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要做法事了，"尹道长一边盘算，一边慢吞吞地说道。"可他们没做多少准备工作啊……"所幸的是，尹道长从自己的道院带了十几个道姑一起上来。这些道姑身着白色道服，黑色裤子，头发在头顶上盘成一个髻。她们热情十足地开始拆封自己为第二天的法事准备的器具，包括15份符�，三顶金冠，三个铃铛，两个无绳麦克风，两把琵琶，一把古筝，一面锣鼓，一个铙钹（金属制的打击乐器）和一把剑。道姑们分工协作，一部分娴熟地调试各种乐器，另一部分则着手搭设法事圣坛，并且在道观外面树起旗幡，由此昭告左近，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尹道长那套一丝不苟的宗教信条将会成为这座山丘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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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 She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古老宗教仪式的复兴部分是出于信仰，部分――则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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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道姑在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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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场所的建设（如茅山的道观）被一些地方官员视为发展旅游经济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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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新的阶梯通向茅山上的王皇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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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新建的道观其实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沂山地处中国山东的穷乡僻壤，地方官员希望通过旅游来带动当地的经济。他们将山峰主体圈围起来，修了一条通向山顶的道路，从而宣称沂山为一个旅游景点。不过，很少有游人愿意花钱攀登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嶙峋石山。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地方政府决定加入一些宗教元素――中国正处于一个宗教复兴的时期，人们愿意花钱去朝拜庙宇。于是地方政府决定重建在文革中被毁坏的这座道观。政府委派工匠雕塑了一座10米高的玉皇像运到山顶上，放入簇新的红色殿阁之中。然后他们又在旁边建了一座钟楼和一座鼓楼，以及一些供奉其他神仙的殿堂。
万事俱备，只欠神灵。为此，必须按照道教的礼仪为道观开光。沂山所在的地方政府找到了公认的道教仪式权威尹道长，后者驱车500公里，从自己的道观来到了沂山。
仪式排演结束之后，尹道长和一名地方官员一起过目第二天的日程。这名官员表示，
基本没什么问题，除了一个小细节――政府领导的发言安排在早上10点半，这意味着法事必须在此之前结束。
尹道长回复说，法事需要四个小时的时间，无法提前结束，不然就不够正宗。这名官员便提议是否可以早点开始以争取在领导发言前结束？尹道长再次摇头。提前结束的话，太阳的位置就不对，她回答说。官员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
尹道长温和地微笑着。她虽然身材娇小，但并不体弱。由于长年在山间奔波，她圆润的脸庞泛着黝黑的光芒。她总是穿着那件蓝色的长袍，从不佩戴任何首饰，身上也没有任何宣示财富的物件。她拒绝电子产品，她的道观里没有电话，也没有互联网。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她取得了一项非凡的成就――白手起家，在江苏的茅山重建了一座道观，茅山是中国最重要的道教圣地之一。和沂山的道观，以及国内许多其他的道观不同，尹道长并不接受将旅游收入作为重建资金的来源，而是依赖于被她的宗教虔诚所吸引的信徒们的捐助。她知道正宗开光仪式的价值所在。
那名地方官员再次表示，各位领导的发言时间已经确定，他们的发言将持续45分钟，发言结束就是招待午宴，同样无法更改时间。
尹道长依然微笑着，并没有妥协的意思。一个小时后，那名地方官员回来提议，四小时的法事太长，可不可以在10点半休息一下让领导发言？领导发言剪彩后就去出席招待午宴。尹道长则可以接着将法事做完。
尹道长沉思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道教的复兴
长期以来，宗教一直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改革派和革命家将宗教视为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以及导致中国"世纪耻辱"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中国人经历了连续三十年的繁荣发展，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第一次体验到了相对的稳定，于是便开始重新思考宗教信仰的意义。在大城市，白领一族青睐于基督教；佛教吸引着中产阶级；道教则在穷乡僻壤更为流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也在增加。
几年的时间当中，教堂、庙宇和清真寺纷纷拔地而起，让人很难忽略宗教建筑在中国的复兴。早前的调查显示，信教的中国居民大约有1亿，不到总人口的10%，新近的调查却显示，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大约3亿。另一个更宽泛的调查则显示大约有85%的人口相信宗教或超自然力量。
中国有五大官方认可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和新教（后二者同属基督教，但中国将它们视为两种不同的信仰）。每一种宗教都有一个总部设在北京的协会组织，受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宗教局管理。
对宗教的管理制度在中国由来已久。千百年来，中国的历代皇帝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界定正统宗教，还对许多宗教领袖进行了册封。当中国共产党的技术官僚在上世纪70年代晚期主导政权后，他们开始允许许多宗教场所重新开放，但对宗教的怀疑态度并未消除。不过，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大多数宗教活动并不会给政权带来威胁，甚至还可能有助于治理。这样一来，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慢慢地取代了疑虑。2007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宗教慈善机构表示认可，认为它们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中央政府还在最近出资支持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一些国际会议。地方政府亦对像沂山道观这样的庙宇表示欢迎，因为它们可以带动旅游。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松了对宗教的管制。据研究中国宗教的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教授所说，尽管许多地方出现了新建和重建的庙宇，中国宗教场所的数量仍然比解放初期少很多，与此同时，解放初期的中国人口还不到现在的一半。"（人口和宗教场所的）比例仍然严重失调，"杨教授说。"不过，人们现在信仰宗教的社会自由度大了很多。"
道教的复兴便是这一趋势的集中反映。道教大致是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依据。它敦促人们复归于"道"，也就是联结宇宙万物的神秘规律。和其他许多宗教一样，道教包含着为数众多的宗教实践，从老子的高深哲学到喧嚣混乱的众神：皇帝、大臣、雷神、财神，以及令人生畏的煞神，这些煞神惩罚邪恶的方式足以让但丁笔下的地狱景象显得苍白平庸。尽管学者们曾经尝试把"道家"和"道教"区别开来，今天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这两者是紧密相联的。道教信众经常在重要的宗教节日表达他们的虔诚，或是去道观烧香跪拜，或是请道士到家里来帮助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疾病、丧事，甚或是学校的考试以及商务会议。通常情况下，有所祈请的信徒会向某个神灵跪拜祈福，道士或道姑则在一旁做法事请求神灵相助。许多道教信众也从事和身心健康相关的练习及静修，如气功或太极拳。
作为中国惟一的本土宗教，道教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随处可见，从书法、政治，到医学和诗词，几乎无所不在。举例来说，尹道长主持的道院在公元六世纪曾经是陶弘景的修行之所，后者是中医学的奠基人之一。
过去两千年中，道教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都与儒家学说相对立。儒家学说是中国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也是最接近于第二种中国本土宗教的东西。儒家学说强调谦逊、和谐及社会伦理结构，而道教则更强调出世和淡泊名利。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统治者曾按照道教所提倡的"无为"精神来治理国家，但总体来说，道教并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中国在十九和二十世纪衰弱下去的时候，道教也随之式微。随着外国各种思潮的涌入，中国人对道教的紊乱教义产生了怀疑。和世界其他几大主要的宗教不同，道教缺乏像基督教十诫，
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或伊斯兰教莎哈巴德（Shahabad）那样的基本训诫；它甚至不能和佛教相比，后者讲述了释迦牟尼如何发现欲望使人痛苦受罪、从而通过"八正道"寻求解脱的动人故事。另一方面，基督教之类的宗教因为通常和富国联系在一起而获得了特殊的地位，道教则被看作是中国落后历史的产物。
但是，就像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道教近来亦呈现复兴之势，特别是在道教传统根深蒂固、西方影响相对较小的乡村地区。这一趋势的体现是道观数量的大幅增长，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1997年，这一数量为1500所，今天已经发展到5000所左右。北京在2000年的时候还只有一所正常运转的道观，今天，已经有10所。
道观数量的增长并不完全是信仰使然，以沂山为例，附带商业目的的道观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包容。很多掌管道观的道长也倾向于将道观变成地方旅游局的附属机构。但对于那些私人捐助者来说，则需要平衡好宗教和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个民营企业家的"道"
郑州是中国最嘈杂的城市之一。作为拥有45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郑州地处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处，由此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郑州的城南是一片庞大的家具建材市场。其中之一名为"凤凰城"，是当地最大的家具卖场之一，在其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的五层展厅里，陈列着各种样式进口或仿制的西式高档家居用品：意大利大理石台面，德国水龙头，美国庭园家具。而住在这个豪华卖场顶层的，是一个低调的道学思想资助和推广者：朱铁育。
朱先生年已半百，身形矮小而灵活。他说他曾经为了几毛钱而将一名男子从桥上扔下去。"那些钱是他欠我的，"晚间在卖场楼顶散步的时候，朱先生对我说。"为了钱我什么都做过：什么都买，什么都卖，没有不敢做的事情。"
但是当他年龄渐长后，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乡下长大的历程，以及乡亲们的生活方式。他说他受母亲的影响很大。他的母亲是个文盲，但信奉道家思想。
"道家文化强调非竞争性，不伤害他人，"朱先生说，"它教导我们遵从自然规律。"
转向道学之后，朱先生说，他便在生意场上异军突起。他学会了如何顺其自然，学会了如何待机而动，由此成为了行中翘楚。除了凤凰城，他现在还拥有大片大片的土地，准备用来开发住宅和办公楼。尽管他闭口不提自己的身价，地方媒体却宣称他的公司资产价值1亿美元，还封他为"建材之王"。
媒体报道也总是在强调朱先生的古怪作派，因为他并没有像其他暴发户那样大肆购买豪华轿车或者法国名酒，反倒是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来推广道家思想。朱先生将凤凰城的顶层改造成了一个占地面积达2万平方米的"世外桃源"。他在那里建起了许多松木小屋，果树和葡萄架点缀其间。那里有一座图书馆，一些客房，以及多间办公室，可供十数名全职学者、研究人员及办工人员使用。他创建的河南鑫山道学文化促进公司已经多次组织道教论坛，并且为重新梳理道家思想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支持。他说他已经为道学事业投入了3000万美元，相关项目包括在北京设立一个办公室，以及资助国际会议。考虑到这些项目的花费，这个很难查证的数字应该不是虚夸。朱先生说，他的目标是将他少年时期农村生活的哲学引入现代中国。
2009年，朱先生邀请并全程资助了几十位研究中国宗教和哲学的欧美学者到北京来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把学者们安排在豪华的中国大饭店下榻，又用大巴送他们到河南省参观当地的道教景观。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能量，朱先生将这次国际会议的开幕地点定在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在致辞中，朱先生表示，为了道学的发展，他可以不惜重金。他的首席顾问李金康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帮助道教在中国本土文化式微的时代重振。"教堂随处可见，但中国传统的东西却不是这样，所以朱董事长说，'我们的道学呢？道学是很深刻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保护它，怎么办？'"李金康引用朱先生的话说。
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中，平衡这样一种愿望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和许多巨商一样，朱先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两年前，他的公司成为中国最早设立内部党组支部的私营企业之一。为此，《人民日报》曾撰文予以表扬。朱先生还在公司内成立了一所"党校"，作为公司员工思想教育培训的中心。公司的网站上有一个版块专门歌颂公司的党建工作，其中一间会议室里还悬挂着毛泽东的像。尽管将宗教和政治混杂在一起似乎显得有些怪异，但道教也经常神化一些知名人物；至少有三所道观是献给毛主席的。
朱先生继续支持传统的道学。他的员工参加了一个名为"内功"的道家修行课程，他还让一些员工去考察记录一些道教的重要场所，如老子的出生地。他和一些民间的宗教人士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计划在乡下成立一个"道学基地"以推广道学。
"古人非常神奇，"朱先生说，"道可以拯救世界。"
重建乾元观
当尹道长1991年受邀住持并主持坤道院――乾元观的重建时，她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乾元观坐落于离南京不远的茅山山腰。自公元四世纪以来，茅山一直是中国的道教中心之一，但1938年日军入侵后烧毁了山上的大部分道观。文革期间，道观又进一步遭到破坏。乾元观的遗址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和沂山不同，茅山拥有六个大规模的道观，散落于不同的山峰之间，共有100名道士和道姑在此修行供事。茅山离南京仅45分钟车程，离上海也不过90分钟车程，因此是一个热门的短途旅游景点。早在20年前，当尹道长初次到达茅山时，以旅游为目的的重建工作就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当时有两所道观在历次劫难中部分地幸存下来，院里的道士们在80年代就开始了翻修。地方政府于是开始收取门票，并从中获取一半的收入，道士们则将他们获得的份额用于重建。而更多的重建意味着更高的门票价格，更多的收入可以带动更多的重建。这在很多宗教旅游景点是很典型的事。
由于过度的商业开发，朝圣者对这些道观望而却步，游人则成群结队地到来，络绎不绝。去年，茅山的门票收入高达270万美元。
尹道长选择了不同的重建模式。她精通道教音乐，于是就成立了一支坤道仙乐团，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巡回演出。她们搭乘一辆破旧的汽车到处颠簸，为那些出钱聘请她们的社区或个人举行道场。
当我在1998年第一次见到尹道长的时候，她已经用坤道仙乐团挣来的钱重建了乾元观的大殿，但她拒绝收取任何门票。她对宗教的虔诚和认真态度为她在国内外的宗教界赢得了名声。很快，她的仙乐团就受邀到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演出。
尹道长师承的是出家修行的全真派。（另一派名为正一派，道者可以结婚生子，通常在自己的家中修行）。对于跟随尹道长的年青坤道们来说，乾元观提供了一个在越来越复杂的世俗社会中安全而宁静的心灵场所。"在这里，我可以学习一些深刻的东西，"一位黄姓道姑说。"外面的世界则全然不同。"
对尹道长来说，这些年青弟子是她塑造她理想中的道姑形象的一个机会。"适合在这里修行的人要不应该大于80岁，要不就应该小于20岁。"
即使是现在，乾元观的规模也不算很大，并且很低调。这里没有缆车、礼品商店、茶室或泛光灯照明的岩洞这些吸引游客的东西，而且，和许多其他道观不同的是，这里不收门票。
这里的气氛也与众不同。在很多其他的道院，道士们看起来更多地忙于推销供香，或是收费算命。乾元观的道姑们则显得非常安静、端庄。这或许便是为什么甚至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乾元观还只能通过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抵达时，当地人便说这个道观很灵。1998年，我看到一群台湾客人弃车步行了三公里，就为了到乾元观去拜一拜。
"这个道观很正宗，"其中一名台湾人对我说，"这里的道姑是真正的道姑，而不是为了做秀。"
乾元观名声日隆，捐助也随之而来。城里人经常低估道教的筹款能力，原因之一便是道观通常都建在山上，而资助者往往不愿披露他们的善款。不过，通过察看立在道观后院的刻有捐助者姓名的石碑，可以大致略知一二。在尹道长的道观里，一些石碑记录了高达1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另一些石碑则显示有人捐赠了价值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的物品。不过，即使是那些只捐了100元人民币的人也可以碑上留名。由于有了这些捐款，乾元观决定在半山腰修建一个玉皇殿，从而使乾元观远在数公里之外就能看见。该殿耗资近一千万元人民币，开光仪式于2010年的11月6日举行。来自东南亚、台湾及国内其他地方的数百名同道受邀前来参加。
尹道长所取得的成绩使她有机会受邀到总部在北京的中国道教协会参加培训。她学习了会计、现代管理方法以及政府的宗教政策。2010年的早些时候，她被推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她公开谈到宗教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呼吁道观实施更严格的内部管理，少强调商业利益。她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许多道士沉迷于赚钱，只知道卖香，并没有提供真正的宗教服务。许多道士四处云游，把道观当作便宜的客栈，而不是学习道学或朝圣的地方。
"道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但我们的问题是发展很快，而道士的素质比较低，"尹道长对我说。"有些人甚至不懂道教的基础知识，而是象对待一门生意一样对待它。这从长远来说是不利的。"
开光
沂山，尹道长和地方官员商妥日程安排之后的第二天，开光仪式即将举行。尹道长早早地来到玉皇阁，以确保她的仙乐团成员在早上7点之前准备就绪。玉皇阁门前的泥泞小路此刻已被石阶取代，清扫人员刚刚冲洗过，留存的水珠在晨光下泛着晶莹的光芒。工人们仍在做最后的扫尾工作：将地板上的油漆印刮掉；给气球充气；悬挂条幅。地方电视台的记者正在架设机器。
玉皇阁内，道姑们忙着检查和整理各自的衣服和头发。所有的道姑，包括尹道长在内，都穿着白色的道服，黑色的束脚长裤，白色的长袜。接下来，道姑们先是穿上一件蓝色的长袍，再在外面套上一件粉色的披风；尹道长则套上一件华丽夺目的红色锦绣加袍，背面绣着蓝白相间的龙。这之后，她和仙乐团的两名主要成员将金冠套到了发髻之上。现在尹道长变成了一个法师。法事即将开始。
尹道长走到一面直径大约半米的大鼓面前，拿起放在上面的两根木棍。她开始有节奏地轮番敲击大鼓。道姑们对自己的角色早已了然于胸，此刻便排成两队站在玉皇像的两边。美丽的玉皇像呈金黄色，眼睛眯成了两条狭长的缝，双唇微微张开，像是要对他下面的大众说些什么。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尊塑像还只是一块木头。开光仪式将改变它的性质。
尹道长可以为玉皇开光，但需要时间。五分钟后，她的额头上已经沁出了汗水。然后，六名道姑静悄悄地各就各位，开始演奏她们的乐器：古筝、琵琶、铃铛、铙钹。尹道长停止了敲鼓，开始用她尖细的高音吟唱，听起来颇像京剧。接下来的法事过程当中，她又是念又是唱，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和其他的道姑一起。她重复着下跪、立起、向后仰、转圈移步的仪式。她外袍后背上的刺绣龙也因此看起来像是活了一样。法事是一件累人的活计，需要旺盛的精力和专注的精神。偶尔间歇时，一名年青的道姑会递给尹道长一杯茶，尹道长则会用袖子优雅地遮住嘴巴，快速地喝下茶水。
慢慢地，参观人群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几个站在圣坛旁边观看的官员妻子张大了嘴巴，先是显得惊诧莫名，接着就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敬意。当一名警察提示她们往后靠时，她们说："不，不，我们不会打扰的。求你了，我们必须得看到。"一些已经下班的工人坐在大殿的后面。不到一个小时，玉皇阁大殿已经被大约50名观众挤得满满当当。
10点半，尹道长准时停了下来。一群地方政府领导已经聚在了大殿外面，这时便开始发言。他们表示这个项目很重要，地方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随后是剪彩仪式。结束后，这些人上了一辆小面包车，到酒店参加午宴去了。
领导发言甫一结束，尹道长便立即重新投入法事。当仪式进入高潮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四名警察试图维持秩序，手挽手地将围观人群挡在门外，以便道姑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往后退，往后退，给她们让地方，"一名警员向人群高喊。有的观众透过窗户往里面瞟，还有的守在门外，高举相机拍照。"玉皇大帝，"一名老年妇女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将一篮子苹果作为供品放在地上。"我们的庙又回来了，"她说。
尹道长移到玉皇像前，一边拜一边唱一边叩头。这是开光仪式最重要的部分――创造一个神圣的空间，召唤天上的神灵，此时此刻，光降此地。
午后，就在尹道长看起来似乎有点体力不支的时候，她停止了吟唱。她手握一支毛笔，在空中画出一个符�。然后她仰头望天：太阳正在恰当的位置，斜射进大殿。时辰到了。她举起一块方形的小镜子，将阳光反射至正好照到玉皇大帝额头的位置。尹道长微调了一下镜子的角度，以使阳光击中玉皇大帝的眼睛――开光了。
开了光的玉皇大帝看到了下方的尘世，看到了尹道长和一干信众，也看到了幅员辽阔的华北平原，那里，百千万民众正在疾速奔向一个现代化中国所追求的，或许是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不易的目标――繁荣、富裕和幸福。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0年11月7日。
Ian Johnson著有《慕尼黑的一个清真寺》(A Mosque in Munich)和《野草：当代中国的三个变革故事》(Wild
Grass: Three Stori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
翻译：夏候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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