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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告状
丁东
上世纪６０年代，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东德等国站在苏联一边，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古巴等国和中、苏双方都保持关系，与中国立场一致的只有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因此，阿尔巴尼亚被中国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两党两国关系空前亲密。
１９６７年初，中国所有驻外使节撤回国内，参加文革运动。１９６９年春天，中共九大闭幕，才重新向外派驻使节。当时，耿飚和黄镇刚刚当选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决定他们分别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和法国的大使，表明对中阿、中法关系的格外重视。行前周恩来还专门与耿飚谈了话。
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６日，耿飚到达阿尔巴尼亚，受到阿方主要领导人的隆重接待。但与阿方领导人的接触中，耿飚感到双方并非完全一致。在他晚年完成的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阿方赞扬中国文革中的极左思潮，不赞成中国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对此耿飚颇有看法，特别是在中国援助问题上，阿方狮子大张口，尤其感到忧虑。
中国自1954年以来，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直到改革开放前，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不曾达到过400元。我当时在山西农村插队，农民一年的生活费才40元。可以说，中国是勒紧裤腰带搞外援。但霍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谢胡陪同李先念乘了六小时汽车，一路谈话几乎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自己的‘鞍钢’，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在下一个五个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李先念只好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阿尔巴尼亚还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中国，连北京、上海电视机都很稀罕，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中国帮阿尔巴尼亚搞了纺织厂，但当地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买进棉花给阿尔巴尼亚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回中国。中国援建的化肥厂，本应用中国设备，但阿方指定要用意大利设备。中国只好用外汇买来安上。机器坏了，副总理查尔查尼又要中国从意大利买机器更换，被耿飚拒绝了。
耿飚还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用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了一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耿飚认为，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耿飚想向国内反映，但又心存顾虑。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后果难以预料。1962年，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长王稼祥向中央建议，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就被批评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毛泽东几次突然大幅度提高外援项目金额，让周恩来等领导人措手不及。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还是给主管欧洲事务的副外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意见。他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乔冠华感到无能为力，将他的信转报中央。
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对他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幸好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给以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告状，总算有惊无险。
出使一年多，耿飚还是离开了阿尔巴尼亚。原因是参加使馆大扫除，爬到高处擦玻璃，不留神摔下来，左腿骨折。当地医疗条件差，只好回国治疗。此前，康生已经提名他出任中联部部长。周恩来报请毛泽东同意，让耿飚出掌中联部，结束了大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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