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公社】 辽宁18亿元国有不良资产债权仅卖1800万引质疑

18亿元国有不良资产债权，却只卖了1800万元。购买人随后仅靠其中一笔债权(约占总额1.4%)，就不仅收回了1800万元的投入，还可以另赚800万元。这起债权转让引发了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和争议。

　　2006年12月22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将"辽南资产包"的2721户债权、总额186629.78万元，以1800万元底价拍卖出去。质疑者称，此次国有资产的处置、拍卖等环节，均存在舞弊的可能。

　　目前，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已对此立案侦查，该局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称，"经审查长城公司沈阳办事处一案有犯罪事实……决定对长城公司沈阳办事处涉嫌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案立案侦查"。

　　18亿元国有不良资产债权，只卖了1800万元。购买人随后仅靠其中一笔债权(约占总额1.4%)，就不仅收回了1800万元的投入，还可以另赚800万元。这起债权转让引发了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和争议。目前，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已对此立案侦查。

　　1999年，国家为处置中、农、工、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分别成立了东方、长城、华融和信达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整体打包"转让不良资产，是这四大资产公司处理金融不良债权的模式之一。

　　2006年12月22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沈阳办事处将"辽南资产包"的2721户债权、总额186629.78万元，以1800万元底价拍卖给了郝希仁。

　　2010年5月，本溪物资贸易中心(以下简称物贸中心)作为"辽南资产包"债务人之一的担保人，认为这起超低价转让的背后有违法违规行为，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债权转让无效。沈阳中院判其败诉。物贸中心随后提出上诉。2011年7月19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第三次开庭审理。

　　物贸中心副总经理李秀福认为，这起超低价转让不良债权行为背后有黑恶势力介入。

　　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下发给李秀福的"立案告知书"称，"经审查长城公司沈阳办事处一案有犯罪事实。""立案决定书"称："决定对长城公司沈阳办事处涉嫌徇私舞弊低价出售国有资产案立案侦查。"

　　"仅用债权的九牛一毛就大赚一笔"？

　　物贸中心向沈阳中院提起诉讼后，沈阳中院今年3月作出判决。判决认为，因郝希仁购买的是不良资产，故其转让价格与原价格有较大差距属正常商业行为，亦是风险投资，并未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因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今年6月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案件的焦点集中在巨额不良资产转让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等问题。法庭没有当庭判决。

　　质疑者称，此次国有资产的处置、拍卖等环节，均存在舞弊的可能。

　　2006年12月13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与辽宁中正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正公司)签订一份《委托拍卖合同》，约定将"辽南资产包"的2721户债权、总额186629.78万元进行拍卖，起拍价为1800万元。

　　随后，中正公司刊登拍卖公告，在2006年12月的拍卖会中，经过一轮竞价，郝希仁以底价竞得。

　　李秀福告诉记者，郝希仁购买这笔国有资产债权后，于2007年9月将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之一――本溪物资贸易中心汤岗子经营部诉至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偿还1600万元本金及利息。鞍山中院据此案还查封了担保人物贸中心近3000万元的资产。

　　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鞍山中院于2010年4月，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郝希仁的诉讼请求。按照这一判决，郝希仁将得到2600多万元本息。

　　那么， 18亿元的债权怎么才卖了1800万元？

　　对此，长城公司沈阳办事处递交沈阳市中级法院的答辩状称："该债权包存在档案资料不全、大部分债权已过时效、物权资产欠缴大额费用等瑕疵，如自行追偿，存在投入成本大，债权实现周期长，且可能面临部分或全部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以转让方式处置，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债权资产回收，避免未来风险。郝希仁在受让债权资产的同时，也继承债权资产本身的风险，价格上保留一定利益空间也符合商业原则。因此该债权包不存在转让价格过低，恶意损害国有债权问题。另外，长城公司系公司制管理，其处置债权行为系商业行为，有权自主决定债权处置的相关事宜，包括处置价格问题。"

　　但李秀福认为，郝希仁仅用债权包的九牛之一毛，就收回了1800万元的成本，还另赚了800万元。如果以此推算，整个债权包给他带来的效益将以"亿"记，这难道还不算国有资产流失？低价转让的背后可能存在问题。此外，长城公司是国企，其职能是实现不良资产价值回收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长城公司不是私企，其处理的也是动辄数亿元的大笔国有资产，公司却称其行为是"商业行为，可自主决定"，那这些大笔交易的背后，究竟有没有问题，又靠谁来监管？

　　举行拍卖会之前就已内定买家？

　　事实上，原告方质疑最多的是转让、拍卖的程序是否合法。

　　李秀福称，依据拍卖公告，竞买人如有意登记参与竞买，应当于拍卖5日前缴纳竞买保证金100万元并领取竞买号码。

　　但是，记者获取的一份"竞买登记单"显示，郝希仁在购买"辽南资产包"缴纳保证金时，注明1700万元，且其中的1600万元支付给长城公司。

　　在李秀福看来，缴纳竞买保证金、领取竞买登记单的时间，一定应在拍卖会开始之前。这份登记单足可证明，在尚未开始拍卖之前，交易双方与拍卖公司早已恶意串通，事先"内定"好了买主，并交付了几乎全额价款，完成了本次交易。这必然导致此后的拍卖会沦为毫无意义的一场假戏。

　　对此，中正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婷婷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前付款是一种"诚意"的表现，就像买东西可以先付定金或者全款一样。

　　"拍卖即是由出价高者竞得，拍卖的是国有资产，为什么在尚未举行拍卖之前，竞拍者就已经向委托人长城公司付款，那拍卖还有什么意义，这又是否符合《拍卖法》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记者问。

　　张婷婷回答，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竞买者不可以在拍卖之前先给委托人付完全款。法律没有不允许，这样做就没有不合理之处。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工商管理系王老师告诉记者，在拍卖之前，交付保证金是正常的，但在拍卖会开始前，买主还没决定的情况下，就直接给委托人长城公司几乎支付了全款，明显存在买卖双方恶意串通的可能，难免让人生疑。

　　辽宁省社科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张献和也认为，拍卖前直接近乎支付全款的行为，令
"公平、公正"、"价高者得"的拍卖原则形同虚设，可能最终导致巨额国有资产低价流失，损害国家利益。

　　只有一人竞拍？

　　李秀福称，据其了解，拍卖当日仅有郝希仁一人参与竞拍。根据规定，仅有一人参与竞拍时，不符合拍卖竞价原则，应终止拍卖，如一人竞拍获得成交，拍卖应为无效。

　　"现在能够证明拍卖现场仅郝希仁一人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录像。"原告代理律师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崔东旭说，根据拍卖业的行业规则，拍卖人应当制作拍卖现场光盘。沈阳市中院法官前往中正公司调取该份光盘证据时，拍卖公司表示确有该份光盘，但已移交给了被上诉人长城公司，并向法官提供了一份名为"拍卖成交后需交给长城公司的资料"的证据材料，其中第7项即为"拍卖会现场录像"。然而，一审法院在向拍卖公司调取证据时，拍卖公司说拍卖录相交给长城公司，而长城公司在庭审却说拍卖公司没有移交。

　　7月19日的辽宁省高法审理过程中，张婷婷先是称，肯定有录像，而且已交给长城公司。之后张又称，应该是有，但自己没有看到。长城公司代理人则表示，长城公司没有收到录像。

　　对此，李秀福说："拍卖现场肯定有录像，因为拍卖公司的张婷婷曾经在拍卖公司办公室给他放过这个录像。从录像上看，只有郝希仁和一个随从人员在参与竞拍。这是长城公司和拍卖公司拒不提供录像的根源所在。"

　　张婷婷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己从没看过这个录像，也不知道该录像是否存在。

　　至此，拍卖的一项重要证据现场录像始终难以在法庭上呈现。

　　拍卖公告可以附加什么样的条件

　　事实上，该起拍卖还有另两个蹊跷之处。

　　相关法律规定，拍卖公告要提前7日刊登。中正公司2006年12月15日发布公告称："有意竞买者请于2006年12月17日16时前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来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这意味着，公告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在7日前发出了，但人为限制了竞买人的条件，只给两天准备时间。法律规定7日，实际上就是要给竞拍者一个考虑和准备的时间。拍卖公司限定在两天内，很可能把其他竞买者排除在外，也可能是在跟法律玩文字游戏。"张献和说。

　　对此，张婷婷回应，公告中的附加条件由委托方长城公司制定，与中正公司无关。中正公司已按要求提前7日公告，至于公告中制定什么样的附加条件，法律没有规定。我们限定时间，是为确定保证金在拍卖前到账，因为汇款还有个到不到账的问题。

　　"这种回答意味着，委托方和拍卖公司可以制定任何条件。拍卖国有资产应本着实现国有资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卖的价格越高越好，而制定限制性的竞拍条件，只给有意向者两天的准备时间，这等于人为的附加限制条件，从而剥夺了更多人竞拍的权利。"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一位副教授说。

　　受到质疑的，还有拍卖人的资质。

　　崔东旭告诉记者，"辽南资产包"的拍卖，是由拍卖师李勇主持拍卖完成的。而李勇不是中正公司的，是另一家名为荣信公司的拍卖师。

　　商务部2004年《拍卖管理办法》规定："拍卖师只能在一个拍卖企业注册执业，且不得以其拍卖师个人身份在其他拍卖企业兼职。"

　　崔东旭认为，根据规定，这种兼职的拍卖行为本身就是无效的。

　　李勇在7月19日的庭审中表示，他当时的确是在荣信公司任职，是接到电话临时到中正公司主持拍卖会的。这种做法行业规则是允许的。

　　张婷婷则称这是行业习惯，只要拍卖师具有拍卖资格，李勇主持中正公司的拍卖会不影响拍卖结果，拍卖行为是有效的。

　　转让程序是否违法

　　在6月7日的庭审中，国有资产18亿债权转让过程中，其公告、拍卖、备案程序是否违法，也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

　　物贸中心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采取资产包转让处置项目，应在资产处置审核机构审核至少22个工作日前刊登不良资产处置公告。"而此案中，长城公司根本没有发布该笔不良资产处置公告，从而限制了大量的竞买人。

　　7月19日，被告代理律师称，长城公司2006年4月已经在辽宁当地媒体上刊登了一系列关于该笔不良资产的处置公告，对2000年收购的不良资产剩余部门整体打包，债权资产总额合计约50亿元。

　　"但是，此'包'非彼'包'。"崔东旭说，长城公司4月份发布的公告是涉及4700多户的大资产包，而本案涉及的是其中一部分，18亿元债务的"辽南资产包"，仅涉及2700多家企业。

　　记者从长城公司提交给辽宁高级法院的《关于本溪物资贸易中心诉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郝希仁债权转让纠纷情况说明》上看到，"2006年11月18日，沈阳办事处向公司总部上报《关于抚顺热电厂等4768户企业及自然人债权和50项物权打包转让项目分包处置的请示》，将原资产包分为三个包即辽南包、辽东包和辽西包。"

　　崔东旭称："11月份才将大包拆分，却声称4月份就已经公告了。公告的和拍卖的是两个包，价钱相差一倍还多。这说明长城公司并未对"辽南资产包"发布处置公告。"

　　针对这笔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疑问，中国青年报记者7月20日来到长城公司沈阳办事处。该处资产经营处处长戴兵告诉记者，办事处负责人不在，也不方便接受采访。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公司有规定，需要总结形成材料，向领导请示，再决定是否作出回应，办事处处理国有资产的日常事务也很繁杂，也没有精力一一接待媒体。此案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00万元的底价我们肯定是有评估的。18亿元债权，这么大一笔数额，光材料就厚厚的一摞。现在不仅是社会上，包括公检法都对我们资产管理公司有误解，我们也有苦衷。"戴兵说。

　　戴兵称："几千万国有资产处理为几百万，是要经过层层程序的，包括调查形成公文。低价卖给买受人后，公安局审问我，'好几百万的国有资产，为何几十万就卖掉，是不是有问题啊？'18亿的国有资产1800万卖掉，从情理上来看，谁都认为不合常理，但我们处理资产的程序，确实是遵循'公开、公正'的。我们相信法院能给个公正的判决。我们的业务非常多，每年都有任务，除了接待新闻媒体、司法部门，有时候还要接待一些上访的人。我会把你提出的问题反映给领导，怎么处理领导会有宏观的把握。"

　　记者留下了需要采访的问题，截至记者发稿时，长城公司沈阳办事处没有回应。

　　处置不良资产可能存在寻租空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因暗箱操作、恶意串通或转让程序违法等问题引发的有关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逐渐增多，不良资产转让行为诉至法院后被撤销现象也时有发生。2008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曾判决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沈阳办事处与厦门某公司一份债权转让协议无效。

　　那么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是怎样运作的？其成立初衷是什么，其处理国有资产过程中又遵循着怎样的原则？

　　公开报道显示，四大资产公司(AMC)成立时，财政部为AMC提供了400亿元资本金，央行发放了5700亿元的再贷款，AMC获准向对口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了固定利率为2.25%的8200亿元金融债券，AMC用这些钱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收购不良资产。这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处置因收购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为主要经营目标，按照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管理和处置资产，在转让资产时，主要采取招标、拍卖、竞价等方式。

　　然而，2005年，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715亿元违规问题。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曾表示，违规剥离和收购不良资产、违规低价处置不良资产和财务管理混乱是资产管理公司的"三大问题"。

　　事实上，自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如何处置不良资产一直备受争议。

　　一名金融业人士称，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企业的债务能够轻易地通过银行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那么企业就会把资产管理公司看作一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会把企业的债务推给资产管理公司，从而造成新的不良贷款。这给资产管理公司带来了道德风险。既然企业不断产生不良贷款，而银行又在没有完全厘清责任、账目等的条件下简单地把不良资产划拨给资产管理公司，那么如果资产管理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尽快让不良资产脱手，就会压低价格，从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社会利益。

　　长城公司原总裁汪兴益曾表示，对于不良资产处置，既要做到每笔资产都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处置，又要防止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指令性的办法。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尽量采取拍卖、招标的方式，提高处置的透明度，把处置工作置于社会监督和市场监督之下。要强化资产管理公司的内部管理，强调防范道德风险，严禁暗箱操作、权钱交易、违规处置等行为。

　　一名业内人士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的监督机制就是有问题的：一方面资产管理公司的角色是政策性的，财政部全额拨入资本金，央行又对其发放了再贷款。另外一方面，它仅仅负责资产运作，主要手段是债转股、债务重组、拍卖、债权出售以及以物抵债等等。其资产运作过程中的损失，也都是由国家承担的。在处置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的项目人员拥有不良资产处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存在不对称。由于不良资产的回收率并没有一个硬性指标，资产管理公司掌握了资产折扣权，这里有"寻租"空间。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曾直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问题严重。他坦言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价格方面存在问题，出现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的严重问题。他表示，AMC处置可疑类、损失类资产，要注意"冰棍效应"。可疑类、损失类资产的保值增值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涉及数量上和速度上的平衡关系。一般来讲，所拖时间越长，回收的价值越小；但处置快了，也会面临"为何不多回收一些"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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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美国华盛顿高温达49摄氏度

据"中央社"报道，热浪近日席卷美国东岸，首都华盛顿地区创下高温逾摄氏49度的纪录，许多民众因高温脱水或热衰竭，纷纷到医院求诊；部分户外活动也因而取消。

　　笼罩半个美国的这波热浪，使东岸多个城市高温创纪录。纽约市中央公园测得40度高温，打破1957年创下的38.3度纪录；邻近的新泽西州纽瓦克市，更测得破当地纪录的42度。

　　受热浪侵袭的各地政府，除了向市民发出酷热警告、开放避暑中心及延长公众泳池的开放时间外，也促请市民节约用电，因为市民大量使用空调，一些电力公司的供电已无法负荷。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23日指出，结合高温及潮湿的热浪在华盛顿地区创下摄氏49度的高温，打破自1980年7月以来的最高纪录，这种情形预计会持续到周日。

　　灼热天气迫使许多夏季活动和儿童活动因而取消。一些民众干脆去公共泳池消暑一下。

　　热浪来袭造成全美25人丧生。不过，华盛顿地方当局称，目前没有传出与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

　　《华盛顿邮报》指出，为了因应酷热天气，华盛顿地区地铁例外地打破"禁止饮水"的规定，允许乘客可以携带瓶装水至地铁列车、公交车以及地铁站。

　　《华盛顿邮报》表示，高温袭击地区，许多受高温相关疾病所苦的民众排队就诊。伊诺瓦劳登医院(Inova Loudoun
Hospital)小儿科主任华洛(Ron Waldrop)估计，前两天有10至20人因高温脱水或热衰竭到医院求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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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胡印斌：“人均最高”，扶贫办接待了谁？

　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显示，该部门2010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数为144.9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55.69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6.86万元，公务接待费32.39万元。另据扶贫办公布的信息显示，以134名在职人员为基数，去年该办人均三公为10816元。在目前已公开三公的54个中央部门中，这一数据暂居第一。(《新京报》7月21日)

　　三公经费的公开透明，不能仅仅止于一组组简单的统计数字，还应该公开更详尽的去向。现在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人均接待费最高"的扶贫办，接待了谁？

　　按照此前扶贫办的说法，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接待国外来访团组，也就是通常说的"走出去"和"请进来"。然而，让人搞不懂的是，在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过低已经成为一个常识的前提下，扶贫办何不加大国内的扶贫开发力度，却还要频频开展国际交流？

　　扶贫办属于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人员不多，部门有限，其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其实也很纯粹，主要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也即，扶贫办似乎更应该眼睛向下，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国内、放在穷人身上。有限的"三公经费"，能省则省，不能省也应该优先花费在穷人身上。如果总是想着出去宣传成就，也很容易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贫困现状产生误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扶贫办公室主任范小建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中国贫困线仅为1196元，如果参考国际标准，则贫困人口会超过一个亿。可以说，摆脱贫困的形势还相当严峻，区域性、整体性贫困问题还很突出。当此之时，首要的事情应该是访贫问苦，让用在穷人身上的扶贫资金，能多一分，则多一分，避免任何的浪费。

　　可见，与"三公经费"的多与少比起来，是否合理使用才是最关键的症结所在。只要是用途合理，公众一样会通情达理。事实上，惟有使用合理、去向明晰，才可能改变目前这种数据公开粗糙的情形。而公开本身，正是走向更加公开、更加合理的必由之路。

　　□胡印斌(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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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国产品牌重金傍上变形金刚 每秒收费2000万

时隔两年之后，擎天柱又率领着"汽车人"回来了！今天，电影《变形金刚3：月黑之时》正式登陆中国内地院线。"金刚们"此次回归，将同时以2D、3D版本与观众见面，与前两集相比，视觉特效更加震撼。

看点

女主角抢镜头 众金刚忙催泪

剧情薄弱一向是好莱坞大片的通病，《变形金刚3》也不例外。这一集的剧情丝毫没有摆脱之前两集的俗套：屡屡失败的"霸天虎"卷土重来，"汽车人"继续与之顽强抗争；男主角山姆再一次与他的金刚朋友们并肩作战。

这一回，片中女主角换成了内衣模特出身的罗茜・汉丁顿-惠特莉。可能是想要掩盖剧情苍白的尴尬，在影片前半部分，疯狂地出现女主角的特写镜头。对此观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位女主角"就是一个纯粹的花瓶角色。"

随着剧情的发展，影迷们期待的金刚大战的火爆场面终于登场。尤其是在影片的最后50分钟，一连串的打斗场面，几乎不容人有喘息之机。特别是"霸天虎"倾巢而出，大肆摧毁芝加哥城市，拦腰斩断摩天大楼的特效场面，极具视觉冲击力。

不过，这组激战场面因为突出了悲壮色彩，多少令观众感到有些压抑。擎天柱战成独臂，大黄蜂几成废铁，众金刚接连被击碎、熔化……一个接一个的悲情催泪点，似乎显得太过刻意。尤其到了结局处，地球危在旦夕，山姆女友策反敌人的场面，更是被批评有"洒狗血"的嫌疑。

7月18日，一名男子从变形金刚模型前经过 新华社发

观察 每秒2000万元！ 国产品牌重金傍上"金刚"

"我能先喝完舒化牛奶再说吗？"这不是电视上的广告词，而是《变形金刚3》里的一句台词。在这部电影里，能够引得国内观众惊叹的一个亮点，是四个国产品牌在影片中安插的植入广告。除了为奶业巨头伊利所做的这句广告，当观众看到男主角身穿美特斯・邦威的T恤出场，影片中到处都是TCL的3D电视，联想笔记本电脑变形为机器人(24.040,-0.36,-1.48%)等场面时，恐怕都会忍不住笑场。

中国品牌如此大规模地在好莱坞大片里植入广告，这还是头一回。促成此次广告植入的影工场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其实际身份正是《变形金刚》出品方梦工厂、派拉蒙和孩之宝在中国的市场营销代理商。

据影工场总裁刘思汝介绍，国内品牌要想成为《变形金刚》的广告植入伙伴，要经过三道门槛：品牌是否有足够知名度，企业是否同样具备推广实力和营销思路，品牌形象与影片理念和故事是否契合。此次四个中国品牌都符合这三点要求，因此广告植入比较顺利。

想要傍着《变形金刚》露脸儿，这笔广告费可着实不菲。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美国大片中出现一个品牌的植入广告，每秒钟的收费接近2000万元人民币；这位业内人士估算，四大国产品牌投在《变形金刚3》上的广告费总额，恐怕超过6000万元。

尽管四大国产品牌掏了钱，可要想在《变形金刚3》里由着性子做广告，根本不可能。据刘思汝透露，当初伊利先后提出过两种植入广告思路，其一是"让大黄蜂喝牛奶"，其二是"让牛奶成为金刚们能量来源"。不过这样的植入广告已经违反了影片的故事逻辑，因此被导演迈克尔・贝断然拒绝。但是，联想方面要求男主角使用该品牌的笔记本电脑，且这部电脑"变形"后必须是一个正面角色，这样的要求就被导演欣然接受了。

"虽然植入费用不低，但绝对很划算。"美国电影研究专家蒋勇分析说，"《变形金刚3》的全球票房会超过10亿美元，中国内地票房会达到10亿元人民币，对国内公司来说，植入广告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特别是该片会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上映，对于想要走出国门的国产品牌来说，有着不低的宣传效应。

国产品牌植入《变形金刚3》，除了在电影中出现品牌之外，还允许利用变形金刚形象做广告。事实上，目前北京的地铁里随处可见伊利牛奶结合影片所做的广告。"最值的是，《变形金刚3》里惟一的中国元素，就是四个植入的国产品牌，观众和媒体都聚焦这一块儿，形成了话题效应。估计电影上映后，会引起更高关注度。这是一般广告达不到的效果，仅凭这一点就已说明植入很成功。"蒋勇说。

快评 广告如何植入，观众才不讨厌？

《变形金刚》系列赚钱有方，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影片的植入广告、玩具产品和网络游戏等周边收入已经超过票房收入，真正产生了一个品牌的强大衍生效应。相比之下，国产片目前依然只能靠票房当作主要收入来源，影片投资风险一直居高不下。如何开拓票房之外的收入来源，这回好莱坞大片又给国产片上了一课。

说起电影中的植入广告，这也早已不是新鲜事。去年国产影视剧的植入广告一度泛滥，曾被观众广为诟病。但为什么《变形金刚》系列大量植入广告，达到触目皆是广告品牌的地步，却没有引起观众的强烈反感呢？原因很简单，电影里的植入广告起码还符合剧情需要，虽也有突兀之处，但并不显得特别生硬。而国产片的植入水平还须提高，比如在《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灾难电影里大量植入广告，就有伤观众的感情。

植入广告并非就是坏事，有利于降低电影的成本。但目前国产片的主要类型依旧是古装大片，这也致使广告植入非常困难，非要植入就显得太做作，只会遭到观众的恶评。国产片仍然只能在一些喜剧片、爱情片里植入广告，但这类影片普遍成本较低，社会影响并不大，很难吸引大品牌进入。对国产片来说，要想在植入广告上有所作为，拓宽现代题材影片的类型，不能不说是急需面临的问题。如今，国内电影市场虽热，但绝大部分电影是亏本的，拓展植入广告及衍生品收入，国产片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本报记者
周南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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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华尔街日报》：扔掉信用卡的10个理由

快来拯救美元纸币。

越来越多的商户不再愿意接收现金。这其中包括许多航空公司，当你想在机舱里买杯饮料或买块三明治时，他们会坚持让你用信用卡付款。现在又有消息称，美国财政部将减少美元的印刷量，因为我们正在朝着一个全信用卡化的经济迈进。

这对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来说是个好消息。对销售企业来说也是如此，这些企业现在已经可以越来越详细地摸透我们的交易情况和个人生活。

我的态度如何呢？你可以说我反潮流，或者干脆说我是个刺头，但是我对此确实持悲观看法。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在逆向而动。我已经减少了信用卡和借记卡的使用量。上面那则最新消息是促使我将信用卡完全逐出我的生活的最后一个推动力。我就要开始只用现金的生活了。

以下就是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10个理由：

1. 我的支出将会减少。包括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项研究在内的各种科学研究已经表明，和使用现金相比，人们在使用信用卡时的确愿意花更多的钱。这是一个常识。无怪乎直到当信用卡出现，我们的全民购物热潮才真正兴起。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体会。去年秋天和冬天，当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带任何信用卡出门之后，我的日常支出确实大幅下降了。

2. 信用卡积分奖励实际上并不划算。许多人使用信用卡是为了兑换飞行常客里程或其他奖品。但是，许多这种积分换奖的交易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划算。航空公司在削减飞行常客计划的奖励。这些计划究竟如何呢？开支顾问网站BillShrink的联合创始人施瓦克口萨蒂艾瓦卢(Schwark
Satyavolu)称，如果你在获取和使用积分奖励方面确实很精明、专注而且目标明确，那么你有时会获得非常不错的奖励。但是，他说，从总体上看，这些换来的奖品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而且越来越多地向需要交纳年费的信用卡倾斜。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能设法得到信用卡支出的2%作为回馈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和你额外花出去的钱相比，这只是九牛一毛。

3. 使用现金让我们更容易做预算。个人理财规划师会鼓励客户拟定预算。从理论上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但是，我必须坦白的一点是：我不是那么有条理性。我怀疑许多人也和我一样。但是，如果我每周去一次银行，提取一定量的现金，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做预算了。非常简单。

4. 不太担心身份被盗用。每次你为了买东西而交出信用卡或个人信息详情时，你会感到担忧吗？我会。银行和网上商户确实在努力保证交易安全，但是盗贼们也同样手段高明，而且这些盗贼的数量还不少。总是有人蒙受身份被盗用的损失。使用现金就能降低这种风险。

5. 减少冲动购物。信用卡诱使我们花掉更多钱的方式之一是让我们更容易一时冲动买回自己并不需要甚至不喜欢的东西。商店鼓励这种行为，他们采用老练的营销技巧来诱使你打开钱包。如果你没有带钱，你就不能看上什么就下手。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件拿不定主意的商品，你可以先回家，明天再来买它。很多情况下你都不会再来了。

6. 我仍然可以在网上购物。使用现金并不意味着我要和网上购物完全绝缘。是的，我必须屈服于一个原则，但我不必破坏这个原则：我可以在实体店买一张预付费的购物卡，用现金给它充值。好吧，它还是某种信用卡，但我必须预先用现金为它付费，而且还是有限度的。（根据同一个原则，在我旅行的时候，我也可以使用预付费卡，以备不时之需。）

7. 跟债务说再见。我每个月都会偿还全部信用卡欠款，但有很多人并不这么做。他们利用信用卡来借款，这是一种金融灾难。我们已经看到了债务泛滥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多么大的打击。据Bankrate.com称，信用卡向你收取的平均借款利率为14%。很多信用卡的利率还大大高于这个水平。而且你是用税后的所得来偿还借款。举个例子来说，你至少要在股市挣得16.5%的回报率（扣除15%的长期资本利得税之前），才能抵得上信用卡借款利息成本。祝你好运吧。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指出，自1928年以来，美国股市的平均复合回报率仅为9.7%。据Bankrate.com计算，某人如果用一张借款利率为14%的信用卡购买一件1,000美元的商品，每月仅支付2%的还款余额，那么他最终要为这件商品支付1,750美元。他需要花费110个月的时间来清偿这笔账单。

8. 隐私。使用信用卡会让你很容易被追踪到。它们会准确无误地透露出你在何时何地买了些什么。（如果把我们通过智能手机和iPad等玩意泄露出的数据汇集在一起，我们就像是在透明塑料盒里东逃西窜的老鼠，而营销分析师则在外面研究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不得不承认我讨厌这一点。我喜欢现金的私密性和匿名的特点。上周我和妻子相约去吃午餐。但我首先去了趟银行提取现金。这事儿和美国运通卡无关。

9. 使用现金能帮助我重建收入和支出之间的联系。我还记得我获得第一份工作时的情形：我开始计算我买的每一件东西需要工作多少小时才能换来。比如说，买一张新CD需要工作两小时。这是一个好习惯。信用卡会削弱这两者之间的关联。难怪信用卡的盛行导致入不敷出的人急剧增加。（信用卡的兴起还伴随着工会组织的衰弱，这难道也是一种巧合吗？在VISA卡出现以前，如果你想在明年换一辆更时髦的汽车或者出去度假，你就必须先获得加薪。）

10. 使用现金能帮到我想帮的人。现金能够直接流到零售商及其供应商手中。当我走进本地信用社将支票兑现时，能让好几个本地出纳员有事可干。而使用信用卡呢？我会帮到金融银行管理人士、营销团队和设在印度的呼叫中心。我相信他们都是好人，我也希望他们过得好。但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选择帮助本地的零售商和信用社员工。

Brett Arends

本文译自Smart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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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1982：姚锦云制造的天安门广场血案

原载：《1960～1990要案揭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心目中感情上的至尊之地，近代以来曾发生过无数次关系中国乃至世界政治以及牵动中华民族情感的事件，或震撼，或悲壮，都载入了民族史册。

也许正因为天安门广场的神圣地位，一些想制造影响的人，也把闹事地点选择到这里。20多年前，23岁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姚锦云，因为与单位领导的矛盾一时没得以解决，驾车闯入天安门广场，在如织的人群里轧出一条血路，最后冲向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5人被当场撞死，19人被撞伤。当天，境外媒体就披露了这一新闻。这一罕见的惨案也引起了国内的大讨论，人们开始深思，改革开放这场社会变革给人们思想上带来的巨大冲击不容忽视。

姚锦云达到了制造影响的个人目的，同时，她的车轮也严重践踏了中国法律，她生命之弦也必然戛然断裂在这一事件上。1982年l月30日，姚锦云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因为这起轰动一时的特大案件，姚锦云的名字被列入了史册。当然，她只能被列入中国北京的治安簿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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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10日，是个星期天，因此，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时多。一月份是北京市最冷的季节，而徜徉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心里却很温暖。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许多人都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带着圆梦的情感，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这里，饱览天安门城楼的雄姿，领略这世界第一大广场的风采，并纷纷将自己和城楼、广场摄入照相机。

突然，人们听见有人急促地大声呼叫，接着就见一辆米黄色的华沙牌小轿车像脱缰的野马：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西侧冲出，向天安门城楼急驶而去。天安门城楼前密集着游人。

因为绝大多数游人都是面朝天安门城楼，所以，对从身后而来的小轿车毫无察觉，即便有游人发现了小轿车，但因车速太快而躲闪不及。小轿车驶过之处，有的游人被碾入车底，有的被腾空撞出，更多的是被刮、蹭倒地，也有的被汽车带来的强风推倒。

人们惊魂未定时，"咔碴"一声响，金水桥的一段汉白玉栏杆被撞断，那辆米黄色的华沙牌小轿车才停住。

小轿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至金水桥之间，留下的是一条100多米的血路。这条无情血路带来的冰冷，远远超过了气候的寒冷。

在后拼命追赶小轿车的两名北京交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小轿车前。车内的女司机正用头狠命地碰撞方向盘和车窗玻璃，民警拽开车门，把她拉了下来，拦截了一辆公共汽车，把姚锦云以及受伤群众先后送往医院抢救。

　从医院被押到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女司机，情绪很激动。脸上充满着执拗、愤懑和仇恨。她是北京市某出租汽车公司动物园车队的司机，23岁，名叫姚锦云。

当姚锦云一口气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后，参加审讯的民警们很难表达内心的感受。这个年轻的姑娘，竟然因为工作中与领导产生了摩擦而制造了这起影响巨大，后果严重的惨案。

矛盾由扣奖金而产生，因未得到化解而升级

由于案情简单，姚锦云很快被从刑侦处转到了预审部门。审讯工作进行得很细致扎实，每日不间断审讯，一连持续了一个星期，最后，将事件的前因后果彻底查清。

应该说，姚锦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实行的开放政策，冲击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经济思想的复苏，商品社会的萌芽等，使人们原来被压抑的欲望越来越表面化了，那些年流行着的一句话"向钱看"，就充分表露了一些人对物质、金钱等私利的直裸态度。在那样一场社会大变革中，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但却缺乏普遍的人文关怀，忽视了人文精神。姚锦云与单位领导产生矛盾，以及矛盾升级为事端，就是以此为社会背景的。

1982年1月6日下午，姚锦云所在的北京市某出租汽车公司动物园车队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车队队长总结了l981年全年工作后，通报了这年12月份的奖励情况。其中着重通报了了姚锦云l2月份未完成调度派车任务的情况。

开全体职工大会前，车队干部和群众召开座谈会，会后形成了一个规定：每月超出车队调度派车次数8次的，增加奖金3元；没完成调度次数的，每差2次扣l．30元，从奖金和出车公里费津贴中扣除，如出车公里费津贴不足扣除的，另外讨论办法。此办法从1982年2月份开始实施。

虽然这个办法刚制定，并从l982年2月份开始实施，令人不解的是，却要回过头去扣罚姚锦云以前的未完成任务款。

照这个规定套，姚锦云l981年12月份应完成车队调度派车52次，实际只完成l5次，差了37次，应扣除姚锦云未完成任务款30．60元。姚锦云l2月应得超产奖和出车公里费津贴7．40元，这些扣下顶未完成任务款还欠23．20元。为此队里决定：对应扣姚镐云所欠的23．20元未完成任务款，可以采用三种办法处理：第一，如果姚锦云本月完成了调度次数，就不再扣除了；第二，如果本月差四五次没完成调度任务，但没超出正常出车范围，也不再扣除；第三，如果本月因业务清淡，差七八次没完成调度任务，也可以不再扣除。但是如果姚锦云本月与上月情况一样，完成调派任务次数太少，那么就从她的工资中每月扣5元，直至扣足她欠下的23．20元。

姚锦云对这个处理结果非常不满，她是个烈性姑娘，当即拉住队长要求谈话，车队两名队长向她解释：这个处理意见是队里集体决定的。姚锦云哪里听得进去，见队长不想与她谈话，情绪更大了。

第二天，姚锦云正坐在汽车里生闷气；车队的副队长拉开车门上来，与她谈了一个多小时，无法说服姚锦云。她觉得自己委屈，一边质问副队长，一边哭："上月初没有提出完不成调度扣奖金，现在为什么提出来？这不合理！今年l月份才定的新规定，为什么要反过头去扣上个月的？你们是成心整我，欺负我！"

第三天一早，姚锦云刚要出车，队长、副队长两人一同来找她。队长说："队里已经找你谈了，你思想包袱总放不下。"姚锦云说话毫不客气："什么包袱？我提了意见就是包袱？你们扣奖金为什么不事先规定？"

队长见她又动怒，当即与副队长商量，姚锦云这种心情出车，存在不安全因素，还是暂时不让她出车，在队里写年终总结为好。

姚锦云依然毫不客气："不让我出车可以，这个月的任务量给我减不减？"队长说："不减，这是公司的规定，谁都一样！"

姚锦云一听，既不让她出车，指标数还不减，怒了，大声嚷起来："你们讲不讲理？！"队长也沉不住气了："我不讲理！你告我去吧！"

车队设立奖惩制度，是顺应改革潮流的新举措，车队按照规定要求姚锦云，最终目的是使姚锦云能端正工作态度，杜绝今后再不完成调度任务情况的再发生。并且，惩处完全是"以观后效"式的，如果她本月任务完成得好，就能免于惩处。姚锦云在口供中说："因为急于抢回经济损失，争取不被扣工资，所以她对车队队长不让她出车很生气。"

一方急于出车，不出车就无法抢回损失，一方怕她情绪不好出事故而不让出车。旧矛盾没解决，又出现了新僵化。

姚锦云的脸涨得通红，把自己红色的羽绒服衣领一拽："你们他妈的不讲理，算什么领导，我跟你豁了！"说着，她顺手抄起一根火通条，要打队长，在场的副队长以及听见争吵围过来的同事把姚锦云抱住，夺下了火通条。阻拦中，副队长对姚锦云喊："你要冷静，要考虑后果！"姚锦云也不管不顾地喊："顶多不就是进监狱吗？！"

人们越是拦着劝着，姚锦云的火越旺盛，在票务室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猛然又抄起一把火钩子，冲进队长办公室，被人拉住了。

队长、副队长立即把这事向公司作了汇报。公司领导说："没完成任务扣奖金是对的，打队长是错的。从今天起，停止姚锦云的班，有意见找我！"

下午两点，车队副队长向姚锦云宣布了停止她出车的决定，并且告诉她，好好考虑认识自己的问题，每天照常到队里上班，如无故不到单位，就按旷工对待。

第四天下午，车队4名领导同志共同找姚锦云谈话。姚锦云依然坚持说："扣我奖金、工资就是不合理！"她还质问四位领导："为什么不让我开车？"'领导解释说："因为你思想包袱没放下，不出车对你有好处。"

"别说了！你们这是以权压人，用停班压我！？由于连日来争吵激烈，加上性格暴躁，姚锦云的声音沙哑了。车队领导见依旧无法说服姚锦云，只得先让她再冷静些。

失去理智的姚锦云握紧方向盘，
把油门踩到最大，闭上眼睛朝金水桥冲去

第五天，也就是1月10日上午，车队领导中，只有一个副队长在队里值班。姚锦云不到8点就来到了队里。连着几个晚上她都因为想不通而无法入睡，今天早晨，她的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了。

在票务室里呆坐了一个小时后，姚锦云知道自己的嗓子说不出来话，就撕了半张纸，在上面写道："请问我有哪些不安全因素？为什么不让我出车？"给副队长送了过去。

副队长看了字条后，对她说："别急，要冷静，冷静，等其他队领导回来就找你谈。"

过了一会儿，她又给副队长写了一张字条："你不让我出车，既不能完成任务，也不能为人民服务。"

副队长看后回答她："你再呆会儿。"

"你老说呆会儿、呆会儿，呆到什么时候？！呆一分钟都是钱，我冷静不了！"

姚锦云终于忍不住了，用嘶哑的嗓子吼叫者，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副队长无可奈何，只好默不作声。见副队长不理她，姚锦云的气更大了，上前抓住副队长的大衣领："你们谈不谈，到底解决不解决我的问题？！"

"等队长他们回来就跟你谈。你别闹，打起来就没意思了，现在大家都挺忙的。"副队长忍耐着，依然不允许她出车。

"忙我才要出车，这么多人要车，为什么不让我出车？我要出车！"

有同事过来把她拉到办公室休息。火冒三丈的她哪里坐得住？正好隔窗看见一位同事开着一辆米黄色华沙小轿车回来，司机把车钥匙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姚锦云抄起车钥匙，三步两步跑出办公室，钻进车，发动后就开出了车队院子。

副队长见状急忙追出院子，姚锦云驾着车一溜烟开远了。

起初，姚锦云的本意是去公司告自己车队领导的状。她离开车队，经动物园、北京展览馆、车公庄十字路口、百万庄东口、北礼士路，上了二环路，从阜成门立交桥到复兴门立交桥，上了长安街。快驶到西单时，姚锦云忽然想起，今天是星期天，公司领导们都休息不上班。她正迟疑，西单路口的红灯亮了。

据姚锦云被捕后交代，此时的她，对领导能否解决她的问题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找头儿说不了理，没地方说理去，干脆不活了。"绝望的她嘴唇一咬："公司领导也不会替自己说话，回队里也没自己的好，干脆，到天安门广场金水桥撞桥自杀算了！"

她为什么要选择驾车撞金水桥自杀？她的口供材料上有这样一段话：

"我想，撞不死，掉在金水河里也会淹死"而且可以制造影响，让领导重视我的问题，追究车队领导的责任，我死了他们也好受不了。"

这个被怒火冲昏了头的姚锦云在实施她的计划前，心里只有自己的利益，根本没想过他人的生死。

自杀是需要勇气的。姚锦云心里生了自杀的念头后，求生的本能却使她的车速慢了下来。她在天安门广场外围绕了一大圈后，从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突然将车头由东调往西，驶上了天安门城楼前的便道。她有心从便道东侧冲撞金水桥，但车速怎么也快不起来。犹豫中，交通民警杨纯谦发现了她的车严重违章，骑着自行车在后追赶，还不停地打手势要她停下来。

心中藏着一个罪恶的计划，姚锦云铤而走险了。她提高车速，驶过金水桥畔，左转横穿长安街，从天安门广场西北角驶向人民大会堂东门，随即向东猛拐，直奔人民英雄纪念碑而去。

在交警杨纯谦发现并追赶姚锦云时，正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工作的另一名交警刘卫也察觉了险情，姚锦云的车在他眼前飞驶而过时，他当即拦住一辆出租车，试图追堵拦截姚锦云的车。

姚锦云的车像匹野马，直刺人民英雄纪念碑，眼看要撞上纪念碑台阶时，她猛踩刹车，车子来了一个90度直角转弯，车头对准了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

虎视眈眈的姚锦云，握紧方向盘，闭上眼睛，把油门踩到最大，朝金水桥冲去。此时，广场旁的另一名交警亢雅立出了一身冷汗，他明白姚锦云的车要做什么了，他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追赶和向姚锦云车头前面的人群大喊："闪开！快闪开！快闪……"

亢雅立的呼喊声立即被姚锦云汽车的轰鸡声淹没。姚锦云的耳旁除了凄厉的风声，就是"嘭！""嘭！""哗啦"，以及人们惊恐的尖叫声。

车从国旗杆西侧照相摊位密集的游人中穿过，相继一阵风一样倒下去了21个人。这时，姚锦云睁开了眼，接着又闭上，小轿车沿着中轴线笔直地冲向金水桥的中桥。在到达金水桥前，她的车后又倒下了3个人。

随着"咔嚓！"一声，车头猛烈地撞在了金水桥的中桥西侧的汉白玉栏杆上，两段桥栏杆被撞断，小轿车被撞毁。

从法庭回来，姚锦云最后一次看见熟悉
的街道和景物，两行泪扑簌簌滚落下来

姚锦云只是面部轻伤，没有危险，但被她的车撞倒的24人中，有5人抢救无效死亡，l9人受伤，其中重伤ll人。死伤的人中绝大部分都很年轻，有军人、干部、工人、技术员、农民，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姚锦云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预审民警问她："你撞死撞伤了那么多群众，他们与你毫不相干，你为什么要撞他们？"

姚锦云愣了一会儿："我没想撞群众……当时我只想到自己要死，没有想到群众，完全丧失了理智……"

姚锦云丧失的岂止只是理智？！还有人性！震怒之下的她，手里把持的是一辆杀人机器――她紧踩油门，紧闭双眼，她是在恣意使用手中的杀人机器，她的车不是飞驰在麦田里，而是人群中！

每一个无端殒命于姚锦云之手的人，都令人扼腕，那些活生生的人白白地死在了她的车轮下。在内蒙古科右中旗服役已经3年的陈文昌，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他与6名战友由内蒙古回广西家乡探亲途中，利用列车在京中转的机会，一路小跑着和战友来到天安门广场，准备照张相留作纪念。一群年轻的军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7名战士排列好，快门尚未按下，姚锦云的车就冲了过来，陈文昌被撞得飞到空中，落地后即死去，其余4名战士也被撞伤，其中22岁的农德海在医院抢救10天后，也死去。25岁的张亚丽是新疆石河子垦区的女技术员，刚刚从山东曲阜师范学院进修结业，返疆中途在京逗留，与未婚夹一起，怀着幸福的心情来到天安门广场，想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合张影作为结婚纪念照。一声惨叫，张亚丽倒在车轮下，还未开始的幸福生活，瞬间被车轮碾碎。另外两名死难者，一名是北京卫戍区年仅l9岁的小战士，另一名是北京百货公司的老职工。他们或怀着对天安门的崇高敬意，或想把自己的美好爱情留在广场，或悠然地徜徉在熟悉的地方，想不到顷刻间就被一个狭隘、罪恶的念头毁掉了。

得知这么多人死伤，姚锦云喃喃地对预审员说："没想到我对人民犯了这样大的罪，欠下了5条人命。由于我一时冲动，给死者和他们的家属带来一生的不幸，我对不起死者和他们的家属，如果我有10条生命都该赔偿……"

惨案很快见诸北京及各地报刊，在社会上掀起了不小波澜，北京的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人们不仅对这一恶性事件表示震惊和愤慨，更重要的是，人们想探究这一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一些社会学家对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在改革大潮中，企业不能光抓业务而忽视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奖金和罚款制度只是一个手段，不能顾此失彼。专家呼吁，要抑制"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毁坏道德和社会风气的苗头。

在姚锦云的名字妇孺皆知的时候，囚室里的姚锦云似乎也恢复了娌智。安静的囚室，是她检点自己灵魂的最好处所。

1月30日下午2点，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姚锦云危害公共安全一案。在被押往法庭的路上，囚车经过陶然亭公园门口，姚锦云见有人背着冰鞋出入，不禁黯然神伤。这里是她经常来的地方，几天前她还来公园里滑过冰，每到冬天，她都背着冰鞋上班，下了班就直接来这里滑冰。有时贪玩，滑累了，第二天起不来床，上班迟到还受过单位领导批评。过去自由自在的日子多美好，多珍贵啊！

法庭上的姚锦云一直很安静。从被捕到被审判，她一直穿着那件作案时穿的红色的羽绒服，在红衣服的反衬下；她的脸更苍白。依据《刑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及第五十三条第一款，法庭以驾车撞人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伤、死亡罪，判处姚锦云死刑。

囚车按原路线驶回看守所。姚锦云又一次看见熟悉的街道和景物。想到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次看见这些了，她闭上了眼睛，两行泪扑簌簌滚落下来。

一进监号，姚锦云再也忍不住放声哭起来："感谢政府……让我在这里过了春节。我对不起党培养教育我多年，对不起父母对我的希望……我认罪服法"

那一夜，姚锦云是靠回忆度过的。算起来，自己才活了23年，工作时间也只有3年，难道一切就此了结了吗？

姚锦云是在一个缺少约束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父母都是教师，她是父亲61岁时才来到这个家庭的，从小聪明又活泼，全家人对她如何宠爱和娇惯自不必说。所以，少年时的她就养成了固执、暴躁、刚愎自用、受不得一点委屈的性格。其实，父母是很希望女儿能成为淑女型的乖女孩儿的，这从父亲给她取的名字上就能看出来，父亲希望女儿拥有女孩的美好品性和似锦的年华。姚锦云走到了生命的终极时，才悟出父母的心愿，可惜为时已晚了。

长大参加工作以后，姚锦云的脾气禀性并无收敛。下班回家，见饭还没做熟，嘴里嘟嘟囔嚷地不高兴；遇到不开心的事，抓起家里的东西就摔，有一次甚至把家里的灯绳拽断了。哥哥从小就疼爱她，但是有一次，她发现给父母买的点心被哥哥吃了一些，竟然举起点心盒摔在地上，惊得一家人不敢说话。

2月l3日，姚锦云的哥哥到看守所探望妹妹。平日里，虽然这个妹妹没少惹家里人生气，但是毕竟血脉相连，哥哥不能不仁至义尽。望着哥哥憔悴的脸，她泪如雨下，无言以对。

姚锦云的同事们也来看望她，她泣不成声地说："今后你们要正确对待生活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努力地去工作……我就要离开你们了，你们活在世上的人替我赎罪吧！"

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决后，姚锦云表示不上诉。她知道死期将近了，但似乎心里还有话没说完，于是她抓紧时间写了一份长长的遗书，交给管教：

"在生死离别之时，我愿把心里话及内心的感情向您倾吐，希望您能在百忙中到医院代我问候那些受伤的群众及死难者的家属，转告他们，我以最沉痛的心情悼念死去的无辜群众，祝愿受伤的人们早日恢复健康……回想起自己以前没有很好地珍惜时光，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多做些事情而感到难过。现在想做也来不及了。此刻，我开始留恋以往美好自由的生活……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我开始悔恨了……希望转告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接受我这一血的教训吧……我就要向生活告别了，虽然我今年还不满24岁，刚刚走入社会就将被社会无情地淘汰了，我的心情痛苦到了极点。想想以往工作带来的愉快，家庭的温暖、友谊、幸福……自由美好的生活；那溜冰场、电影院、音乐……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我为自己走上这条犯罪的道路而痛苦地流了许多泪，现在说什么也晚了，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不再出现第二个姚锦云……"

在写遗书的那几天里，姚锦云不停地哭。

行刑的那一天，她的眼睛又红又肿，以至于记者借助十几个镁光灯，也没能捕捉到她眼中一丝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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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王岐山，能言善辩的中国政治家

中国四位副总理中最"精力充沛"的王岐山可以说是伶牙俐齿。他不仅能说会道，而且幽默感十足。这和出言谨慎的中国其他领导人截然不同。他曾于2006年前往美国演讲。

王岐山就中国经济进行了一番长篇大论后，开始畅谈自己过去的经历，这时，女翻译突然晕倒。因为她在翻译过程中累得筋疲力尽。这位女翻译后来被抬上了救护车。但王岐山还是继续发表演讲。翻译工作只能由当地中国总领事和华侨企业家代替进行。演讲过程中，当一名美国人表示"我要去北京工作"时，王岐山回答说："欢迎成为我们的纳税人。（只要您纳税）我就会提供服务。"此话引起一片笑声。

对口才充满自信的王岐山曾公开表示"讨厌拿着原稿发表演讲"。他在2008年访问美国时也在没看原稿的情况下发表了40分钟的即兴演讲。王岐山的名字前经常被加上"京城名嘴"的修饰语。而"名嘴"背后大都是"金融高手"。

王岐山大学时期所学的专业是历史，但他在各种投资和金融机构工作后，转型为最优秀的金融专家。他年轻时就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晰的人。20世纪80年代，王岐山和三名博学多才的同龄学者一起向政府递交了预测中国经济衰退危机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文章，从而进入总书记赵紫阳的视野。他们四人当时被誉为"京城四君子"。

王岐山是建设部下属设计院的一名建筑专家的儿子。王岐山被下放到农村时遇到姚依林的女儿并与她结为连理，他平凡的命运从这时开始发生改变。姚依林后来成为副总理后，王岐山的仕途也开始蒸蒸日上，最终坐上副总理的位置。这是岳父和女婿都担任副总理的首个事例。王岐山还是推动中国股市诞生的主角。

王岐山和年轻学者们从1988年开始强调证券市场的必要性，而最终接受他们提议批准建立证券市场的人正是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西方媒体将王岐山列为类似于前总理朱�基的改革派。

中国专家承认王岐山确实沾了岳父的光，但同时也对他的业务能力竖起大拇指。广东省发生金融问题时，他去解决；海南岛出现房地产泡沫时，他去处理；2003年北京出现非典（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疫情时，他又被紧急调回北京，平息了非典风波。因此，王岐山还享有"救火队长"的美誉。

王岐山应该会在明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顺利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有人认为他可能会挤掉副总理李克强成为下届总理，但李克强担任下届总理已经是内定好的事情，逆转的可能性不大。

今年6月举行中北经济合作项目――黄金坪经济区开发动工仪式时，王岐山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仪式。王岐山今后很有可能对中国经济行使巨大影响力并在中北经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值得关注。他英语能力一般，没有绯闻，但非常爱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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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王府井卖艺者证实为张尚武

北京时间7月15日晚，有消息称，一名男子在北京王府井地铁口乞讨，很可能是前大运会体操冠军张尚武，消息一出，震惊了网络。

　　消息称，这么男子是前体操名将张尚武，现在在王府井地铁站卖艺为生，做些倒立、托马斯全旋等体操动作，但每天的收入只有几十块，还要面临被保安驱赶的风险。

　　今天，新浪体育记者来到王府井地铁，见到了微博中的这个特殊的卖艺者，此人表示自己就是以前的大运会体操冠军张尚武。张尚武透露，来王府井卖艺是为了给脑血栓的爷爷治病，但是现在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计。张尚武还透露，自己现在没有住处，居无定所。

　　在谈到有队友在微博上关心他时，他表示之前也有不少队友帮助过他，但是他们也都不富裕，谢谢他们的关心，对于未来他表示自己很迷茫，不知该怎样走下去。

　　张尚武曾是中国体操的一颗希望之星，1995年他就进入了国家队，2001年年仅18岁的他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夺走了男子团体和吊环两枚金牌。不过他的人生轨迹在2003年发生了转折，未能入选雅典奥运会阵容之后，张尚武选择了退役。退役后，张尚武的生活窘困，在2007年时，他在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盗窃总价值数万元的财务被刑拘，震惊体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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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印度女孩自杀献器官救父兄 火化后发现其遗书

日前，印度孟加拉邦发生的一起悲剧令众人唏嘘不已。为救治父亲的眼疾和哥哥的肾病，12岁的农村女孩孟皮竟想出自杀献器官的办法。谁知，家人在将她的遗体火葬一天后才发现她的遗书，孟皮的"努力"因此付诸东流，家人痛悔不已。

　　据报道，一段时间以来，孟皮深为父兄的病情而焦虑。家里的长辈经常说，只有手术才能令孟皮的父亲重见光明，而想要保住孟皮哥哥的性命，则必须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孝顺的孟皮眼见父兄受苦，家里又完全没有能力负担昂贵的手术费用，于是小小年纪的她就这样想出了一个主意――自杀，然后将器官献给深爱的家人，这样父母还不用再费钱为自己准备嫁妆。

　　6月27日，孟皮向姐姐莫妮卡透露了自己的计划，并希望姐姐也能一起这样做，但莫妮卡认为妹妹是在开玩笑，就没有当真，于是留下孟皮一人在家就上学去了。谁能想到，独自在家的孟皮真的喝下农药。当家人发现后，立即将女孩送到医院就诊。但经过长时间的抢救后，孟皮还是没能被救过来。按照印度传统，遗体很快就被火葬。

　　但在孟皮的遗体被火化一天后，她的家人竟然在她卧室的床上发现了女孩留下的遗书。

　　"太晚了，孩子的心情和意愿我们知道得太晚了。"孟皮的父亲痛心地说。不过，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孟加拉邦当地议会在听说孟皮的故事后，专门派议员探访了这一家人，并许诺将拨专款帮助孟皮的父兄治病，以告慰女孩孟皮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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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北京地铁电梯酿惨剧 乘电扶梯留左侧供通行不科学

4号线扶梯事故的善后工作已初步结束，但有一些疑问正在大众心头萦绕。

　　一般来讲，扶梯突然出现逆行有哪些原因呢？

　　电扶梯逆行可能是驱动链断裂、功率不足、供电电压太低、超载等原因。经过验收的扶梯内部都有防逆转的装置，而北京地铁电梯这次事故发生，说明这个装置失灵，未起作用。

　　此次事故中有一个孩子不幸死亡。儿童乘扶梯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自动扶梯有时很危险，可能发生断裂或倒转，缺齿的自动扶梯容易卡住小孩的手，因此儿童上梯要有专人看管。

　　今年3月日本地震后，网上传出一些图片，在地震的情况下，日本人乘坐电扶梯依然让出左边供紧急通行。而且就在中国，商场内也可以看到乘坐扶梯靠右的告示。然而，我们日常乘坐扶梯有没有误区呢？

　　中国电梯协会副秘书长张乐祥表示，其实乘坐电扶梯最大的误区就是让人站在右侧，留出一侧给人通行，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因为扶梯上的台阶不符合人体功能学的设计，造成在扶梯上走动很不安全。所以建议广大乘客，在扶梯上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把手，站定了乘坐，尽量不要行走。此外，一级扶梯台阶上承载两个人，这已经是最大的承载量了。乘客如果看见扶梯上人过多，应尽量走楼梯。这应该是一个安全上的常识问题。

　　这次北京地铁电梯出事故，难免有乘客因本次事故造成"扶梯恐慌症"。

　　其实这是没必要的。有关调查显示，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扶梯是所有交通工具中安全系数最高的，事故的发生概率非常低。作为乘客一方，只要掌握正确的乘坐方法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恐慌。倒是业主等相关方，一定要深刻反思这次事故带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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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刘晓波：写给王元化先生的在天之灵

我最为悲伤的，不是先生肉体的离去，而是先生带走本该留下的精神遗产，让内心的大彻大悟与先生身体一起火化了，变成一缕淡淡的青烟，随风飘散！

去年10月28日，包遵信先生去世。今年4月24日,贾植芳先生在上海病逝。本想写篇悼念文字，题目就叫《老顽童贾植芳》，但文章刚开了个头，就因其它事情搁下了。没想到，5月9日又传来王元化先生去世的噩耗，马上想起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2006年11月2日去上海，后面还有两辆警车跟踪，但我还是与沙叶新、钱文忠一起看望了病榻上的先生。

人老了，总有撑不住的一天，对于那些体力日衰、疾病缠身的老人，死亡不啻为最好的解脱。元化先生88岁，已经活到尽天年的岁数，平静地撒手人寰，本不足哀。中国有"红白喜事"的传统，结婚是"红喜"，寿终正寝是"白喜"。两千多年前，看透生死的庄子，为妻子之死"击缶而歌"。

但，元化先生这代知识人遭逢中国最剧烈变化的一个世纪。在1949年后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他们对毛泽东的热心追随与历尽磨难后的幡然醒悟，其太过坎坷的命运和不俗的思维能力，本该留下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思想遗产。遗憾的是，他们对历史的反思还未完成，对现实的焦虑并未释然，对未来的期望仍然遥遥无期，故而，对元化先生的去世，我还是不胜唏嘘！何况，我本人与元化先生还有过二十年的交往。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

最早知道元化先生，是读大学本科时。因喜欢老诗人牛汉先生，看了点儿"胡风案"的资料，记住了北京的胡风分子路翎、绿原、谢韬、徐放、刘雪苇、杜谷等人，上海的胡风分子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彭柏山、张中晓、耿庸等人。吉林大学本科毕业，进北师大读文艺学硕士，我的论文是中国古典美学，必须细读中国古代文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是古文论的重中之重，需反复读原著、注释和相关文献，由此细读了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也了解到这本书是先生劫后余生的果实。掩卷之余，既有收获，也有感悟。

由学术上的神交到师生间的面谈，中间大约有六年。第一次见到元化先生，是20年前的1988年，请元化先生出任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当初，本来抱着试试的态度去请，没想到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当时，反自由化运动的余波还在荡漾，教委主任何东昌对我读博士颇为不悦，开始还不同意我进行论文答辩。在我的导师和北师大校方的力争下，教委勉强同意答辩，但要审查聘请的答辩委员会成员。

按当时的规定，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只需要六位教授，最初聘请的除了元化先生之外，还请了人大教授蒋培坤先生、四川师院教授高尔泰先生，《中国》月刊主编牛汉先生、复旦教授蒋孔阳先生、北大教授谢冕先生。但教委认为这些教授大都是自由化分子，要求必须增加四个他们认为"坚持马列"的教授，于是答辩委员会增加了北师大教授张紫晨、社科院研究员吴元迈、华东师大教授张德林和人大教授郑国诠。后来，因蒋孔阳先生骨折，只能送来论文的审阅意见而无法前来参加答辩，所以我论文答辩时，参加答辩的委员仅为九人。

即便在答辩委员会掺了沙子，教委还是不放心，答辩当天专门派来两人"旁听"，着实让我的导师捏了一把汗。但有元化先生的坐镇，有前六位委员提交同意授予博士学位的审议书，后加入的几位教授和教委派来的两个人，在讨论时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的论文便顺利通过。

创办《新启蒙》和《学术集林》

论文答辩结束后，我陪着元化先生拜访了王若水等几位老友。期间，也有师生两人相处的机会，可以听元化先生无拘无束的谈天。回上海前夕，先生向我谈起他正在筹办的《新启蒙》论丛，每册集中讨论一个主题，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先生说，最初他为这个杂志起的名字是《时与潮》，后来接受了"小老包"（包遵信）的意见，改为《新启蒙》。先生向我约稿，我自然不敢怠慢，很快写出了《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寄给先生，发表于1988年10月出版的《新启蒙》创刊号。当时，"反自由化"运动的余波未消，中宣部由极左派把持，但元化先生在为创刊号写的"编后"却颇有气节："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这里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样高的水平，但我们力求学得认真，有心得，有创见，有新境界的开拓和探索，坚决屏弃一切空话、假话、大话，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学术探讨以外的动机，或违反自己的学术良心。"

1989年2月《新启蒙》第三册出版，为了扩大影响，元化先生来北京参加《新启蒙》论丛的发行会，地点在"都乐书屋"。当时，我在美国，无缘参加，但后来听包遵信先生说起过此次会议，因为包先生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与会者大都是颇有名望的知识人，而且大都是在前不久的"反自由化"运动中受到整肃的"自由化分子"。所以，会议引起外国驻京媒体关注，也必然引起党国衙门的关注。会场内有不少外国记者，会场外有不少便衣警察。会议进行期间，方励之先生来了。他作为被邓小平点名的头号"自由化分子"，马上成为会议中心。他的发言主要谈到写给邓小平的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希望知识界把争取人权作为主要的斗争目标。

因为出席会议的大都是知识界的敏感人物，加之香港媒体纷纷报道此次会议，甚至有媒体用了"反对党的先声"的标题，还把与《新启蒙》的创办完全无关的方励之说成是《新启蒙》的创办人，这也就必然引起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和安全机构的高度警戒。老左王忍之主政的中宣部借机发难，把这次会议上纲为"新启蒙运动"，说什么"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

就这样，《新启蒙》上了官权的黑名单，湖南教育出版社受到压力，虽经元化先生出面斡旋，论丛总算没有被封杀，但紧接着的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只出了四册的《新启蒙》的末日随之降临。《人民日报》1989年7月26日刊出《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该报告在讲到引发"动乱"的原因时，特别提到了"新启蒙沙龙活动"（《新启蒙》发行会），将其作为"动乱"源之一。之后，上海媒体也公开发文提到1988年末《新启蒙》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新启蒙与现代化"研讨会，把这次会议定性为"上海动乱"的起点。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还专程前往上海，想整肃主编王元化，后因上海方面的抵制而未果。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也被撤职。与此同时，极左文人程代熙和李希凡对《新启蒙》展开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把《新启蒙》定为"具有机关刊性质"的刊物。

《新启蒙》的夭折，让元化先生不得不沉寂一段时间，但他很快重新振作，创办了《学术集林》，从1994年10月创刊持续到1998年11月,共十五卷。

六四后，大陆知识界出现反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潮，王元化在1993年发表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也对现代思想史的激进主义进行了反思。但他的反思与李泽厚等人的反思不同。他不同意李泽厚1994年提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他认为，学术与思想并非有你无我，而是相辅相成。"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由此，元化先生提出了"多一些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在知识界颇受好评。

反激进主义思潮，虽然其中也有言之成理的一面，但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有矫枉过正的倾向，把近现代世界史上的所有革命运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一勺烩，统统归入必须加以反对的激进主义之列。且不说这样的反思有过于简单化之嫌，仅就当时大恐怖背景下知识界的普遍失语状况而言，反激进主义说辞肯定有"犬儒主义"的一面。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后期极权社会最高的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

元化先生也加入这场论战，写出了为"五四精神"辩护的长文《关于五四的思考》。元化先生认为：五四精神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民粹主义等，不应该继承。在他看来，五四最大的思想成就是"人的觉醒"，这觉醒所造就的"五四精神"，不仅仅是"民主与科学"，还有"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五四的反传统绝非是简单粗暴的全盘反传统，对传统的态度也并非全然激进，而是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五四一代都是学贯中西之人，他们在号召砸碎作为皇权意识形态代表的"孔家店"的同时，也对皇权时代非主流传统进行挖掘，特别是他们用新方法来整理与研究国故，对中国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胡适作为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的开拓性贡献，不仅仅是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更重要是他以现代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

如果说，《新启蒙》时期的元化先生代表着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那么《学术集林》时期的元化先生开辟了九十年代反思思潮的另一洞天。

幸福的童年与半世纪的苦恋

先生的一生，可谓"幸福的童年"，"革命的青年"、"美满的姻缘"、"厄运的中年"、"学术的壮年"和"公共的晚年"。聊天时，我本想多听听先生1949年后的遭遇与感受，但在先生的漫谈中，谈的最少的是成年后的经历，包括厄运的突降以及二十多年的屈辱生活，也包括文革结束后的上海市宣传部部长的经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看到元化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当年身陷胡风案时的感受。他说："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的被我信奉为美好以至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被轰毁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无际的荒野中，感到惶惶不安。"

元化先生谈的最多的是清华园里那段"幸福的童年"。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又幸运地在清华园中渡过了童年。慈爱、开明、博学的父母和宁静、典雅、自由的清华园，是元化先生最美好的记忆，以至于到了晚年，他还要把自己在上海的书房命名为"沪上清园"。1921年，元化的父亲王芳荃受聘到清华大学教英文，未满周岁的元化便随父母来到清华园南院12号，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为邻。这里的自由气息很适合发挥孩子那无拘无束的天性，这里的学术格调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童年元化对清华诸大师最深的记忆，不是他们渊博的学识，而是王国维脑后的小辫子。孩提时追在大师身后高喊"王小辫"的开心，积淀成对大师的人格与学问的敬仰。

但我仍然认为，1955年的大劫难是元化先生的转折点。在反胡风运动前奏时期的1954年，王元化还是上海批判胡适、胡风学术思想领导小组的成员，但1955年5月13日"关于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发表后，风云突变，王元化被宣布隔离审查，陷于孤独隔绝之中。不间断的审问和写不完交代，冰冷的四壁、审问者的凶狠和看守的轻蔑，让元化先生曾作出自我了断之举，以头撞墙，但自杀未遂。直到1959年，意识形态衙门准备给元化先生"结案"，也许是出于对元化先生的惋惜，反胡风运动的主要打手周扬居然想网开一面，他说：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就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元化先生坚持认为，指控胡风是反革命分子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无法接受。于是，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被安置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改造使用。

正是这劫难，让他品尝了理想彻底破灭的绝望和斗争哲学的冷酷，也让他真切地品尝了患难见真情的妻子之爱，张可那不弃不离的爱是医治几近精神崩溃的元化先生的良药，使他得以潜心于莎士比亚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也正是这劫难，造就力图"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的晚年元化。

对元化先生打击最大的是妻子张可的倒下，而且是在元化先生重见天日的1979年。那年6月，不堪重负的张可突然中风，连续七天昏迷不醒。元化先生整整守护了一个多月。虽然经过治疗，病情基本稳定了，神智也有所恢复，但她的大脑严重受损，完全丧失了阅读能力。面对病中的妻子，元化先生曾经嚎啕大哭。

2003年秋天，我去上海瑞金医院看望元化先生，他的妻子张可也住在这所医院，但她的病房与元化先生不在同一层。身体已经很弱的元化先生每天都要下楼去看望她。我问；为什么不住在同一层，探望起来多方便。元化先生苦笑着说："在家里，我们夫妻绝对平等，但出了家门，待遇就不同。生病住院，她和我住不到一层，因为她级别不够。"

王元化曾袒露自己对妻子的爱和愧疚，他说："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时因遭屈辱而很敏感，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流露会使我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这不是许多因受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

从1955年到1979年，在元化先生遭迫害的二十三年里，先生的命运给妻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她都默默地承受着，忍辱负重地撑起这个家，也撑起元化先生那濒临崩溃的生命。从1979年到2006年，在妻子重病的近二十七年中，满怀愧疚的元化先生，一直用加倍的爱和细心的照料守护着妻子，直到张可病逝。

两段时间加在一起，整整五十年！前半段是这对夫妇共同承受政治病带来的铭心刻骨之痛，后半段是这对夫妇共同对抗身体疾病的长期折磨之痛。这半个世纪的苦恋，乃名副其实的"患难夫妇"！

与元化先生聊天

我与元化先生的交往，断断续续二十年。"六*四"前见面，谈的大都是思想启蒙、学术问题和各自的经历。"六*四"后，或见面或通电话或书信，无论何种方式，元化先生都很关心我的安全，每次都反复叮咛我要善于自我保护。

六四后，我去外地，都有警察跟踪，但他们从未阻止我拜访师友。每次去上海，必定要去看元化先生。与元化面对面聊天，或长或短，谈的最多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毛式党文化、现行体制与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纠缠，间或谈到重大时政事件和知识界的风潮。

记忆最深的是九十年代中期去上海，前往先生住处探望。那时，元化先生还算硬朗，谈了将近六个小时。集中评说顾准、鲁迅、胡适等人物。元化先生与顾准相识很早，对顾准晚年的思想探索尤为推崇，正是元化先生最初推动《顾准文集》的出版。早在1989年，他发表《记顾准》和《再记顾准》，介绍顾准其人其书。可以说，没有元化先生的努力，大概也不会有九十年代中期的"顾准热"。

先生对鲁迅的看法值得一提。他说，年轻时崇拜鲁迅那种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喜欢鲁迅那枝犀利而深刻的笔。但经历过一系列残酷斗争之后，重读鲁迅和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肯定，才看出了鲁迅自身的众多自相矛盾之处，鲁迅的战斗精神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相同之处，鲁迅喜欢打笔仗的性格原因。

先生说，鲁迅追求个人自由，但真是不懂什么是自由，不懂自由需要制度化的保障。鲁迅的每一次变化都是"自我否定"或"自我嘲讽"。比如，鲁迅早年极力张扬个性的解放和独立，鼓吹尼采哲学，但经过一系列挫折和失望，他却像当时的革命青年一样转向左倾，而且左得异常凶狠，不但当上了左翼文坛的帮主，而且他的大部分骂人的杂文，都是左转后的产物。再后来，他又与周扬等左翼文人们分道扬镳，大骂"四条汉子"。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满腹的怨毒和好斗。鲁迅更愿意看人性阴暗的一面，看得准，打得狠，对国民性的批判深入骨髓。但鲁迅的怨毒导致了他的好斗和不宽容。鲁迅说，我活着，不为爱我的人，而为恨我的人，我和恨我者斗，到死也一个都不宽恕。元化先生强调说，好斗是鲁迅与毛泽东最相通的地方。

后来，见李慎之先生，也谈起鲁迅。慎之先生说："鲁迅决不要'弗厄泼赖'，而胡适专讲'弗厄泼赖'，我们这代人的多数，当年也都跟着鲁迅拒绝'弗厄泼赖'。"我惊叹于慎之先生的反思与元化先生的反思竟如此一致！

元化先生很开朗，特别喜欢与年轻人聊，从人生到学术，从思想到时事，几乎无所不谈。我与先生有过多次两人闲聊，感受最深的，不是先生的"诲人不倦"，而是先生的"不耻下问"，每当谈起他自己正在思考的某一问题时，先生必要询问我的看法，而且决不听我的应付性回答，一定要听我的不同看法。

第一次与先生聊天时，元化先生正在反思黑格尔哲学，向我谈到黑格尔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尽管我喜欢康德而讨厌黑格尔，本想建议先生多读点康德，因为康德的知识谦卑是对黑格尔的知识狂妄的最好解毒剂。但出于尊敬和感恩，我的回答有些"圆滑"。没想到他立刻严肃起来，盯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大堆话。虽然原话记不准了，但大致意思却印象深刻。先生说：别以为你这样恭敬的回答就是对我的"尊敬"，这种出于礼貌的应景，与其说是敬我，不如说是看不起我。不错，我主持了你的论文答辩，还是父亲辈的长者，但讨论学术、交流思想，没有长幼之分，更不是施主与受惠者的关系。如果没有平等坦率，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元化先生的直率，让我愧疚，也让我受用终生。

元化先生的努力与局限

自中共诞生以来，与之有关的知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思想左倾且当时已经成名的知识人，被中共称为"同路人"；一类是从年轻时代起就追随中共的知识人，很早就是中共的一分子；元化先生属于后一类。不同于那批早有成就的知识人，元化先生这类知识人，虽然都受过五四精神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在政治上更向往激进的革命，都有过红色的青年时代。他们追随毛泽东的脚步，走共产革命的路，毛泽东的成功也把他们带进掌权者的行列。与此同时，在学问和人格上，他们对前一类知识人中的佼佼者始终心怀敬意。所以，毛时代的失败和个人受迫害的遭遇，才能使他们幡然醒悟，对个人选择和共产制度的反思和批判才成为他们晚年的主题，也让他们的知识良知再度闪亮。

元化先生十五岁参加"一二九"学运，十六岁就加入了中共，1949年前，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1949年后，元化先生曾任上海作协党组成员，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处长，后因胡风案受迫害长达23年。1979年平反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还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可以说，元化先生的大半生都是"党的人"，所以他的知识并不纯粹，他的著书有太多的政治羁绊，无法完全做到"知识人的独立"。1949年前，他们是共产党的忠诚追随者。49年后，他们也大都有过或长或短的掌权经历，使他们的思考和言行与中共体制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他们试图超越官场规则及其意识形态的束缚，但他们毕竟追随中共多年，既受权力束缚，也分享权力；既遭遇迫害，也分享好处。特别是他们获得平反后的处境，除了与体制彻底决裂的极少数之外，多数人还是得到了现存体制的优待，物质上享有特殊优惠，声誉上起码得到了表面的尊重，即便向中共直言进谏，也不会有人身安全之忧，但他们要保有在国内公开发言的权利和通过内部渠道进言的地位。所以，他们对中共体制的批判又会讲究"策略"，常态是委婉的表达、打擦边球的批评和不公开的上书或面陈。无庸质疑，这种有节制的公开批评和不公开进言，有时也会起到某种实际的作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掌权者只是用倾听来表示一种姿态，决不会真的纳谏。

尽管，自1955年的那场大劫难之后，元化先生是极少数力图挣脱红色身份的老党员之一。加之聪颖的天资，不俗的中国古典训练，对西方现代的观念、价值和方法的熟悉，造就了他那种融贯中西的思想能力。所以他晚年对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的思考，对马列毛的反思，已经看不出做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痕迹，而具有超越的形而上学视野、独立的思维和渐老渐熟的表达。也就是说，当他从坎坷的命运中有所醒悟之后，具有了更深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现实的穿透力，使他能够发现关系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未来命运的真问题，能够对体制弊端作出更符合国情的诊断和批判。也使他在大转折的时代能够变成新启蒙的先驱和改革的推手。

尽管，早在1988年，元化先生在回答康桥国际传记中心的提问时就道出了自己所希望的中国："我希望于将来的是人的尊严不再受到凌辱，人的价值得到确认，每个人都能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我期望于青年的是超越我们这一代，向着更有人性的目标走去。"

但是，元化先生公开发表的一系列反思性批判性文字，还是无法达到畅所欲言的自由言说。故而，他的公开言论与他的内心醒悟还有一定的差距。换言之，元化先生一直在为自由理想的实现而努力，但不必讳言红色青春和体制身份对元化这代知识人的限制。

重见天日后的元化先生，对中共历史和毛泽东，对现政权及现实问题，对包括六四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时代的大事件，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价值判断，但他在公开发言时，还是保持一种比较"中庸"的态度。太尖锐太刺耳的声音，他不会公开说。比如，他决不会认同六四屠杀，但他不会象吴祖光先生那样公开谴责；他对中共掌权五十年的罪错有明确的认识，但他不会象李慎之先生那样写出公开直言。所以，尽管从私人感情上讲，我与元化先生更近，但若从公义而言，我更近慎之先生。在我看来，六四后的"南王北李"之谓，不过是献媚性的硬凑，与客观事实太过遥远。即便不提二位先生曾有过的纠葛，仅就两人在自由知识界的作用和影响而论，元化先生也无法与慎之先生相比。

但要让元化先生像季羡林那样歌功颂德或应景表态，或者顺从上峰意旨落井下石，他也决不会答应。香港回归和"三个代表"提出，媒体都想采访元化先生，自然是让他说几句吉利话，但无论记者如何央求，他仍然断然拒绝。

八十年代，面对整肃知识界的运动，元化先生不会进行公开的对抗，也不会公开为受害者伸冤，但他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消极抵抗，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受害者。比如，元化先生在1983年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上任不久就碰到来自胡乔木的压力。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专栏，连续发表反思文革的随笔（就是后来著名的《随想录》），
胡乔木看了很生气，找当时的上海市委出面做元化先生的工作，让他撤了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元化先生的回答是：你们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提出撤职报告，我不干。结果是不了了之，巴老仍然是上海作协主席。顶撞胡乔木的事情没过多久，"清除精神污染"又来了，宣传部自然是运动的领导机构，身为部长的元化先生不得不主持上海的"清污"动用大会，但他只让会议开了半小时就宣布散会。之后他就生病了，再没有主持过类似的会议。他的消极怠工，让上面很不满，不断施加压力，逼他写检讨，但他就是不写，再逼，索性去广州疗养了。

六四刚过不久，上海朱学勤的博士论文答辩遭遇阻力，结果莫测。因为他的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右翼保守主义史学观"。为此，朱学勤的导师金重远先生忧心忡忡，最后请元化先生出来主持朱的论文答辩。元化先生在关键时刻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充分肯定了朱的论文，遂使之顺利通过。之后，元化先生还在回忆中特别谈到朱学勤的论文给他的启示。先生说："主持朱学勤的学位论文答辩这件事，是导致我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从这时起，我对卢梭的国家学说、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去寻找极左思潮的根源，纠正了原来对于激进主义思潮的看法。我的反思虽然一进入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但到了这时候我才真正进入了角色。"

毛泽东时代的残酷斗争所制造的人权灾难，可谓罄竹难书，给中国留下巨大的创伤和深刻的教训。进入后毛时代，虽然斗争哲学还发挥作用，但斗争的残酷性大大下降，即便在体制内，落井下石变成"脏活"。特别是在八十年代的开放氛围中，象元化先生这样敢于对抗极左逆流的官员并非特例，也不光是上海有，北京更多。可以说，八十年代，从中共最高层到各级衙门都有这样的开明官员，他们在逆流泛起时进行巧妙的抵抗，在良知受难时决不落井下石。比如，在"清污"和"反自由化"两大整肃运动中，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仅保护过不少著名知识人，而且两人联手阻击两大整肃运动，保护了知识界，营造出中国改革史上最开明的时代。在逼迫胡耀邦辞职的生活会上，也有习仲勋这样的高官仗义执言。

回头看中共掌权后的中国知识人之命运，整体上活得过于盲目、坎坷、窝囊、乃至猥琐。毛时代，名为"著名文化人"，实则大半生都被卷入极权政治的酱缸，或当驯服工具，像郭沫若那样媚上，甘当毛的一条狗；或遭百般蹂躏，患上恐惧症，只能沉默和应景。而极少数敢于坚守底线的人，或像林昭那样殉难，或像顾准那样历经磨难并在孤独中病逝。

尽管，在思想解放和政治环境宽容的八十年代，备受蹂躏的中老年知识人迸发出难得的活力，但六四后，犬儒症变成知识界的流行病。清点一下改革三十年的著名知识人，称得上独立人格的，屈指可数；够得上独创思想的，更是凤毛麟角。那些不甘于屈辱命运的佼佼者，等到恶梦醒来，大都已经进入身体与思想的双重黄昏，如李慎之先生写出《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勃发，实属罕见。而像巴金、冯友兰、费孝通、季羡林等名流，被中共安置在统战座席的头排，生活上享受着体制给予的优待，学术上吃着1949年前的老本，他们最多的公开发言，要么是古董级花瓶的应景闪光，要么是唠叨几句不咸不淡的"名人箴言"。

倒是像元化先生这样的红色知识人，先是经历过长达二十多年大灾难，继而又目睹了六四血案，带着两次的痛楚觉醒面对后毛时代的寡头独裁，他们力争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和知识人的尊严，力争为中国的学术独立、言论自由和政治改革尽绵薄之力，其对中国知识界的正面作用之大，远非巴金式的超级花瓶所能比拟。但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并未把自己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元化先生走了。我很难猜测先生是否带着某些遗憾而去，但作为对先生怀有敬意和师生情的晚辈，我最为悲伤的，不是先生肉体的离去，而是先生带走本该留下的精神遗产，让内心的大彻大悟与先生身体一起火化了，变成一缕淡淡的青烟，随风飘散！

2008年5月2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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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金沙江创投完成第四期3.5亿美元基金募集

7月5日下午消息，金沙江创投今日宣布，已成功完成总额为3.5亿美元的第四期基金募集。金沙江管理基金总规模至此已超过10亿美元。金沙江现有投资管理团队仍将管理本期基金，并继续关注互联网和新媒体、无线、半导体等领域。

　　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成立于2004年，致力于科技行业早期创业投资，其投资组合中已拥有50多家公司，包括去哪儿网、网秦、兰亭集势、拉手网、梦芭莎等。

　　此次新完成募集的3.5亿美元，是金沙江创投的第四期基金，其中有80%来自于原有投资者。加上此前完成的三轮，金沙江管理基金的总规模已经超过10亿美元。金沙江方面表示，此次融资过后仍然投资策略和管理团队均不会发生变化。

　　据介绍，金沙江创投此前国内每年看2000-3000个项目，大约8-10个会获得投资，单个项目投资约在1500-2000万美元，每年在国内投资约一亿美元左右。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丁健对新浪科技表示，自己在投资的时候不会预设下一个热点，很多时候做出投资决定是被创业者说服。"金沙江这么多年来很少跟风投资"，丁健举例说，当年用了"40分钟，六张纸"决定投资去哪儿网，而当时这并非热点。

　　不过丁健补充说，金沙江创投会重点关注无线互联网等方向。他也表示网络经济的可扩展性非常高，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回报会还将越来越高。

　　金沙江创投2006年完成首个基金募集，2007年初募集到第二期2亿美金基金，2009年初完成第三期3.8亿美元基金的募集，三期募资总额约7亿美元。丁健、林仁俊、潘晓峰、伍伸俊等同为金沙江创投的董事总经理。(孟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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