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种各样的排行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买书有畅销书排行榜，吃饭有热门餐馆排行榜，旅游有最佳目的地排行榜……最近，为指导百姓就医，一份"医院排行榜"火热出炉。
全国名医票选最佳医院
2011年1月，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在经过半年多的评比后，发布了《2009年度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分获最佳医院前三甲，排行榜还给出了27个科室的医院排名。
在排行榜的主持者、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教授看来，排行榜就是百姓的疑难杂症"导医台"。"各医院和科室在各地'雄踞一方'，缺乏全国性的横向参考比照，需要有人来填补这个空白。"2010年8月，评比工作启动。研究所参照美国的方法，建立一套中国专家数据库，以同行评议的方式进行。专家都是各专科委员会的全国委员和省市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共计807人，可谓是全国名医"总动员"。他们需要综合考虑学科建设、临床技术、医疗质量和科研水平等，投票选出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并在此基础上选出最佳医院。
美国早有医院排名
美国最佳医院和最佳专科的评选始于1991年，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主办并刊登结果，每年更新1次，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梅奥诊所等美国"名院"均曾榜上有名。1998年，高解春在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做访问学者，"那一年，费城儿童医院的儿科力压波士顿儿童医院，荣登儿科榜首。大家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今年我们第一'，非常自豪。我还问了些美国老百姓，发现他们特别看重医院排行榜。"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初次公布榜单时就指出，医院排行榜是一面窗口，帮助医生了解代表本专业高水准的医院，患者也可借此择院而医，不被广告或口口相传误导。
百姓怎样用好"排行榜"
排行榜出炉后，舆论褒贬不一。有患者认为，排行榜能帮助患者节省时间、精力，但若榜单大范围流行，也许会让这些医院的门诊量激增，使就医难问题雪上加霜。就此，高解春也强调，这份榜单不是为小毛病或基本医疗服务的，而是指导一些疑难杂症、久治不愈的患者就医，或是在本地缺少优秀医疗资源时，帮助患者了解邻近省市的医疗资源。
卫生部中国社区卫生协会主任丁晓燕建议看病分三步走：对于诊断明确的慢性病或常见病，先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别都挤到"最佳医院"去。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无法确诊和治疗，可以转到上一级医疗机构，或请专家会诊。若在当地医院，尤其是三级甲等医院无法有效治疗的患者，可从最佳医院或最佳专科中，选出距离自己较近的医院就诊。
最佳医院排行榜
1.北京协和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5.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6.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7.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8.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9.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2.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13.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14.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6.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7.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8.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9.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22.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23.广东省人民医院
2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25.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6.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27.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并列)
29.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30.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3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3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33.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34.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35.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36.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37.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38.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39.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40.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41.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42.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43.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4.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45.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46.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47.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48.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49.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0.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
妇产科
1.北京协和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3.浙大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4.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5.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骨科
1.北京积水潭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3.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4.上交大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5.北京协和医院
口腔科
1.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3.上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4.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5.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泌尿外科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并列)
内分泌科
1.北京协和医院
2.上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3.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4.上交大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5.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皮肤科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4.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5.北京协和医院
普通外科
1.北京协和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上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5.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心血管病
1.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4.广东省人民医院
5.沈阳军区总医院
消化病
1.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2.北京协和医院
3.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5.上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肿瘤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4.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5.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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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31日星期四
2011年3月22日星期二
【转贴公社】 男子3年倒外汇超3600万元 涉嫌非法经营被起诉
在个别银行门口，经常会看到一些挎黑包的男子转悠，他们不时会主动与到银行办理业务的客户搭讪，在空中打着数钱的手势，口中会不时念着"外汇，外汇"，这些就是所谓的外汇黄牛，59岁的袁某就是其中一员，在3年多的黄牛生涯中，经其手进出的外汇总计超过3600万余元人民币，去年10月，他被警方查获。昨天上午，浦东法院对其进行了庭审，检方起诉他的罪名是涉嫌非法经营。
袁某今年59岁，上海人，初中文化。2004年下岗后便想着各种途径赚点钱，他拿着箩筐在马路边卖过外烟，但是收入很少，后来他看到别人倒卖外汇生意好像不错，从2007年开始，他加入到倒卖外汇的队伍中。
在庭上，袁某神情黯然，他说："被羁押以来，自己都瘦了十几斤，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很懊悔，我知道这是非法的，外汇是不好买卖的，但是没有想到后果这么严重，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
他回忆，一般其会在银行柜台附近逗留，看准有前往办理外汇业务的顾客便向他们发放自己的名片，"生意"做久了之后，也有顾客主动向他询问或者介绍朋友去找他。他以高于银行外汇牌价的汇率收购外汇，以低于银行外汇牌价的汇率出售外汇，赚取差价。不管是买进还是卖出，兑换每一百美元、一千港元、一万日元赚取0.5元人民币。"最多的客户向我购买美元大概20次左右，每次金额都不等，少的时候五六万美元，多的时候有30多万美元。"除了个人客户因为出国留学、旅游、炒股票等原因找他兑换外币，还有旅行社找上他。"如果手头没有足够的外汇，我就先向别的黄牛'调头寸'，先向他们借，之后收到了再还。"袁某说。除了现金交易之外，袁某还用自己和家人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
检方认为，袁在国家规定的场所外从事非法买卖外汇活动，其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将于近日对袁某作出判决。
法官介绍，由于我国对外汇有严格管理，一般的市民想换外汇是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兑换，兑换按当日的外汇兑换牌价。如果市民在"黄牛"处换外汇，兑换外币的汇率就不是按官方公布的汇价，而是双方按照兑换的总金额给予更优惠的汇率。但找"黄牛"换外币，如是小面额的兑换，多是现金兑换，虽然有获利空间，但也有可能换到假钞；由于"黄牛"无固定的办公场所，出了什么问题，不像找银行那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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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7日星期四
【转贴公社】 VPN服务遭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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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Solidot by blackhat on 3/17/11
彭博社报导，VPN供应商Witopia透露它的服务在中国受到了干扰，大量用户投诉遇到技术问题。 VPN服务主要是被企业客户加密访问企业内部网络，但也允许用户访问被中国屏蔽的网站。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局长李伍峰称，在中国提供服务必须获得执照，企业使用合法VPN服务增强安全没有任何问题。在中国的美国用户证实， VPN问题始于上周三和周四，至今几乎无法正常使用。Engadget也报道，中国正在加强对VPN的限制，相应IP地址正遭到屏蔽。一家VPN公司认为中国政府购买了它的付费服务，目的是定位该公司所用的PPTP IP地址列表，然后屏蔽之。一些规模较大的公司有备份列表，因此能迅速解决问题，但另一些提供廉价和免费服务的小公司无法抵御此种攻击。PC World报道，中国Gmail用户也遇到访问问题。Google发言人表示它的服务没有任何技术问题，请中国用户去质问他们的政府，因为问题在政府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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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中国体操协会声明 违规改分事件是邵斌擅自所为
北京时间3月17日消息 对于国际体操联合会发表声明称中国体操裁判绍斌在广州亚运会期间涉嫌违规执法一事，中国体操协会副秘书长潘辰飞今天下午代表中国体操协会做了相关表态，他表示目前国际体操联合会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一旦查明绍斌违规属实并作出处理的话，中国体操协会也将对当事人作出相应处理。
潘辰飞告诉记者，中国体操协会前几天接到了国际体联发来的电子邮件，被告知绍斌在亚运会男子自由操比赛时违规修改了评分。"邮件中说绍斌违反了规则，让中国体操协会将这一情况通知到绍斌本人，让其协助接受国际体联的调查，我们已经将此事转告了绍斌。"潘辰飞说。
潘辰飞表示，作为中国体操协会来说，在国内比赛时对裁判员的管理就是很严格的，对违反国际体操规则的事情历来都是不容忍的，是坚决反对的。潘辰飞强调说："中国体操协会没有给他任何指示和要求，出这样的事情，纯属绍斌私人的事情，擅自做了决定。"
最后，潘辰飞对记者说："国际体操联合会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一经查实并最终作出处理，中国体操协会也将对当事人作出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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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4日星期一
【转贴公社】 谢国忠：政府要做的就是少从家庭部门刮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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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降房价控制投机应征资本收益税
《新世纪》周刊
要实现经济再平衡，政府要做的就是少从家庭部门刮钱
中国在过去十年内经历了GDP两位数字的增长，去年更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值得庆贺。但是，中国国内却是一片忧心忡忡。除了一些通常的担忧因素，诸如收入分配、房价、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危机、医疗卫生的安全性以及高昂的医疗费用、教育成本迅速上涨等等，还有备受关注的通胀问题。
这一长串问题反映了中国增长模式的特点。通过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招商[简介 最新动态]引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短期内可以对GDP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模式削弱了家庭的消费能力。当投资完成以后，国内需求却不足以支持这种投资。因此，出口成了支持这种"招商引资"模式的关键。
投资模式导致了众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比如，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和房地产泡沫就是两个最明显的后果。为了给更多的投资进行融资，政府必须不断增加收入。通过税收、收费和房地产销售，地方政府增加了收入，但却削减了家庭的收入与购买力。地方政府实际上就像站在一台无法停止的跑步机上，需要不断增加收入，为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筹集资金。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从而导致了全国大范围的房地产泡沫。
投融资的紧迫性，降低了政府为诸如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经常性支出融资的意愿或能力。腐败渗透到了教育和医疗行业，从而造成了家庭在这两个关键方面无法预测的支出和花费。这种不可预测性造成了家庭的恐惧，抑制了消费。
地方政府把GDP和财政收入放在了产品安全的前面。当问题发生，地方政府就会受到保证GDP增长数字的驱动而保护问题企业。即使产品存在巨大缺陷，企业也很少会被关闭。企业之所以会主动冒险，就是因为损失极为有限。中国的政治激励其实是和产品安全相悖的。
通货膨胀是这种模式最新的后果。除了收入，地方政府一直在最大化借贷，来进行超额固定资产投资。这推动了过去几年货币的巨额增长，从而导致了今天的通胀。
出口模式途穷难返
中国的出口在过去10年内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从2490亿美元增加到了1.579万亿美元。巨额的出口增长是维持投资热潮的主要因素。中国的家庭消费与GDP总量之比从两年前的55%下降到了现在的三分之一。其下降力度无法支持过去10年的消费热潮。而出口收入就不同了。因此，中国模式需要依赖全球出口需求。
如果发达国家经济不增长，中国的出口就无法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例如，如果中国的出口增长在最近十年放缓到每年10%，那么投资增长率就要下调一半才能与之匹配。
中国已经准备好了面对未来出口增长明显放缓的可能性。除了追求量的增长，中国还应该致力于提高出口价格。这种战略很有可能起作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的基础设施来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因此，中国可以实现价格提升。
没有地方政府会欢迎提价策略，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生产转移到中国其他地方。中央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协调作用。关键是要取消地方政府补贴出口生产的权力，例如，规范工业用地价格和税收优惠政策。
减税收、增利率、降房价
近十年来，中央政府一直表示，希望让经济转向以消费为导向，实现经济再平衡。家庭消费在新兴经济体国家通常会占到GDP总量的50%。中国的情况太极端了，不可能轻松调整。中国必须制定目标，使消费占GDP的比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比。关键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降低大项目(如住房、教育、医疗等)的价格。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必须立即进行以下三项转变：
――政府应该把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削减到25%。较高的个人所得税通常是为了实现财富从高收入人群到低收入人群的再分配。但是，中国的高税收负担主要落在了中产阶级白领身上。中国高收入人群根本不怎么缴税。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企业，来负担其个人开销。他们的个人所得税率就等于企业所得税率，也就是25%。这就是中国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如此低的原因。过高的税率只会削减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不降低税率，促进消费只能是空谈。
并且，中国应将增值税率从17%下调到12%。在中国，增值税就是消费税。17%是世界最高的此类税率。高消费税与投资最大化模式是一致的，都把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了政府。如果政府真的希望改变发展模式，增值税就要降到合理的水平才能鼓励消费。
――政府应当立即通过把储蓄利率提高两个百分点的方式，消除负实际利率。负实际利率将金钱从储户手里转移到了借贷人手中。跟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都是储户，而国有行业和企业都是借贷者。负实际利率就是一种中产阶级税。这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极不公平。
在经济理论中，利率等于人均收入增长率。其他经济体在经历高增长率时(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其利率接近人均收入增长率。这样可以防止泡沫的形成，让储户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过去八年，中国年名义人均收入增长率大约为19%。在高增长时期，中国存款利率几乎为零。中国家庭存款占到了GDP总量的大约80%。这样就少付了储户相当于超过GDP13%的利率，2010年约为5万亿元人民币，这是国有企业全部利润的2.5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对待储户像中国这么糟糕。
由于中国国有行业是最大的借贷方，所以中国把利率调整到公平的水平将是不可想象的。政府至少应该做到的就是消除负实际利率。这至少不会把钱从储户手里拿走。中国的税率政策不应该是一种把钱从中产阶级手中抢到富人和权贵手里的抢劫行为。
――中国应把房价调低到全球平均水平，也就是每平方米的价格不应该超过两个月的税后收入。政府已经讨论了三年房产价格降温，但却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市场最终冷却了下来，但这是因为通胀迫使货币从紧。但是，房产价格还是太高了。降温不足以使之成为中产阶级的产品。房地产最多只是有灰色收入的人以及投机者的产品罢了。
当前的共识是要建设
经济适用房来减少社会不满情绪。即使这项策略成功了，也难以促进社会和谐。中产阶级应该能够买得起商品市场上的房子。如果负担不起，中产阶级就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如果一个以各种标准评判都很成功的白领，在工作10年之后仍然买不起房子，那么这个市场和经济就真的出了问题。
很多人争论说房价是市场现象，政府干预无法起作用。这种论调是不正确的。政府拥有所有土地，在理论上代表全体人民。土地成本和税收占了全部售价的一半以上。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政府的产物，而不是自由市场的产物。
控制房价的一种简单方法就是控制投机。当前的需求被投机需求放大了。负实际利率就是推手。不过，高资本收益税将把投机需求维持在很高的水平。政府应该征收50%-90%的资本收益税，而不是征收房产税，来控制投机。这能够直接针对炒房者，而不会影响最终的房屋使用者。为什么执行就那么难呢？
医疗和教育改革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医疗和教育应该是人民可以负担得起的。但事实上，医疗体系的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了恐惧和担忧。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会花多少钱。实际上，如果一个人患了重病，那么他或她的家人就只能任由医院摆布了。正是这种担忧吓得人们不敢再花钱。
政府控制的系统并没有为人民服务。我怀疑国有制度内的改革将是不够的。最好是能引入竞争机制。应该允许私人资本进入这一领域。当政府控制不起作用，我们应该给市场一个机会。
中国教育体系比医疗体系情况要好，但仍然非常昂贵。教育支出不是来自学费、书费等这些正式项目。其他非正式项目的花费要高的多。20年前中国的教育体系是真正的英才教育。然而此后它在错误的方向上发展至今。学校和教师常常会卖人情。穷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属于弱势群体。
近期，在高校招生上有一些创新。我担心，无论这些改革在理论上听起来有多好，偏离严格标准化入学考试只会给不公平开后门。恐怕一些改革的建议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如果中国的大学录取受制于金钱和关系，那么人民也就被剥夺了子女前途的最后希望。
经济再平衡很容易，政府要做的就是少从家庭部门刮钱。如果当前的体系无法很快做到这点，中国可能在未来10年内经历滞胀。国家稳定可能会受到威胁。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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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9日星期三
【转贴公社】 富豪捐款两亿要求半年内发到10万农户手中
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以"苛刻、抠门"的条件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 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
在近日举行的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个"彝族老乡"。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们不知道，在这笔善款到他们手中的过程中，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富豪大多数时间都是板着脸的，对捐款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高度警戒。
10个月前，这笔捐款似乎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
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还聘请、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这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如此苛刻的条件，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舆论好奇：它会成为今后公益捐款的标杆吗？管理费比例及不够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机制，会因此而有所松动吗？
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
文/本报记者肖欢欢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市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较真的慈善家：
"该省一分省一分"
谈起这笔捐款，曹德旺动情地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知道那种滋味。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5月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亲赴福建，与曹德旺签署了一份协议。"我们基金会的项目一般都是秘书处负责执行的，会长很少参与、具体执行。这次我们会长亲自出马，足见重视程度。"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告诉记者。
在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段应碧心里有些忐忑。他对同事说，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钱"，操作起来比其他项目难度大，因为对方提的要求很高。
要拿到曹德旺的这2亿元捐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开出的条件是：捐款发放过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
被称为"中国比尔・盖茨" 的曹德旺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与慈善事业结缘。1998年长江水灾，曹德旺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曹德旺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我这里有钱，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了。"曹德旺说。
"史上最苛刻"：
基金会违约就赔30倍
根据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600万元，这笔钱是按3%的占比计算出来的。曹德旺说，他知道"行规"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
"为难"基金会。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他成了所谓"最苛刻的捐款人"，曹德旺对此不以为然："3%的比例并不低，后来他们不就做成了吗？"
"以前我们接手的项目，管理费的比例一般都是10%；3%的比例实在太低，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当初对要不要接这个项目，领导心里也直打鼓，甚至有同事信心不足。
"接下这个项目，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赖的，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更大胆地捐款。"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表示。
另一个挑战是1%的差错率。陈红涛说，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错率控制在1%以内并不难，甚至能够做到100%准确。但此番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5个省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操作难度极大。"究竟哪些人需要帮助？怎样才能确保钱安全到达他们手中？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和渠道。"
曹德旺才不管这些，他有自己的逻辑。"做事情就要定下条条框框。"他说，"不是我对扶贫基金会不信任，协议也不单单是约束扶贫基金会的。他们可以拿着我这个合同跟各地的领导说，'我跟曹德旺合作，后门走不了，弄错了我要赔偿'。我的目的是让扶贫基金会有个挡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后门从这笔钱里分流一点――做不到！"
他的"苛刻"远不止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监督。作为资深捐赠人，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
和时间赛跑：
2亿捐款，6个月，9万农户
"最苛刻捐款"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确定受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合同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他说："我们曾在一个村做过调查。我们问一个村干部：'捐款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如果有3个人分不到钱，你该怎么办？'他的答复是：'我自己不要，再动员几个老党员不要，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又问：'如果村里只有一半农户能得到捐款，该分给哪些人？'村干部犹豫了一阵子说：'这笔钱我宁愿不要了，会得罪人。'光一个村就已经如此复杂了，我们的钱需要分给5个省份的9万多户，难度可想而知。"
钱发给谁？基金会绞尽了脑汁。陈红涛说，项目最后能成功，主要是有体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种资源。基金会首先圈定了17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钱人"排除在资助范围外。规定极细，工作量也极大。"凡是在村里当官的，开小卖部的，家里有孩子出国读书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前往项目村，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多亏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的入户核查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诉，最后淘汰了约2%的农户。"
陈红涛说。
工作过程中，基层干部有些郁闷。例如，个别乡镇、村组干部的亲属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他们对项目不理解，甚至反感厌倦；觉得复杂的条件是对他们的不信任。
庞大的工作量也让一些基层干部叫苦不迭。仅以《受助农户汇总表》为例，每户信息11项，受助人数1000人的乡镇需要录入11000条数据，还不能有错误。
一般情况下，一个乡的受助农户信息，需要一名扶贫专干花2~3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录入。项目规模最大的贵州省望谟县石屯镇，更是需要录入4700户的51000多条数据，信息录入工作人员却只是扶贫专干一人，工作量惊人。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么发钱的问题了。曾出现过的捐款被"截流"或"缩水"的教训，让基金会多长了个心眼。为了确保2000元"救命钱"不在发放过程中被截流，基金会决定：直接将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去除任何中间环节。为此，他们给受助农户统一办理了接收资助款的专用存折。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农户手中，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到账。
超低管理费：
带干粮爬山路只为省钱
一方面要"和时间赛跑"，同时还要保证不出错，不浪费钱。有人笑称，曹德旺这个要求是"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曹德旺"有言在先"，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果差错率超过1%，曹德旺将索赔30倍。而曹德旺给出的管理费用只有"抠门"的3%、600万元。怎么办？基金会只能千方百计地精打细算。
陈红涛动情地说，面对巨大的压力，基金会分别与各项目省、项目县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了严格的问责条款。各省、市扶贫办动用数以千计的乡村干部参与项目的执行工作，如此一来，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都绑在了一块。
为了降低运作成本，扶贫基金会在西南6所大学里面挑选了500多名志愿者，两人一个小组，入村核查，确定受益人名单。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大山里徒步、搭摩托，甚至骑马，每个小组一天至少要完成20户的核查工作。
据统计，为了曹德旺这个捐款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了50余名员工和20多名助理；加上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20多名社会志愿者和五省区扶贫办的干部，执行人员的总数超过1万人。手头紧，任务量大，基金会和志愿者们吃尽了苦头。
首要的困难是交通条件险恶。各项目县的大多数项目村距乡镇有1个多小时的山路，距村委会最远的自然村需要翻山越岭徒步12个小时才能到达。
二是住宿和饮食条件艰苦。志愿者多半时间住在乡镇的简易招待所里，没有空调、没有淋浴间。而该项目实施时正值炎热的夏季。参与信息复核工作的志愿者更是早出晚归，自带干粮解决午饭。
三是山区安全隐患多。虽然基金会多次强调"宁可爬山也不坐摩托"，但囿于部分项目村过于偏远和工作时间紧，搭手扶拖拉机或摩托都是常有的事。因塌方、山体滑坡、泥石流或大雨造成断路进而被困山中的事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交通意外。
因经费紧张，每个志愿者的包干费用总额才1800元。对于路途较远，工作时间较长(15天以上)的志愿者来说，除去往返路费、保险费，食宿费用就显得非常紧张了，需要省吃俭用。多数志愿者工作期间基本都住乡镇上15元/天的小旅馆，下村就搭班车。
按理说，17个项目县均在边远山区，路况差、道路险，出于安全考虑，项目组应使用越野车出行，但越野车的日租要400~500元，为了压缩费用支出，基金会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大多租用微型面包车。
各省、市扶贫办项目专干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我们给省扶贫办和项目县分别按受助农户数量提供2元/户和5元/户的执行经费支持，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光打印、复印存折就要'亏钱'，更别说基层扶贫办开展工作的路费和餐费了。"
"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启示录：
管理费有无下调空间？
近日，独立第三方披露了该项目的评估报告，确认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达到了曹德旺的要求。
哪些因素影响透明？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说，曹德旺开了个好头，开启了中国公益捐款的问责机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陈红涛也表示，对于企业的这种捐款问责，中国扶贫基金会持欢迎态度。他认为，当前中国公益捐款的透明度还远远不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捐款透明是有成本的。"透不透明，不能自己说，要请独立的第三方来证明，还要请人去调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第二，捐款太透明基金会有顾虑。"如果一个基金会公开某个项目的差错率是3%，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呢？很多人很可能因为'3%'而认为这家基金会的管理能力不行，不敢给它捐款。不少基金会有这个顾虑，才不敢透明。"
曹德旺的案例如今已成为慈善家捐款透明又经济的典范，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也触动了公益捐款体制：曹德旺的案例是否具有示范效应？今后能否成为其他公益捐赠的范例？1%的差错率和3%的管理费能否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真实成本不止3%？
有专家认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能以如此低的差错率和如此低的管理费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未计入大量行政成本，"因此未必会形成示范效应"。北京大学非盈利法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昨天表示："3%的成本核算是偏低的。在整个过程中，动用了大量志愿者和当地扶贫系统的工作人员，而支付给他们的报酬都是比较低的。"
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稍早前也表示："3%的标准比较低，业内标准是8%~10%。公益机构也要可持续发展，不能执行完项目就'饿死成英雄'。"中国扶贫基金会隶属于扶贫办，扶贫机构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分摊了很大一部分执行费用。"如果没有扶贫系统，光靠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百来名工作人员，执行成本就得扩大2~3倍。"康晓光说。
陈红涛也担忧地表示，曹德旺此次捐款金额较大，因而具有规模效应；其他捐赠项目未必能按照这么低的管理费比例来操作。
他表示，国外多数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20%~30%，10%的管理费比例其实并不高。管理费太低，会降低项目的质量。"这也是一份职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发工资、租房，也要生活。慈善捐款的运作是有成本的；捐款有时会有一部分结余，这也是正常的。毕竟，整个基金会还要运转，我们也需要钱留住人才。"
应改变"一刀切"的规定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诸如"捐款管理费比例偏高抑制了富人捐款积极性"的言论不绝于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昨天表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以3%的管理费用运作成功，这对当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这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
他表示，当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行政管理成本最高不超过捐款的10%。现实中，很多基金会都是按10%这一最高标准来执行的。他认为，这个标准是不合理的，不同的基金会规模不同，其行政成本也不同。有些公益基金会规模很大，每年可募集十多亿元的资金，并且有政府的财政扶持，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这样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就偏高了。
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可能并不够。"我觉得，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其管理费比例可以调整到5%，这样更有利于调动捐款者的积极性。"他表示。
陈红涛则表示，虽然《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了"最高不超过10%"的管理费比例，但实际上未必都达到了这个上限比例。去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6%~7%，"总体原则是'能省则省'"。
曹德旺简历
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该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曹德旺的父亲曾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家境富裕。但因时局动荡，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家道中落，曹德旺在贫困中长大，家里一天只吃两餐汤汤水水，他只念了5年书便辍学了。从16岁开始，他倒过烟丝，卖过水果，种过木耳，当过炊事员、修理员、农技员……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创办企业。
从1998年至今，曹德旺一直热衷慈善事业，给灾区捐款，捐资助学修路，扶助贫困老人……慈善覆盖面极广。2008年汶川地震后，曹德旺亲赴灾区先后捐赠2000万元。2010年，曹氏父子捐款10亿元，去向分布如下：玉树1亿元，西南五省区2亿元，福州市图书馆4亿元，福清市公益事业3亿元。
从1983年至今，曹德旺共计捐款人民币近1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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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7日星期一
【转贴公社】 耿飚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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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丁东的博客 by 丁东 on 3/6/11
耿飚告状
丁东
上世纪６０年代，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东德等国站在苏联一边，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古巴等国和中、苏双方都保持关系，与中国立场一致的只有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因此，阿尔巴尼亚被中国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两党两国关系空前亲密。
１９６７年初，中国所有驻外使节撤回国内，参加文革运动。１９６９年春天，中共九大闭幕，才重新向外派驻使节。当时，耿飚和黄镇刚刚当选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决定他们分别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和法国的大使，表明对中阿、中法关系的格外重视。行前周恩来还专门与耿飚谈了话。
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６日，耿飚到达阿尔巴尼亚，受到阿方主要领导人的隆重接待。但与阿方领导人的接触中，耿飚感到双方并非完全一致。在他晚年完成的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阿方赞扬中国文革中的极左思潮，不赞成中国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对此耿飚颇有看法，特别是在中国援助问题上，阿方狮子大张口，尤其感到忧虑。
中国自1954年以来，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直到改革开放前，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不曾达到过400元。我当时在山西农村插队，农民一年的生活费才40元。可以说，中国是勒紧裤腰带搞外援。但霍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谢胡陪同李先念乘了六小时汽车，一路谈话几乎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自己的‘鞍钢’，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在下一个五个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李先念只好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阿尔巴尼亚还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中国，连北京、上海电视机都很稀罕，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中国帮阿尔巴尼亚搞了纺织厂，但当地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买进棉花给阿尔巴尼亚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回中国。中国援建的化肥厂，本应用中国设备，但阿方指定要用意大利设备。中国只好用外汇买来安上。机器坏了，副总理查尔查尼又要中国从意大利买机器更换，被耿飚拒绝了。
耿飚还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用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了一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耿飚认为，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耿飚想向国内反映，但又心存顾虑。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后果难以预料。1962年，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长王稼祥向中央建议，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就被批评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毛泽东几次突然大幅度提高外援项目金额，让周恩来等领导人措手不及。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还是给主管欧洲事务的副外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意见。他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乔冠华感到无能为力，将他的信转报中央。
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对他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幸好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给以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告状，总算有惊无险。
出使一年多，耿飚还是离开了阿尔巴尼亚。原因是参加使馆大扫除，爬到高处擦玻璃，不留神摔下来，左腿骨折。当地医疗条件差，只好回国治疗。此前，康生已经提名他出任中联部部长。周恩来报请毛泽东同意，让耿飚出掌中联部，结束了大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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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6日星期日
【转贴公社】 《人民日报》发表网友文章：由东印度公司到谷歌
作为一家美国公司，谷歌对其他国家政治热心过了头。
近来，谷歌与FACEBOOK、TWITTER等美国网络巨头直接参与席卷中东的社会风暴，在制造社会动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了与其身份极不相称的角色。谷歌中东及北非市场部主管古奈姆甚至直接协助巴拉迪推动反政府运动，成为埃及示威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事实证明，谷歌是一家不单纯的公司，它不仅要赚别国的钱，还要插手别国的政治；不仅是搜索引擎工具，还是美国扩张霸权的工具。
在互联网时代，谁掌控互联网，谁就掌控了世界。作为世界头号霸权国家，美国一直高度重视互联网，并试图通过互联网在全球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对美国政府的这一战略意图，谷歌很配合，表现很积极。
作为全球访问量最高的互联网企业，谷歌垄断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网络搜索引擎市场，具备掌控互联网信息、大范围传播谣言和搅风搞雨的能力。当中东一些国家因为通胀等问题出现社会不稳苗头时，谷歌立即披挂上阵，甚至让公司高管直接开设反政府网络总部，发起串连示威活动，赤裸裸地干涉别国内政。谷歌的这些作为令人惊异，也让人很容易联想起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在17-19世纪，东印度公司通过垄断贸易、贩卖鸦片和公然抢掠，为英国发展"日不落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马克思在论及东印度公司时曾说：不列颠政府用公司的名义进行战争有两百年之久，直到最后才达到印度的天然边界。
殖民时代，东印度公司通过垄断殖民地贸易、贩卖鸦片帮助英国建立霸权；网络时代，谷歌通过垄断互联网搜索信息、贩卖美国价值观帮助美国建立霸权。两者服务霸权的形式虽有所不同，但在依靠霸权政府干涉别国内政、追求世界垄断地位方面，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今天的谷歌就是美国的东印度公司。
谷歌在本质上与东印度公司相近，但在表现上比东印度公司高明。谷歌没有烧杀抢掠，而且善于伪装。与东印度公司"必要时进行贸易，可能的话进行劫掠"的口号相比，谷歌的口号"不作恶"显然更有迷惑性。但问题是，世界上并没有哪家公司将"作恶"当做自己的信条，谷歌宣称"不作恶"，多少有点矫情。而事实也证明，所谓"不作恶"，不过是谷歌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家号称"不作恶"的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合作，监视美国公民隐私信息；因为侵犯版权，被法国、中国、德国、比利时等多个国家的出版企业和著作人告上法庭；因为发布色情信息，被中国等国家的监管机构责令整改；如今，又公开发布煽动信息，制造其他国家内乱。在事实面前，谷歌的"不作恶"信条看起来就像一个笑话，难怪苹果CEO乔布斯会说：谷歌的所谓"不作恶"完全是扯淡。
一个占据行业垄断地位的公司作起恶来当然很可怕，可谷歌也并非天下无敌。在中国，它就受到百度的强力阻击。根据互联网信息统计机构易观智库发布的数据，2010年第4季度，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份额中，百度占到75.5%，谷歌中国市场份额连续四个季度下滑，仅占19.6%，自2007年第2季度以来首次跌破20%。市场竞争失利，让曾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全球市场的谷歌很不爽，恼羞成怒之下，谷歌又开始打起了政治牌。
2010年1月12日，谷歌高级副总裁德拉蒙德在谷歌官方博客上发文表示，因不愿遵守中国监管部门的内容审查规定，考虑关闭"谷歌中国"网站以及中国办事处。3月23日，又是德拉蒙德代表谷歌表示，关闭谷歌中国，将谷歌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谷歌的一番"大动作"，在国际互联网界引发了不小反响，但是，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因为一个企业的无理要求，而改变依法管理互联网的决心，更不会给一家外国企业以治外法权。闹了半天，自讨没趣的谷歌在2010年6月低调地递交了年检材料，依照中国法律法规，完成了互联网内容提供商牌照续期，由此才结束了一段闹剧。但是，一时失败不会让谷歌这样的公司收敛，借着中东的社会动乱，它又开始蠢蠢欲动，又要对中国打政治牌了。对于这类企业，中国不抱任何幻想，它不顾公理、国际法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就有权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监管、节制。
在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东印度公司曾经派战船参战，敲开了中国的国门，让中国陷入百年混乱，为中国人留下了屈辱的血泪史，今天，中国不会让新的东印度公司，重演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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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5日星期六
【转贴公社】 中国打了一张漂亮的外交牌
路透社中国首席记者 林�耀/文
2月18日，中国发生了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但却似乎没有引起多少中国人的注意：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推迟了一批外籍死刑犯的处决日期。
有三名菲律宾人原定于2月21日和22日被执行死刑。2008年，这两女一男的三名菲律宾人，因试图携带4千克以上海洛因从厦门与深圳进入中国而被警方抓获，随后被法院判处死刑。在中国，凡携带50克以上毒品即可判处死刑。
据悉，由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首的中国政府最后时刻决定推迟的死刑。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有效地防止了中菲双边关系走向低迷。
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不仅改变了菲律宾眼中，也改变了亚洲其它国家眼中中国的国家形象。此举凸显了中国软实力的一面，展现了一个更加宽容的中国。
这是菲律宾那周最关心的新闻。但在2月18日之前，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有可能对这三名菲籍人士网开一面。当希望逐渐破灭时，菲律宾总统贝尼格诺*阿基诺三世发表了一项声明，呼吁菲律宾国民进行祈祷和鸣响教堂钟声。这三人很可能成为首批在中国被执行死刑的菲律宾籍人。
2月17日，菲律宾副总统比奈在记者会上说，中方向他表示，目前时机并"不适宜"比奈访问中国。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是一起孤立的刑事事件。......
我们希望并相信菲方能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共同维护中菲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就在此前一天的2月16日，中国外交部刚刚回绝了菲律宾大使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的要求。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写信给胡锦涛要求开恩，但中方也同样拒绝了菲方提出的阿基诺三世与胡锦涛通电话的要求。
去年8月，一名被解职的菲律宾警察在马尼拉劫持了一部满载香港游客的大巴，但马尼拉当局却搞砸了营救行动，导致8名游客死亡。香港人和政府都被激怒了。这次，北京应该有理由忽略马尼拉方面法外开恩的要求。
时间几乎耗尽，并且看上去希望渺茫，直到胡锦涛及时干预，才发生了令菲律宾举国欢呼的转折。
在最后一分钟，中国政府态度出现缓和，菲律宾副总统比奈得以成行，于2月18日清晨抵达北京，直至下午斡旋成功。
此事的缺点是，中国一旦开了先例，其他国家也可能效仿，提出类似要求。2009年12月，中国曾顶住来自英国与欧盟的重重压力，处决了英籍毒贩阿克毛；2010年4月，中国又连续处决了四名日本籍毒贩。今后如果有其他国家要求中国赦免，恐怕中方将难以继续将"司法独立"作为推托的借口。
但此次如果中国执意对菲律宾毒贩执行死刑，和平解决南海争端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化。
如果胡锦涛没有干预，菲律宾作为一个抵制去年12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的国家，会倍感尴尬与沮丧，并被推到中国的对立面。阿基诺三世也将不得不推迟暂定于今年四五月间的访华。
如果中国执意执行死刑，台湾一些反共反华的人也会大放鞭炮以示庆贺。今年年初，菲律宾将14名台湾籍诈骗犯移交给了大陆警方，而没有将其遣返回台湾。此举激怒了许多台湾人。
在死刑推迟的消息宣布后，我与两名常驻北京的菲律宾籍记者一道，与菲律宾副总统比奈在北京畅谈了三个小时，直到周六凌晨一点钟。
比奈欣喜若狂。他告诉我们，菲律宾人感激中国的破例之举。他用塔加拉语说，我们菲律宾人相信"人情债"（utang na
loob），也就是说，菲律宾欠了中国的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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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日星期二
【转贴公社】 卡扎菲之子遭西方上流社会唾弃 -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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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义夫•艾尔-伊斯兰•卡扎菲(Seif al-Islam Gadhafi)在与全球商业、慈善和政治精英的交往中，长久以来都变现得游刃有余。他曾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授予“全球青年领袖”(Young Global Leader)的殊荣，与俄罗斯寡头、英国贵族银行家和受人尊敬的学术人士过从甚密。而如今，伦敦上流社会中的很多人却把他拒之门外。
Reuters
去年6月份，在莫斯科举办的利比亚艺术展上，赛义夫•艾尔-伊斯兰•卡扎菲(Seif al-Islam Gadhafi)指着自己的一幅画。
赛义夫的这些行为把被视作是温和改革派的他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的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退回了他的捐资，目前正对其博士论文抄袭一事展开调查。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戴维斯(Howard Davies)本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接受赛义夫的捐款是有风险的。他说，我认为说这种风险让我们自食其果是没错的，我为此感到尴尬。
赛义夫积极捍卫其父执政的利比亚政府。他在接受天空新闻(Sky News)电视台的采访时，否认利比亚空军袭击了抗议卡扎菲的平民，并说利比亚人一致谴责美国、联合国和英国。记者试图通过电话和利比亚政府联络人联系赛义夫，但均未能联系上他。
赛义夫1972年出生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是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和第二任妻子的长子。他成长为一个亲西方的自由派，这一点与其走强硬路线的父亲和兄弟姐妹明显不同。2002年，赛义夫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机构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
赛义夫被外界视作利比亚这个富产石油的北非国家的内定继承人。他曾是伦敦上流社会的座上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Queen Elizabeth)的次子、英国贸易特使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2007年10月曾在白金汉宫接待了赛义夫。后来，赛义夫在的黎波里回请了安德鲁王子。
2008年，赛义夫入住伦敦豪华社区汉普斯特德花园郊区(Hampstead Garden Suburb)一座价值1,000万英镑(合1,630万美元)的豪宅，他的家临近一条被称作“亿万富翁之路”(Billionaire's Row)的街道。
此外，赛义夫还曾是享有盛名的银行业家族后裔纳特•罗斯柴尔德(Nat Rothschild)的朋友。纳特曾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一个订婚宴上款待过赛义夫，还曾与他在英国乡间共度狩猎周末，并邀请他到其希腊科孚岛的私家别墅做客。
纳特的发言人拒绝就赛义夫和纳特目前的关系置评。她仅透露说，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今年1月达沃斯一个聚会上。
赛义夫还与俄罗斯亿万富翁、铝业巨头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UC Rusal)的老板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发展了关系。据一位熟悉讨论内容的人士说，他参与了2009年俄铝为公开上市寻求投资者的工作。
利比亚主权财富基金利比亚投资局(Libyan Investment Authority)最终斥资3亿美元收购了俄铝1.43%的股权，成为单一最大投资者之一。俄铝发言人只是说，赛义夫和德里帕斯卡认识，并不是亲密朋友。
去年夏天，德里帕斯卡与赛义夫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利比亚艺术展开幕式，展品包括赛义夫本人的十几件作品。在利比亚民族舞演员表演结束后，赛义夫带着记者们很快穿过众多历史文物，来到他自己的画作前，包括现实派、超现实派和抽象派作品，其中一幅名为“领袖”的作品画的是他的父亲。
参观了艺术展的当地电台记者Lilia Palveleva说，在我看来，他好像对考古文物彬彬有礼，不过很快就进入了他自己作品所在的展厅。
在伦敦，一个由赛义夫控制的利比亚慈善基金会在2009年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管理研究部门(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Unit)赠款150万英镑。不久后，他在该校发表演讲，政治学教授赫尔德(David Held)介绍他时说，他是一个把民主、平民社会和深刻自由价值作为自己灵感核心的人。
赫尔德拒绝置评。
赛义夫最近在电视上露面之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抗议与卡扎菲家族的关系。陷入尴尬的学校说，开始把与利比亚的关系重新视为一件紧迫的事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退还了大部分的赠款，目前正在就赛义夫论文剽窃事件的指控展开调查，学校说非常严肃地对待所有的剽窃指控。
赛义夫也被从全球青年领袖俱乐部(Young Global Leaders)除名，该俱乐部的会员包括谷歌创始人之一布林(Sergey Brin)和拉•甘地(Rahul Gandhi)等知名人士。全球青年领袖论坛负责人艾克曼(David Aikman)在博客文章中说，赛义夫的会籍是基于有朝一日他有望建立一个更加进步的利比亚政府的可能。艾克曼写到，在过去几天利比亚发生的事情和他的直接干预之后，很明显这种可能没有变为现实。
这种耻辱如今扩散到更远的地方。英国知名反对党议员布赖恩特(Chris Bryant)周二说，应该解除安德鲁王子贸易大使的职务，因为他与赛义夫有关系。白金汉宫拒绝置评。
目前，将赛义夫从他豪华的伦敦居所中赶出来的行动正在展开。汉普斯特德花园郊区(Hampstead Garden Suburb)居民、作家扎德卡(Shaul Zadka)正在领导一场阻止他回到这个地区的行动。扎德卡称，他拥有街坊邻里的支持，不过他说有些人不敢公开说出来。
Guy Chazan / Gregory L. White / Alexander Kolyandr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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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铁道部：转换铁路局经营机制提高一线职工收入
2月28日21时，铁道部召开全路电视电话会议，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盛光祖出席会议并讲话。盛光祖强调，全路各单位要以学习贯彻中央精神为动力，切实维护铁路安全稳定大局，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动铁路工作创新发展。
铁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彭开宙主持会议。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胡亚东在会上讲话。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陆东福，卢春房，王志国；部党组成员、纪委书记安立敏；部党组成员、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何玉华；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铁道部原副部长孙永福，铁道部原副部长、京沪高速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蔡庆华出席会议。
盛光祖在讲话中指出，2月12日铁道部干部大会之后，全路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团结奋斗，围绕保安全、保质量、保稳定、促发展，深入扎实地做好铁路安全、运营、建设、稳定等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在节后春运旅客返程高峰阶段，开展全路性安全大检查，有力地促进了春运任务圆满完成，实现了"和谐春运、平安春运"和整体水平好于往年的既定目标，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铁路系统应有的贡献。部党组对全路干部的辛勤奉献给予高度评价。
盛光祖强调，当前铁路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春运刚刚结束，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如何调整好干部职工的精神状态，进一步强化安全基础，全力确保两会期间铁路运输安全稳定、运输秩序良好、职工队伍稳定，是对各级班子、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的一个重大考验。全路各级组织、各级班子、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既要看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又要树立信念，坚定信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路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迎难而上，全力做好两会期间的各项工作。各单位要统筹安排好工作节奏和设备检修，保证正常的运输秩序，大力开展货运补欠工作；切实发挥各级组织的作用，做到管理上强化、基础工作加强和岗位作用充分发挥；各级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围绕安全稳定这个主题，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研究事关铁路安全稳定的关键部位、关键工作、关键环节，把主要精力放到抓好安全关键上，促进各项工作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推动铁路事业长期安全、稳定、健康地发展。
盛光祖在讲话中着重就解决事关铁路改革发展有关重要问题的基本思路进行了深刻阐述。第一，关于加强铁路安全生产。他指出，确保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是下一步推动铁路建设、经营、改革等工作的基础、条件和前提。没有安全的持续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保持铁路安全持续稳定，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铁路工作的殷切期望，是维护铁路建设和运营大局稳定的体现。安全作为铁路工作的生命线，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更高的要求。全路一定要把安全稳定作为重中之重，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抓紧抓好。第二，关于深化铁路改革，实现铁路发展方式的转变。他强调，解决目前铁路发展困难和问题的一条根本途径，是推动铁路科学发展。必须以深化改革为动力，转变铁道部的政府职能、转换铁路局的经营机制，落实铁路局的市场主体地位和企业法人责任。首先要确立铁路局的安全、路风、稳定的主体责任，确保一方安全，确保一方稳定，确保一方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要加大铁路局的经营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做到权责匹配，赋予铁路局必要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激励铁路局强化市场营销，开拓市场经营，努力增运增收，做大效益"蛋糕"。第三，关于搞活生产经营，进一步扩大铁路经营市场。他强调，下一步全路运输生产经营的基本思路是，大力拓展运输市场，延伸运输服务产业链条，开发铁路多元经营市场，最大限度地提高铁路运输企业的经济效益。
盛光祖最后强调，部党组对广大干部职工生产生活情况很关心、很重视。为提高运输一线职工收入，调动广大干部职工保安全、保质量、保稳定、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部党组决定，从3月1日起，建立运输生产一线职工岗位津贴，并在运输生产一线职工中开展安全效益达标考核，覆盖范围是铁路局、专业公司运输生产一线人员。其他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与同工种同岗位的铁路职工实行同考核同标准。部机关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协调，抓紧制定相关办法，尽快发放到位。
彭开宙在主持会议时说，各单位、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盛部长的讲话精神，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深入分析本单位、本系统影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研究制定对策措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部署要求上来，统一到部党组的决策部署和盛部长的讲话精神上来，切实增强做好当前铁路各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紧紧围绕铁路安全、建设、经营、改革、稳定等重点任务，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拓进取、真抓实干，把部党组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本单位的实际，认真落到实处；要深入细致地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切实把好事办好，让广大职工充分感受到党中央、部党组对职工群众的关心和爱护，真正把全路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保安全、保质量、保稳定、促发展的强大合力，为全面完成今年铁路各项重点任务，推动铁路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胡亚东在总结春运和安全大检查工作时说，今年春运以来，全路广大干部职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对铁路春运工作的重要指示，按照部党组的部署要求，以确保安全为核心，尽最大努力挖掘运输潜力，尽最大努力便民利民，圆满完成了春运各项任务，全面实现了"和谐春运、平安春运"和总体水平好于往年的目标。春运40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1亿人，同比增加1702万人、增长8.3%；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累计完成41768万吨，同比增长4.9%；日均装车162503车，同比增长4%，有效保证了重点物资运输。为落实中央精神，确保春运和两会期间铁路安全稳定，全路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安全大检查活动，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效。
胡亚东对下一步安全生产和运输经营工作提出六点要求。一是继续深入推进安全大检查。围绕高铁安全、提速线路、主要行车设备质量、现场作业控制和安检查危工作等安全关键深入检查，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组织好两会代表委员运输。制订周密的运输方案，保证代表委员列车安全正点，为代表委员提供优质服务。三是抓好施工安全。科学制订施工方案，强化施工过程控制，严防施工安全问题的发生。四是抓好季节性安全。积极应对雨雪雾风等不良天气，做好春融的防范检查和整治，提前做好防洪准备。五是做好京沪高铁开通各项准备，为开通运营创造条件。六是抓好运输经营工作。抓好春运后的运输调整，加强客货营销工作，确保重点物资运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
铁道部总调度长安路生、总经济师余邦利、总工程师何华武、总规划师郑健、安全总监耿志修，部政治部副主任齐文超、王勇平、阴成仁、宋刚、吴利民，部纪委副书记邱发义、杨沫，部副总工程师安国栋，铁总副主席张岩、郭润英参加会议。
铁道部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部在京所属单位副局级以上干部，各铁路局、铁路办事处、站段领导班子成员，铁路局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各专业运输公司、铁三院领导班子成员，铁路公司
(筹备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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