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地音乐创作人生存现状调查
只靠创作养活自己的音乐人
大陆不超过十个人
本报记者 黄佟佟 发自广州
肖丽婷、李宝甜、陆诗丽、李妍越
对此文亦有贡献
、李广平（作词人）：大陆的音乐人很可怜
李广平是个小个子广东人，虽然个子小，但不妨碍他身上的侠义之风，做为中国音乐流行音乐协会的副秘书长，他常奔走在各种事件里，包括这次为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不公而奔走呼号，做为九十年代广东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写过八百多首歌，代表作有《你在他乡还好吗》、《潮湿的心》，但就算是这个行业的老行尊，他依然坦言写词只是他的业余工作，根本养活不了自己。
时代周报：有人说新著作权法其实没有音乐人说得那么严重，其实是有利于传播的，做为维权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您是不是这样觉得呢？
李：那是他们冠冕堂皇的说辞。目前没有人能说服我，《春天里》旭日阳光唱火了，可你站在汪峰的角度他不得气死，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典型的公权力对私权（也就是我们著作权）的剥夺和践踏，创作歌曲是音乐人惟一的财产，最后的底线，音著协是什么性质，它是文化部版权局和中国音协联合成立的全国性的音乐著作权的管理机构，这个协会剥夺了音乐人的议价权。
时代周报：您能举个例子吗？
李：比如说刀郎演唱了打起手鼓唱起歌，交了几百元到音著协，作者施光南的遗属去告他的时候一审二审都赢了，但最高法院输了。站在施光南的立场上是不是很冤，我凭什么就得接受三百元就把歌让给你，我要是认为是三千，甚至有些人认为是三万呢？应该充分尊重著作者的意愿啊。
时代周报：大陆的版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常规的说法是互联网免费下载让音乐凋零？
李：互联网绝对不是让音乐凋零的原因，相反它加强了传播，阿黛尔是目前是英国最红的女歌手，唱得奇好无比，为什么她依然可以在欧美两地卖出一千多万张的CD，光是在美国，她卖出了600多万张。这个例子说明不是传播媒介的改变而使音乐凋零的，大陆音乐版权最大的问题是人心，人们对免费午餐欲望太强烈了，中国人对版权的尊重还没有形成。美国有iTunes，这个东西救了唱片业，乔布斯对唱片业的贡献是我们无法想象的，iTunes这里每年有十几个亿回报给唱片业，美国人也从互联网听歌，但是他觉得好听他还要去买唱片的。美国人买唱片像去菜市场买菜，拿一个筐一买一买买十几张，而大陆不是，除非你是为了偶像，快男超女一去签售可以签售几千张，平时我们对喜爱的歌手，我们宁愿在网上听也不去买他一张唱片，这个法出来以后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它根本就不是鼓励创作，鼓励竞争，它是赤裸�对著作权人的打压。无论是歌手，还是音乐人，还是唱片业的从业人员，我目前没有看到人赞同这个草案的，如果说我们全行业的人都误读了这一条，那只说明我们这个行业对翻录音乐制品是多么的深恶痛绝。
时代周报：您做为一个写词人，您觉得在中国做一个创作人能养活自己么？
李：用狄更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一个时代。互联网时代音乐制作的门槛降低了，新歌是前所未有的多，每天光是新浪的微音乐首发你会吓一跳，整个的音乐的份额包括中国电信、移动、联通加起来有几百个亿，是远远超过电影的。
时代周报：这个钱到底谁挣了？
李：这个钱大部分是运营商挣了，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你知道这个彩铃多可怕吗，一首歌的彩铃会下载过千万次，那么这个钱到了哪里呢？很少很少的钱到词曲作家的手里，大部分是运营商拿走了，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还有中间的所谓电信代理商。其实音乐喂饱了很多人，可他们不是音乐人。
时代周报：那据您所知，在这个行业里活得最好的人能够挣到多少钱。
李：活得最好的人是歌手。全中国年收入在3千万以上的歌手有几十人人，像王菲这样的肯定过亿，其次，就是演出商，他们通过运作各种各样的演唱会，应该说收入是非常高的，然后是大大小小的网络歌手，像《爱情买卖》，人家在中国夜总会非常受欢迎，一个月演出的场次在20唱以上，那么她一个月的收入应该是几十万……垫底的是词曲创作者，现在的形势看，你只有免费将你的歌曲放到网上，让别人都知道你，才可能通过演出来挣到一点点版锐，演出才是音乐界最大头的收入来源。
时代周报：词曲创作者的版权到底怎么收？比如有歌手在演唱会唱了您那首《你在他乡还好吗》，他是不是要付钱给作词人作曲人。
李：你问得太好了，法律规定每场演唱会要交纳作品使用费，音乐收入的使用费的比例是2.5%-7%，就是演唱会的门票收入的2.5%-7%，全国每天有几千场的演唱会，可音著协收不钱。一方面，音著协没有这个工作能力，另一方面，演唱会的组织者没有缴纳音乐作品使用费的习惯。除非音著协去告他们。这个就是我认为词曲作家梦想中最大的一块蛋糕，但却一直没有落到我们的头上。
时代周报：就是从业人员没有版权习惯。
李：对，要形成法律的条例，你办演唱会就要办版权手续，不办这个手续就不应该举办演唱会，音著协最大的作用是你要去帮创作人收版权合，你什么在这方面不去加强，反而去加强鼓励三个月后对别人作品的使用权，重新录制权，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法律规定要交2.5%-7%的版权费，可是大大小小无数的演唱会有几个人是去交过钱呢？我梦想中的音著协能知道中国的每一场演唱会在什么地方演出，都唱了哪些歌，到创作人手里有明细的清单，音著协最大的作用是体现在这里，现在音乐版权的一块大蛋糕是在卡拉OK，第二块大蛋糕就是演唱会，你只有把这些蛋糕都吃了，然后再分给词曲作家，那么词曲作家才真正有希望，才可以活得像个人。
时代周报：想问一个比较隐私的问题，像您这样的知名作词家可以每年从音著协收到多少钱？
李：你要记住，中国没有专业的作词人，没有！靠写词是养不了自己的，早就饿死了。作曲家也是，如果你不做编曲的话，也是饿死。我的收入靠一些活动的策划，写歌是我一小部分的收入。前几年卡啦OK收不到钱的时候，每年有几千块，最好是去年收到了四万块，我记得时代周报�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大陆的音乐人都很可怜，按照你们歌曲红的程度每年应该会有过百万的收入，如果你们不争取音乐版权，你们永远发达不起来。时代周报�死的时候还有三千万留给他太太。他还有两千多首歌曲的版权，去世后五十年都有钱收，这个是很大的一笔收入。
时代周报：那么一个出名的词曲创作人最多的一年大约可以收到多少钱呢？
李：基本上中国大陆流行音乐时间不太长，一般创作人可能拥有的流行歌不会超过二十首，收入最多也就是十几二十万，陈小奇有十几首歌曲流行，我估计他就十万左右，也多不了哪里。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在这里靠版权是过不下去的……
李：台湾音乐界有一个名言，最红的那首歌一定可以买一辆宝马，那还仅仅只是词曲作家，不是歌手喔。你看写《谢谢你的爱》的台湾作曲家林秋离，最火的一年她收了八十万的台币的版权费，但在大陆呢，高晓松算是填词人里过得最滋润的，他的主要收入是当评委。毛宁一场演唱会将近40万，但是写涛声依旧的陈小奇能收多少钱？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在台湾和香港好的创作人是可以过得很好的，但大陆就不一样。
李：对。所以我老是跟年轻人说，我们是入对了行业，生错了地方。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一首歌词是几百块钱，整个行业我们的收入从来没有好过。所以这一次的著作权法修正案是一个很好的普法过程，让我们音乐人都细读了这个法律，原来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认真读的，认真读了，会学到很多东西。
2、邓伟标（作曲人）整个唱片工业早就完蛋了
邓伟标是广东知名的作曲家制作人，20个世纪九十年代曾任太平洋影音公司总经理助理，包装合作过的歌星包括王磊、光头李进等……从2005年开始，他改行专纯音乐，没有人声的，没有歌词的室内音乐，版权归自己上所有，且Daniel
Deng这个名字还在欧洲和日本有相当固定的市场，在当下的音乐市场，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时代周报：我冒昧的问一下，您主要是靠什么为生……
邓：你是说生活来源是吧？我每年都有大量作品的委约，就是委托合约。唱片公司委托我创作，我收稿费。一年会做三张CD，收入不太方便说，养家糊口还行。坦白说，我在这个国家，绝对是前十名。在大陆单纯靠作曲生存的应该数不出十个。像叶小纲、何训田这些大名鼎鼎的作曲家，他们有单位，何训田3年写不出一张东西，作为一个教授，拿的全是过万的工资。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大量地作曲，我没有任何公司，也没有任何依托单位。不能饿死啊。
时代周报：据您所见，整个音乐行业大家的生活来源都不是靠音乐对吧？
邓：没有办法简单回答。中国人经济来源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我身边一群人，生活不富裕，但过得也还行，他们都是八仙过海搞钱啊。可以坦白说，除了歌舞团里面的工作人员，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专业音乐工作人员。只有歌舞团的人，因为国家给工资。音乐学院应该不算，音乐学院的职业首先是教师。
时代周报：据您的观察，内地港台的音乐人，哪个地方的活得最滋润？
邓伟标：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说，当然是香港。香港完完全全按照英国法律很严谨，台湾总是有人钻空子。但总的来说，应该是台湾吧。因为香港的市场真是太小了。香港有一个好处，做经营的人不敢做假账。所以，每张唱片卖多少，基本上准确的。它是《国际版权公约》，英国的《国际版权公约》，好像是0.816%，100块钱，就要有8毛一分六分给创作人。这个是很厉害的了，因为它是按零售价的。
时代周报：那像林夕每年是不是收很多钱的？
邓伟标：现在市场不好，林夕都是先预收5000版税，拜托你先给5000，然后版税你扣回5000，剩下的都按版税结，以前市场正常的时候，香港人，无论多大牌，连时代周报�，顾家辉都不会预收的。因为大家信得过，有市场摆在那，反正我今天帮你写完了，半年后就有钱来了。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因为有很多做完以后就没有版税收了。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在香港做创作人是很舒服的。
邓伟标：香港的电台、电视台、普通的商店、公交车都播出付费，全部，所有公开把声音发出来的都付费。TVB新闻的版头音乐，顾嘉辉30年前写的，现在每年也收20多万一年。就一段音乐。
时代周报：那为什么有些非常大牌的音乐晚年会非常窘迫，比如陈彼得现在在广州卖面为生，比如写《欢颜》《橄榄树》的李泰祥病了无钱医治？
邓：陈彼得他们那代人走红的时候版权法还没成立。手里一把流行的歌，但人家翻唱你也没办法，时代不同。刘家昌也很郁闷啊，如果他们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就有版权法，那刘家昌不得了啊，几千首歌，流行的有五六百首，可是五六十年代他们的作品当时是卖断给唱片公司了，因此唱片公司不会分给他版权。当时是有这样的掠夺性的条款。新人写歌我付你三千元或者几千元一次性买断。以后产生的任何利润与你无关，这是对一个音乐人很大的剥夺。我是没有签过类似的合同，只要一有这种合同，我宁愿不卖。
台湾香港有很多出名的唱片公司，已经不出唱片了，他通过卖版权维持他公司的运作呢。很简单，版权问题有时代的问题，从两个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比如说罗文死的时候，他所有财产只有两三千万，张国荣死的时候，好几个亿啊。因为张国荣时代有分账制度，有版税制度，罗文那个时代没有。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版权也分时代,有人好运有人不好运？
邓：我跟你说其实只要市场正常，没有盗版，所有这个行业的人都赚得多。你想想像邓丽君他们那些歌手一辈子挣多少啊。
时代周报：你觉得对创作人来说最大的伤害是什么？
邓伟标：为什么我们拿到的钱并不理想？那是因为投资的人赚钱不理想。投资的人赚钱为什么不理想？因为投资人投资了以后，法律上从来对他们没有保障。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的《倾国倾城》出来不到3个月，光在广州的街头，光在海运一个地方，我买了8张盗版，不同版本的。不同款式的盗版8张。我说，我们去起诉吧，但是广东省版权局是怎么呢？只有4个人干活。各类的文化公司，每年的牌照的变更手续，他们都已经忙得屁股离不开凳子。他已经挑明了我们不打，你自己解决吧。
时代周报：就是要你们去法院告对吧？
邓伟标：没得解决，就不解决。人家要盗你的版，就盗你的版。比如说，某著名音乐人，协会的秘书长，拿着我的碟说云南的代理权销售权全部由我发货，行不行？我就跟他说你去问唱片公司，他就说你给我代，我就代理；不给代，我就自己去印来卖。
时代周报：可不可以这么说中国太不重视版权了，导致创作无法生存，再加上著作版权法的变改更是对整个音乐界创作摧毁性的打击？
邓：应该说大陆的整个唱片工业早已经被盗版摧毁了，早就完蛋了，在唱片工业生产链还没有正式成型的时候就已经扯蛋了。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一天有过正常的唱片工业，一出现即将成型的时候，那个生产线全去做盗版了。我们是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本来可以将中国唱片工业创立起来的，结果这个生产线，大部分都去做盗版了。如果我们在这一次新的修改还不着重保护著作权的话，整个音乐就没有办法往前发展，以前一直没有人去关心著作权法，大家当它透明，第一次关心就发觉怎么那么多问题啊。其实以前那个是更惨不忍睹的。从某种程度来说还是进步了，进步了三个月嘛，但是现在的退步是不需要取得你同意了。
周小川（唱片发行人）：
在台湾香港找不到地方买盗版，在内地找不到地方买正版
和银行巨头有着相同名字的周小川是星外星唱片的老板，四十多岁依然还有一幅二十多岁的小靓仔长相，做唱片也因为是家族事业，他家在潮汕也是做光盘起家，四年前起，星外星就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唱片发行公司，和金牌大风、华纳、天娱传媒、BMG、环球、滚石、NAXOS、种子音乐、典选音乐、角头、VMP、天中文化等国内外著名唱片品牌展开各种合作发行唱片，关于中国的版权，他有他的看法。
时代周报：唱片发行公司跟唱片公司有什么区别，就是你们只管发行不管创作？
周：对。其实我们都有，但主要还是发行为主啦，唱片公司是完整的版权代理，以及艺人的那个包装制作；那发行公司以唱片的发行为主。
时代周报：唱片业很惨，宋柯现在要去卖鸭子呢？他应该是赚不到钱才会去卖鸭子吧。
周：没有，我觉得宋柯他去卖鸭子只是一个噱头，因为我个人认为他没有离开这个产业，因为如果他真的离开这个产业的话他还讲这种话干嘛，我觉得他现在在整合一些版权资源，在做一些运营，那这个卖烤鸭说这个唱片已死都是做噱头的。后来又讲说，音乐不死唱片死了，所有实体唱片，我是完全不认同的。
时代周报：为什么？
周：我们不随便瞎说，我们举些实例。比如说像去年阿黛尔全球卖1800万张实体唱片哦，那么lady
gaga去年在美国本土卖了500万张，那泰勒・斯威夫特，去年那个格莱美最佳先锋民谣，她第二张专辑在美国发行，第一周就卖了105万张。那在内地的话呢，大家都说内地有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盗版唱片至少是24:1，我们以前做过一次广州深圳的调查，大概有一百家店，然后97%是盗版碟，我们在网上找资料，到底正版唱片能卖多少，其实这个事实表明说中国还是很多人在买唱片，可是96%都是盗版的。
时代周报：为什么买到的都是盗版的？
周：因为以前唱片市场的管理部门是文化部，文化部在08年把这个管理权移交给了新闻出版署，这个移交的过程中移交了三年还没有移交完毕，没有移交完毕的地方三不管，文化部管不了，新闻出版署也管不了，所以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沃尔玛超市、家乐福、新华书店都在卖盗版。因为只有盗版商他才能低成本的进入这些超市，我们是不可能的。
时代周报：按理超市应该进正版的啊。
周：他们都会跟所有的供应商签合同免责。那我们就必需去告，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案件，比如去告华润万家，告了家乐福，几乎所有的超市，但个案件要一年半时间，要准备很多文件啊去起诉，我们成本很高的，因为我们去做公证，我们去做光盘鉴定。每个案件你都会耗时很长，但是以前的文化部部门我们处理的话他们比较积极，因为他们有专属的人手，专管音像的，现在没有啊，新闻出版署的出版上面没有人手。他们的方向是什么呢，比如说电视台，管理的重点是电视台，报纸、杂志，然后呢网络，书，包括所谓的手机业务，然后再下来是电影，最末是音乐。
时代周报：但是音乐是个很大的蛋糕啊，有很多钱的。
周：但这个蛋糕的话大家都没有把他量化出来，这个产业没有一个叫规模化，就是没有被整合，因为你如果看电影就有一个很大的规模效应出来看票房。但是音乐就没有，像中国的演艺市场音乐市场，证明都是方方的，他没有被统计，所以大家都会觉得音乐市场不多，但是又很大。
时代周报：额，因为中国大嘛。
周：但是我们最可怜的是什么，音乐销售市场很小。我们举个例子，中国销售市场我们按照24:1来计算的话呢，中国至少有100亿的销售市场，唱片市场是死的吗？没有。而且我真的做的很好的艺人很好的作品出来，你在中国条件很好的话，那完全可以做到一个月卖100万张的，那宋柯你为什么说离开太合麦田，为什么你说你的东西你没有定价钱，就是说移动也好，这个方面你没有定价钱，这是因为你的艺人不够强势啊。我觉得唱片是没有死的，是被他们说死的。如果说要死的话，按我行内人去看，绝对90%是盗版造成的。我们要出版一张海外的专辑，如果要改动的话，必须要召集所有人，经过他们的同意才能改的。但是盗版不用，什么歌好听就录什么歌，什么电影好看就放什么电影，那还要唱片公司做什么。我去台湾香港走了一轮，发现在台湾香港找不到地方买盗版，在内地找不到地方买正版，我们的管理部门新闻出版局，发牌照干嘛，你发了营业经营许可证，就要管理好。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如果在中国内地找不到地方买盗版，中国音像产业至少要翻十倍。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这次草案，对你们发行商打击也很大？
周：因为你投注，包装，推广，音乐制作，一帮不同的人，词曲，跟制作人，做一个作品出来，要花很大心血的。红了之后，词曲所有人也会增值，艺人也会增值，唱片公司也会慢慢做增值。唱片公司又有投资跟经营，它是这个行业里面不可缺少的链条，现在缺少大的资金进来。
向雪怀（作词人）内地太大复杂了
向雪怀是香港人著名的作词人，在内地音乐人的心目中，他地位崇高，甚至有一种说法，中国内地所有的音乐创作人都应该感谢他。
不光是他写出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谭咏麟的「朋友」、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黎明的「夏日倾情」，也不光因为他曾经监制过的唱片全球销量超过一千万张。合作过的歌手又粒粒巨星，谭咏麟、徐小凤、邓丽君、许冠杰、张学友、刘德华、张国荣、李克勤、郑秀文、时代周报凯芹、黎明、黎瑞恩、汤宝如、草蜢……更因为他在版权方面对香港音乐和内地音乐人的引领，他于1987年至2005年为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理事及副主席,该会是香港唯一合法演出版权授权机构,会员超过三千人，去年收入达一亿二千万元
,向雪怀在这里服务超过十八年并建立了全亚洲最好的一套营运制度。九十年代，他更就把《一无所有》、《弯弯的月亮》引进香港，让内地创作人享受到了先进的版权制度带来的好处，而他也是率先将数字音乐销售至全球销售的经销商，他曾是苹果在线音乐商店iTunes中国地区的数码内容代理分销商，是他将华语音乐及韩国音乐介绍到iTunes，而在内地红极一时的《老鼠爱大米》经他推广，就曾创下在iTunes排行榜上冲进前二十位的辉煌战绩。
时代周报：向老师，您做为作词人我们很熟悉，但是做为版权专家，我们还真不知道。
向：1997年之后，我去了BMG负责全香港和中国的版权公司。一九八几年就进入了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服务了十八年，做到副主席我就辞任了。版权分开几种，一个是演出的版权，香港是由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负责的；一个是制作版权，就是你卖的CD那种，那个年代BMG就是由我负责开发和管理的。2000年以后，我就一个人将华语音乐和韩语音乐推去iTunes的。当时内地的天娱的李宇春她们，快乐男声，《老鼠爱大米》，韩国的还有很多，韩国的有一半的歌都是我推广到美国。
时代周报：我听很多内地音乐人说很感谢你？
向：可能因为在1987，1988年的时候，我到了广州，在扑通一百我碰到了好多内地音乐人，我是最早将王文光的《My
Shirley》带到香港给李克勤唱的。当然，之后就有华纳的唱李海鹰《弯弯的月亮》，也有唱许建强的《晚秋》，时代周报凯芹唱的。接下来我做徐小凤专辑的时候，我就找了作《梁祝》的何占豪谱曲，还找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南泥湾》让徐小凤唱，应该说我是很早就将中国的音乐人带到海外，因为那时大陆音乐工业还没成立，那些音乐人通过香港的作曲及作词家协会收到版税。当时王文光一九八几年到九几年初收到的版税接近20十万的。我是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一，建立了香港的协会的制度；二，将内地的作曲家的作品引进出海，到境外；像李海鹰现在是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理事，他也会发挥到一定的作用的，因为他知道海外跟国内的整个系统的比较。
时代周报：当时国内是盗版成风，把香港的音乐合到内地，这件事到什么时候为止？
向：事实上是一直发生着。但这牵涉到三地怎么监管的问题。香港最成功的是有99%的会员都愿意成为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的会员，它是唯一一个团体能够代表全部作家的利益，作家本身跟唱片公司的区别是什么？作家是一个个体户，分散开来他本身是没有力量的。一个人是很难跟一个大的集团去谈判的。譬如跟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香港的无线电视是很难谈判的，你没有谈判的条件。但是，当所有人集中力量之后，就有一个很大的谈判条件了，大陆本身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授权不完整。现在音著协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授权的完整性，不够多。譬如，全中国有100万作家，只有30万签了给它，70万在街上。那变成在谈判的时候就很复杂。这是大陆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
时代周报：为什么香港人做得这么完善呢？
向：首先，要多谢香港的创会主席彭纳得，他是第一个帮我们香港人成立这个会的。这个会当时是根据英国《版权法》去成立的。香港是整个华语音乐的起源地。回顾整个历史，你是无法否认的。香港在刚起步的时候，如果能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后面的就很容易做了。大陆很多音乐在不同的地方发生，版权基础也不清楚，不一致。很乱，很乱，这个工程很大。我本身是很体谅音著协的困难，整理新的和旧的版权是很复杂的事情，很长时间的工作。地方又大，很多困难，内地太复杂了。
时代周报：大陆的音乐都很羡慕香港的制度做得完善.
向：香港本身有一种英国式的，比较文明的开会程序。跟台湾不同，台湾也是乱的，有些协会保护闽南歌，有些保护本土的国语歌，台湾开会的时候经常吵架，人事变动很大的。香港是很稳定的。有些政策不稳定是很难做下去的。香港小，在香港做版权维护相对比较容易。而音乐版权协会是不单做本土的版权维护，连海外的都管，比如你有一首歌在美国、欧洲，或者国内做演出，我们都会去替你收钱，现在，中国卡拉OK开始可以收到钱，电视台、电台可以收到钱。我预计将来八十年代开始写歌在国内早期流行曲作者会享受到更为丰富的内地版权发展的成果。
时代周报：据说顾嘉辉时代周报�他们都可以靠版税可以过得很好，您个人的情况呢？
向雪怀：是可以的，以我个人来讲，一年收几十万是有的，但从全球来看，香港算少的，披头士，Michael Jackson
就算他们不在世上，他们的版税都差不多1亿元港币的，几千万美金。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因为一首歌要红是很难的。一个歌手一辈子有时都等不到一首好歌。上千万的音乐人可能没有一百个是成功的。
时代周报：事际上一首歌的版权是归作词人、作词人以及演唱者所有，对吗？
向：记住，歌手不是创意工作者，他只是演出者，他不是创意工业里面的一份子。他只是演出工业的一份子。一首歌无论冠名权，还是利益权都是原作者的，不是歌手，歌手不是创作人，而只是演唱者，因为一个歌手收几十万演出费的时候，他是不会分钱给作词人、作曲人。就像现在凤凰传奇，出场费，3首歌，50万人民币税后款，但他是不会给钱作词人、作曲人的。在哪一种情况下作词人。作曲人可以拿到版税呢？唱卡拉OK的时候，可以分到一点钱，唱一首歌，可以分到千分之一元，就是这些累积起来的，创作人是很难的。
时代周报：如果谭咏麟在国内开演唱会唱了这首《朋友》，是不是演唱会要交钱给您的？你有版税的？
向：我觉得香港人是比较简单的，他们比较相信法律，每一个人都尊重法律相信法律，都交出来，由法律去管理。但内地是很复杂的，有些地方不是法律可以管的。台湾也是复杂的，形成了很多小力量，除了滚石之外，台湾的版权技术也不是很好。
时代周报：管理版权，实际上就是一个维护创作人利益的问题。iTunes那个对版权是不是特别大的保护？
向雪怀：iTunes是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在美国。当时在美国的时候，也是吵得很厉害的。后来美国政府颁了一个法例，什么都不管，拿一个亿美金出来，押在保证金的那种，现在网络上售卖，有个价钱的保护，是这样开始的。所以，如果政府不放手，这些争吵是不能解决的。新媒体、新方式的时候，是没有一个行业制度的。这个制度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消费者跟提供者之间建立一种默契，譬如，多少钱才合理，吵得越久，对行业越不好。因为吵得越久，越多非法的行为存在。所以很多时候，政府应该做点事，如果美国政府不出手，美国也不可以成为版权法的先驱者。
时代周报：《老鼠爱大米》卖得好，最大的受者是谁呢？
向雪怀：词曲作者只是网络歌手，他把版权卖给了给钟雄兵，钟雄兵再找香香唱了另外一个版本。我在美国卖得最好的还是香香的版本。很困难才说服了iTunes
，在欧洲跟美国做了2个星期的宣传，那时候是全球排名的，排了2个星期，有一个星期最高的到第七位，一个第九位。我那时候有3首歌在榜上的。
时代周报：收益最大的是钟雄兵，因为他是版权持有人？
向雪怀：对。他怎么分配给杨臣刚，香香我就不知道，那是内部的事情。
时代周报：你写过的那么多歌里面，那一首歌的传唱率最高的，给您带来最高收益的？
向雪怀：很奇怪，原来唱得最多的当然是《朋友》，现在是《讲不出再见》《夜半小月曲》和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国内收的版权不太多，一年就1万多，2万。香港就比较多。内地的数据系统不好。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数据系统，每个晚上卡拉OK里有一个抽样大概的数据。比如说，选广州5家，广西5家，北京5家，大的小的都有应该要有这样的数据抽样，一年之内做平均数，大概知道怎么分配。我觉得国内做得太不好了，但是我相信将来会改变的。
时代周报：其实在国外一些人写一首歌，可能已经是亿万身家了，可是在国内因为没有版权保护，他可能一分钱都收不到。
向雪怀：对啊，人家一万，他才一百。我发现最大的矛盾是，中国一直都在讲什么创意基地，创意园，但如果这个法律都不做好来保护创意工作者，就会有很大问题。那一块地，中央投几个亿下去，但是完全保护不了创意工作者，只有一个空壳，是没用的。只是有硬件，没有软件。这是很重要的。
时代周报：在版权上，您觉得内地和香港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向雪怀：你有没有发现内地的创作型歌手特别多，就这是内地版权制度带来的问题，香港的创作人有较好的法律保障，他们可以专心创作，但内地创作者一定要自己唱，让自己在演出上赚到钱，因为歌的版权很难收到钱。写《传奇》的李健，王菲把歌唱红了。李健会自己唱，因为单靠版权他得到的钱太少了，你赚1000万，我赚100万就够了。这是很危险的，有天分会唱歌的歌手得不到好歌，创作人都在争着唱歌，因为他在版权里得不到自己的利益。将来我们要听到好的音乐，就一定要保护版权，因为音乐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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