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28年7月14日生的，原籍山东省青州。1941年入陕西省三原第三中学学习。1943年初中毕业后，到了陕甘宁边区，延安第二高级师范毕业。
1943年参加了八路军。1952年进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6年毕业。1956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第十师28团宣传股长、师宣传科科长。同年，我在兰州讲师团任团长，1957年任中国国家建筑工程部兰州总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
我的前半生是很顺利的，不然那时人们怎么说我是红色知识分子呢，争着抢着要我呢？1957年时，我被卷进了"以刘志强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里。大鸣大放时，鼓动人们放下包袱给党提意见，当时反复说，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我当时是整风运动办公室主任。我们宣传科的杜克发言说，党委有官僚主义，不深入基层；党委里有宗派主义；党委会里不纯，有一个委员是汉奸。紧接着反右运动开始，杜克被揪了出来。我和刘志强自然就成了主谋和支持者了。这个刘志强，是山东人，大个子，人长得气派，为人耿直。1936
年参加革命，原胶东游击支队政委，他的儿子在他打成右派以前是北海舰队政委。他在1957年时任中国国家建筑工程部兰州总公司组织部部长。我们中国国家建筑工程部兰州总公司当时的经理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早期地下党员高元桂，他在此之前是北京大学建筑工程系系主任。
在去夹边沟劳教农场以前，我家去了三个公安人员抄了我们家，检查了所有人给我的来信，然后，一个人站起来说道：党委决定开除你的党籍，送夹边沟农场进行劳动教养。
当时，我们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为：刘志强（组织部部长）、司继才（宣传部长兼政府办公室主任）、张静（山西人，抗日战争时牙齿都让日本鬼子用撬杠撬掉，后被游击队从牢里救了出来。文化部部长，老红军）、徐福林（团委副书记）、杜克（女，宣传干事）。
我和刘志强、杜克是同时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在此期间逮捕我们，押我们去夹边沟农场的是机关党委干事亢伍，他带了我们的材料。将我们全家搜查的也是亢伍。我是1958年的6月15日离开兰州的，16日到了夹边沟农场，17日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可是，我此时越想越冤，我对刘志强说："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王法？为什么要送我们到这里来。"
刘志强说："杜克的发言没有错。用大棒打我的秦烈英不是第一凶手，打我的凶手在上面，上面有政策。"我和刘志强悄悄商量，不能就这么冤枉了就认了，给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去。于是，我们商量怎么逃跑，怎么去告状。当时我俩分了工，刘志强准备路上吃的，我准备告状材料。过了几天一个下午大约三、四点钟，我们从夹边沟跑到了酒泉火车站。因为我们来时，农场已经把我们的钱和粮票全部搜了去，所以，我们就扒了一列向东走的货车。上了货车，我们把穿着的农场棉衣藏到车厢的角落里，当时我们只报着一个信念，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我们是在兰州西站下车的。刘志强到杜克家和徐福林家共借了五六十元钱，因为钱不够，就先买到了郑州。到了郑州，逃难的人很多，我们在火车站上又被抓盲流的给抓了。我们想这可怎么办呀？此时我们发现厕所里面有棵树可以上爬到墙上。于是，我们假借上厕所，我先从树上爬到墙头，然后将刘志强拉了上来。出了墙外，伸手不见五指，黑忽忽的不知东南西北。我们就顺着火车叫的地方走，这样我们又到了郑州火车站。到了郑州火车站害怕又被抓了，胡扒了一辆车就往东走，这一下给上错了车，将我们拉到了兰考火车站，于是，我们下了车，扒了一列由南京到北京的火车，从北京崇文门车站下了车。
当时，我们那个高兴啊，总可以见到党中央和毛主席了，我们的冤枉也可以诉说了。可是我们想，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我们可不能胡跑乱跑，于是，我们就打问北京市公安局的地方，准备先到公安局给报个到了再说。
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我们进了一个崔教导员的办公室。在那里不上五分钟，进来一个人把我们带了出去，锁到了一间房子里。在这间房子里等了八天，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谈话。第八天房门被打了开来，我们一看，夹边沟农场的赵来苟、王干事、孙干事都走了进来，我俩一下傻了眼，两个铐子分别带到了我们的手上，然后将我们拉了出去。这样我们又被押回了夹边沟农场。到了夹边沟，突然，一个管教拉住我的手说道，指导员怎么是你呀？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当连指导员时手下的一个排长薛明山，他在部队复员后，分到了劳改局，是个管劳改犯的干部。就是这个薛明山照顾，我在夹边沟农场又干起了宣传工作。我们办起了《夹农简报》，和我一起办报纸的有兰州师专的谢磊和刘光祖，还有段照熙。刘光祖是单位上的人给诬陷的，为了几十块钱的事情捏造后被打成了坏分子送来的。段照熙是原劳改农场留下在这里就业的。段照熙字写得好，专门给我们刻蜡版。后来我们也想通了，来夹边沟的哪一个不是冤枉的，哪里有诉说冤屈的地方呢？有一个甘肃省临洮县油籽公司的经理史占春，地下党员，他在反右运动前有一次说道："这是什么社会主义，原来油多着都卖不出去，现在油都没吃的了。"于是，史占春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1959年初，夹边沟农场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搬沙填海，造十万亩良田。也就是把沙漠里的沙，抬到水沟里填。寒冷的冬天抬着大筐子里装满的沙子，来回跑，有些人就被活活累死了。有一个天水铁路中学的教师张乐民，抬到第三天时，奄奄一息，衣裳与肩上的肉粘在了一起，肚子和腿全是青的。都是为了立功早回家，张乐民有一天抬了差不多300筐。我去看他时，他躺在铺上落泪了，他让我看了他妻子刚给他来的一封信，信上写道：你放心，家里人都好，我和孩子都好。你的身体不好，要注意身体，少劳动，保存体力。在政治上表现好一点，争取立功赎罪，我们早日团聚。我们这里已没有粮食，给你无力寄来吃的。
后来，赵振中队长从家里拿了点吃的给了张乐民。
我们那时就到处跑着进行宣传，办墙报、油印报纸，搞得热火朝天。当时，谢磊进行采访，我们编《夹农简报》鼓劲。都是写让大家好好劳动，脱胎换骨，争取早日出来的报道文章。
第二件事就是挖排碱沟。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夹边沟农场自杀的我知道的就有五六个。有一个叫王什么杰的，上海人，小个子，由于饿得不能劳动，干不动活，完成不了任务，人们打他，用脚踢他，一天人们发现他在菜窖里自杀了。还有一个疯子，四十多岁，天天拍着手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我在这里先给你说说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
傅作恭比我早去两个月，这是个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他是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后来被邓宝珊从傅作义处借来进行规划修建引洮工程的。傅作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大个子，身体好。在反右运动中，将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这是他在休息时别人对他说的。他说他什么也没说，是别人攻击咬到了他的头上。另外，他与甘肃省水利厅的副厅长与正厅长不和，反右运动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在新添墩作业站时我与傅作恭在一起。我记得那是
1960年的春天。新添墩作业站要将沼泽地里的根泥挖出来晒干后烧成灰了当肥料，这叫挖筏子。而将根泥装在筐中抬，称为抬筏子。一般是用人工抬到地里，也有用拖拉机拉的，在地里先落起来，等风干后再用火来烧。当时，傅作恭在胡家颖的队里，胡家颖是小队长。
当时，场里反复说谁劳动好，就给谁摘帽子，谁就可以先释放回家。所以，人们就拼命表现，积极争取早日走出夹边沟。那时，抬筏子打擂台，每隔二里路分一节，两个人抬上满筐跑过去，放下，再把上一节的空筐转回来。这种打擂台，哪一节若慢了，筏子就被倒在地下堆起来。堆了筏子抬得慢了的人，收工后就要被扣饭。而张干事有意识的把身体弱的分到后节，后面的路长一些。当时，傅作恭分在第三节，已被连续扣了三天饭了。有一天，我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赵队长（陕西人）过去问道："傅作恭你怎么了？"
傅作恭说："我抬不动了，我饿了三天了。"那天下工后，傅作恭已走不成路了。赵队长是个好人，他让四个人送傅作恭，每两个人抬一根扁担，一根扁担上放傅作恭一个胳膊，傅作恭是被架回来的。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胡家颖点名，他说："傅作恭怎么没有来？"有人说："傅作恭死了。"我进去后看他身子斜靠在墙上，头偏在一边，一搡，傅作恭确实死了。我记得傅作恭挖排碱沟的时候腿子就整个儿烂了。现在关于傅作恭死的说法很多，都不对，傅作恭是连饿带累而死的。那个时候小队长权力大得很，随意扣饭，经常打骂犯人，管教干部不敢制止，都害怕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也有干部打骂犯人的，有个张干事，天津人，就把一个犯人给活活捆死了。有个叫王杰的犯人，因为被扣了饭干不动活，病得不能劳动了，张干事就把他给捆了。当时我就在跟前。他将细麻绳在王杰的两条胳膊上一绕，然后用脚一蹬，只听王杰惨烈地叫了一声"哎――"。赵来苟说："你捆得太厉害了，慢些，慢些。"此后再没有声音了。人们就将段照熙大夫叫了来，段大夫来后说，赶快抬，赶快抬，往医院抬。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将此人救了过来，就这样一绳子给捆死了。
有一个叫刘继尧的犯人写了一篇关于人性论的文章，被扇了耳光子，打得死去活来，这个人也被打死了。死后在他躺的铺墙上写着"坐以待毙"四个大字。
那个时候，夹边沟农场正式干部不多，主要以右制右，让犯人管犯人。刚去时每月还供应36斤粮，到了后来每月只有原粮15斤了。农场管理干部自己多吃，他们的家属从挨饿的农村都被接了来，也吃。为什么那么多犯人死了，但干部和他们的家属竟然没有一个人死呢？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是1960年9月去甘肃省高台县明水的。在我们之前先去了几百人到黑河去修水渠，那些人蓬头垢面，上厕所还要人搀扶着去，怎么能够劳动呢？于是，黑河管理局不要了，就把人们全部拉到了明水大河农场。这里原先也是个劳改农场，地很不错，土层厚。但明水这个地方离祁连山的雪线只有14米，雪线以上一年四季冰雪不化。我们去那里时天气已经非常严寒，可是没有房子住，于是就拔了草先睡在旷野里，第二天我们才开始挖洞。我们这些饿鬼们是在祁连山雪水冲出的两道沟里挖洞的。我们把沟坎边的沟壁削齐，挖七八米深的槽沟，上面用茅草盖起来，人拔了茅草睡在上面，一个地窝子睡七八个人。还有的人在沟坎边上挖出了大大小小洞穴，住在里面。
到了明水后，伙房里给犯人们做得糊糊主要是沙枣粉、草籽粉，供应的白面主要让管教干部的家属们给吃了。我们当年打日本鬼子时，都能吃饱肚子，心情很愉快，可是在这里真是进了人间地狱。那些日子里，犯人们把芦苇根拔出来就地吃。地下拣到烂的、好的芦苇根，统统都吃。明水这个地方老鼠很多，我们吃黄鼠、苍鼠。刚开始还有个别榆树，剥了皮晒干后砸了吃。有个兰州铁路局的黄少文到食堂去打榆树皮熬的糊糊，糊糊里下了几个沙枣。炊事员将此糊糊舀上来时，糊糊很粘，须用刀子割断。黄少文饿急了，一打上就喝了下去，当场被活活烫死了。段照熙赶来抢救时，在他肚子上一摸，他的肚子似火炉一样烫人的手呢。
我们在明水的那些日子里，每天早上天麻麻亮，段照熙就在每个洞穴和地窝子里拉人的腿，查看人死了没有，如果死了就抬出去放在门口，趁天没亮就赶快让马车牛车拉上去埋。段照熙每次到我的洞穴里拉我的腿，故意开玩笑，"这个人死了。"我说："还没有死呢。"他此时才说："是老司呀。"到了把伙房里的炊事员也下放到洞穴里的时候，明水人吃人的事情就多了起来。
那个阶段人已经埋不及了，我们住的明水沟的下面崖坎底下码得全是死人，白天乱扔着，晚上狗呀、狼呀都来吃。有一天我出去，看见那里几十上百人，有一个死尸的屁股和大腿上齐齐地被割下了一条肉，肚子也被割了开来。我回来后给赵来苟汇报说："赵干事，事情危险了。"
赵来苟说："危险啥，你没吃的了？"我说："吃人了。" 赵来苟说："我看去。"
赵来苟说："狼吃了吧。你给谁也别说，抓。"过了两天，我和官锦文在地窝子里躺着，这个地窝子里就住着我们两个人。官锦文，原名上官锦文，四川人，原是兰州军区警卫团的上校团长，是被打成了坏分子送到这里的。我突然闻到一种怪味，我说："这是什么味道？"
官锦文说："我们看看去。" 官锦文和我的家里经常寄来吃的，我们的情况要比别的人好。我们顺着怪味飘来的地方走去，只见张维佐和一个姓曹的犯人朝我们看了看，他们在段照熙卫生所旁边一个角落里用脸盆煮着黑乎乎的一脸盆东西，这些东西还不太熟，可他们已经在大口大口地吃。我们过去后他让我们一同来吃。我们一搅，里面全是人的内脏和肉。因为，我们俩是小队长，所以把这件事情向赵来苟做了汇报。
接着开了斗争会，把这两个人在一个大窑洞前进行了批斗。孙干事说："把这两个狗日的捆起来。"于是，孙干事和几个人把这两个人捆了起来。这两个人是从伙房下放出来的炊事员，身体比别人要好些，所以没有被捆死，如果换了别人那早就死了。唉，谁愿意吃人肉呢，可是他们要活命呀，他们是实在没有了办法，是这个社会把他们逼成了这样的。
有一天晚上，天上下了雪，雪不太厚。在我们这个地窝子里，我睡的位置已经死了七个人，官锦文睡的位置也已死了六个人了。那时候，死一批人，然后把各洞、各地窝子里的人重新进行一次集中，再死一批，再集中一次。我的好战友刘志强原先他儿子是北海舰队的政委时，还可以多少给他带来些吃的，这时候由于受了他的影响，他的儿子也被下放到农场去了，他没有一点接济了。刘志强病倒后被送到段照熙的草棚里养病。这天天已完全黑了，刘志强爬到了我的地窝子里，我一看他满脸的胡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我赶快将他扶了起来。刘志强说："老司，这是我的冤案材料，我回不去了，请你回去后交给党组织。"我听到这个话眼泪一下流了下来，我看见他当年打日本鬼子时被打断手指头的那个手颤抖着。他随后又给了我一个东西，他说："这是酱油糕，你饿了就舔一下。老司，我再给你八张邮票，请你出去后给我代交我的党费。"说完他就要走，我把他送了过去，可是，刘志强回去不到一个小时就死了。他的尸体害怕让狼吃了，放到了南面的一个土洞里。我听到他的死讯后，赶快到了那个土洞里。我望着他那满脸胡子瘦削的脸，握着他那被日本人的子弹打断的指头的手。我想，我的好战友，你怎么死到了这个地方，而没有死到日本人的手里呀！
埋刘志强的时候我去了，那么一个山东大汉此时只有几十斤重了，一个人都可以轻轻提起来。段照熙当时和我在一根木棒上刻下名字"刘志强之墓"，我说，我们把坑挖深一点。当时，我多了一个心眼，在一个石头上写下了他的姓名、职务、经历，枕在了他的头下面。然后，埋了后在他的坟前插了木棒。后来，我走出夹边沟农场，我把刘志强的申冤材料交给了当时正在开会的杨镇镐，我是打断他们开会这样做的，还交了刘志强的八张邮票的党费。我们能够从夹边沟农场活着回来，多亏了当时的钱瑛。
钱瑛是《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原型。建国后，1954年钱瑛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兼党组书记。她坚持真理，不避风险，平反甄别了被定为"铁案"的错案。钱瑛有句口头禅："不怕鬼！"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她决不趋炎附势，也不随风转舵，而是一如既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她在办案时总是深入细致地反复核对，不妄断，不轻信，也不苟同。1960年冬，钱瑛又接替谢觉哉担任国家内务部部长。她身居高位，不忘群众疾苦，每年都有一半时间下到基层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我们都把她看作我们的救命恩人。那个时候，邓宝珊是甘肃省省长，张仲良是甘肃省省委书记，到处吹牛每亩地可打十二万斤粮食，娃娃可以在麦穗上打滚、睡觉。1956年以前，由于农民分到了土地，粮食当时吃不完。可是，打倒了小地主，来了个大地主。1958年人民公社这个大地主把农民的土地全部抢夺了去，把农民变成了比长工还要长工，农民成了农奴。那些公社各级领导成了新兴的剥削阶级。农民干活不敢得病，得了病还要给负分。不让农民家里两头都冒烟。不准家里冒烟，只准食堂冒烟。农民的鸡下了蛋，还成了资本主义。反右运动实际是剿灭知识分子，当时的口号是"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当年所谓的右派，就是在一种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背景下，设下圈套关住门来打狗的。棍子也打，辫子也抓，帽子也戴。
钱瑛发现夹边沟农场的犯人，纯属一种偶然，并不是像人们说的钱瑛直奔这里来的。夹边沟农场和其他关押右派的劳教农场的情况，甘肃省一直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中共中央西兰会议以后，中央开始纠左，抢救人命，钱瑛当时到甘肃河西走廊进行视察。那天司机开着车迷路了，车里坐着钱瑛和警卫员，一共是三个人。他们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烟轻轻飘出。他们就开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去，到了沟边上一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的足有二三百具尸体，这些尸体被码着骡着。钱瑛的警卫员就在沟坎上面喊："你们这是什么单位？怎么这么多死人？"当时，有个管教干事说："我不知道，你问场长去。"我和官锦文听到喊声，赶快走了出去。这时只见刘振玉往钱瑛他们那里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场长。"
钱瑛迎了上去，抬手就给了刘振玉几个耳光。
刘振玉喊道："把这几个人给我押起来。"
钱瑛的警卫把枪一下拔了出来，说道："这是钱瑛。"
刘振玉一听是钱瑛，一下慌了，说道："钱部长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官锦文此时大声喊了起来："钱大姐，快救我呀，快救我呀！"
钱瑛朝官锦文看了一眼，然后说道："这不是小官嘛，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这里劳动教养。"
钱瑛于是让官锦文领着在各洞穴和地窝子里查看，发现这里还躺着很多人。钱瑛问刘振玉还有多少人？刘振玉说，还有五六百人吧，需要五个车皮。她于是马上给酒泉地区打电话让把那里的公交车全部调来，并且宣布赶快放人、救人。
接着她跟刘振玉走进了他的房间，她觉得屁股下面很软，让人一查，刘振玉的房间里有28条毛毯，搜出了200多个各式手表，在刘振玉老婆的房间也搜出了几十条毛毯。
到了离开明水的那一天，有个铁路局当过列车长的王芳明上不了车，我们就将他搀扶了上来，睡在轿子车的最后椅子上，车都很空，已经没有多少人拉了。王芳明在半路上死在了大柴沟，从火车窗户里扔了下去。当时，刘振玉报了五个车皮，从兰州调来后顶多只有二三百人。夹边沟农场送着去了大约3200人，我在1959年冬季发衣裳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名单是我们刻印出来的，我这里还有当年保存的日记；以后还陆陆续续送到那里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从明水活着回来的人超不过300人。我能活着回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的爱人和家人经常给我寄来吃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战友，原先的下级薛明山照顾了我，让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比小队长还有实权的一个小头头，这样从各方面来说要比其他人强得多。
我是一个研究党史和马列的人，这段历史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从
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最黑暗的一段历史。毛泽东应该负主要责任。反右运动之前的开门整风是毛泽东发起的，对不同意见的人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反右运动给全国无数家庭带来的灾难是说不完的。储安平的四十八个句子都是正确的，但是，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现在来看历史，《论联合政府》看起来是当时的权宜之计，主要为了夺取政权。可是，夺取政权后，权力过于集中和照搬斯大林那一套，最终酿成了这场人间悲剧。
转自《凤凰周刊》 2010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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