除了改革开放的大方针外，主要还不是因为我们人多吗？须知这些年来我国的人口由于惯性作用增长仍然是相当快的，但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速度比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人多地少，吃饭难保”，这是农耕时代的思维。可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加上国际交通的发达和国际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只要有劳力，就能创造红利，吃饭是不成问题的。在我国大陆，浙江的人口密度最大，但恰恰是浙江的经济发展形势在全国最好！秘诀是什么？据我看，除了浙江人的聪明才智外，善于到省外、国外挣饭吃是重要原因。笔者曾在国际范围搜索了几十年，看看有没有第二个国家像我们这样，一边吃着巨大的人口红利，一边又把自己的人口当作如此巨大的包袱背负着？可惜没有发现！
丁：最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因为生育二胎，受到行政记过，被解聘的处分，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杨支柱本人也是一位对人口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人口政策的调整，发表过很多文章。他的同事们希望单位领导善待杨支柱，为推动调整人口政策作出独特贡献。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叶：近年来所谓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日见增多，计生委决心用“重罚”来对付。但那是罚款，是经济措施。可是杨支柱是一位年轻的副教授，既不是名人，也不是富人。然而现在当局用了对付名人、富人的措施来对付平民杨支柱，这是不公平的。须知，20万、30万人民币对名人、富人不过“小菜一碟”，但对杨支柱却可能倾家荡产！他拿不出，你就解聘他，这等于剥夺他的劳动权利！这是违背宪法的。因为罚款和行政处分是地方政府的政策，不是国家法律。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法律！
况且，即使是名人、富人，希望生育二胎的愿望也是合情合理的。城市居民、教师、国企职工和公务员要求享有平等的生育权利，也是正当的。如果一项政策必须依靠惩罚和强制来执行，首先应该反思和检查我们的政策本身是不是有问题。30年来摩擦始终不断，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的政策确实力度过大，超越了国际的警戒线，另一方面群众的公民意识也在日益觉醒，懂得自我维权了！我们如果还一意孤行，那就是为了追求一厢情愿的“硬指标”，而不顾沉重的“软代价”！诚然，你可以不顾及这种似乎看不见的软代价，但国际舆论是不会忽视它的，将来的历史学家更是不会忽视它的！
丁：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时，曾经许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30年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问题也早已缓和了，这正是最高决策层调整人口政策，开放二胎生育的契机。兑现了承诺，就赢得了诚信，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迁就部门利益，失信于民，得不偿失。生育权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一对夫妇繁衍两个后代不应当成为中国公民的奢望。希望本届政府顺应民心，以人为本，像取消农业税、停止收容条例和拆迁条例一样，取消对中国大陆公民二胎生育实行经济处罚和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在尊重和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迈出切实的一步。
叶：30年前在把独生子女作为计生“国策”核心的时候，决策过程是比较匆忙的，没有经过多学科的、反复的科学论证。近年来中央提出“科学决策”、“以人为本”的口号反映了我国领导的决策思维的创新。我相信，这两个口号的精神不久能够落实到中国的人口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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