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
【作者介绍】
朱明，原名王钧璧，生于1919年。
1939年春天，王钧璧到了延安，改名朱明，就读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延安女子大学。
她一生只活了42年，但有几件事足以让世人难忘：其一，抗战之初，她以大小姐的身份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并在延安整风中以一篇《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反省教材被树为典型；其二，仰慕、追随林伯渠多年，并在1945年嫁给了这位可敬的老人；1953年写匿名信寄给江青，揭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和变节老底，被列为惊天大案，1961年被侦破后立即自杀身死。
【正文】
我这次的反省，是听了吴瑛同志与陈茂仪同志对张季纯同志思想分析后的一个反省。在他们的发言中，我得到了一些启发，最明显的有两点：
一、不懂政治是否就不沾染政治色彩。过去我总认为自己只是出身于剥削阶级，但与剥削阶级的政治无关。因为我家里没有政客，我自己也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其实不然，我同意陈茂仪同志说的，政治与人的生活是分不开的，一个人生活在阶级社会中，不是站在这种政治立场，就是站在那种政治立场，并不在于他用不用政治的术语名词，或是否进行狭义的政治活动。
第二点就是悲观消极，不仅是表现阶级的没落，而重要的是对新生阶级的仇视。过去，我对这个问题只了解了一半，就是悲观消极是表现我原来所属阶级的没落，而我没有了解到更重要的是，对新生阶级的仇视。
由于上面的启发，下面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是不是不懂得政治？另一个就是我的阶级出身。
在第一个问题里，我想讲一些具体事实，看一看我是不是不懂政治，或是否与政治无关，仅出身问题而已。我先讲我对党派的看法。我对党派确实有自己的看法，在外面，对污辱共产党的一般宣传，我是接受了的。我认为，党派都是争权夺利的组织，彼此为了私利而有成见，只有无党派的人，所谓第三种人才是公平的。如学者、教授、名流等。所以，我是愿意做第三种人的。其实世界上哪有第三种人呢？我来延安之前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因为我不愿意，便推说自己理论不够，将来再说，但并未讲出要做第三种人的思想。来延安后，仍旧不愿入党。当时对共产党的看法，认为会做群众工作，能得人心，国民党不会做，所以不得人心。我想将来的天下恐怕是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能得人心。根据历史也是这样，如刘邦之所以能得天下，那是因为他得人心，霸王虽勇，结果自刎于乌江。那是因为他到一处烧杀一处，不得人心，所以不能得天下。我用历史来套现实，说明我对共产党的看法，仍旧是为私利而取天下的党派。正因为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我刚到延安读中国革命运动史，对大革命一段我即产生怀疑：共产党的书上说北伐是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投降了帝国主义。而国民党呢，又说北伐是国民革命成功，蒋介石当了领袖。究竟谁对呢？我也弄不清楚。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在外面时从未听说蒋介石投降过什么帝国主义，同时我还认为，像蒋介石这样的人，才不会投降呢，否则怎么能做领袖。至于北伐，我认为不是大革命失败。因为这一段历史我是经过的。回忆北伐前，我们住在安徽，当时在军阀统治下，不仅财产要受勒索，就连精神也受威胁，尤其是太太小姐们，不敢抛头露面，总是坐在家里。当奉军刚要南下时，我们即迁往南京，当时南京是孙传芳统治，比张宗昌稍好一些。但我们财产受勒索，精神受威胁并未解除。当时蒋介石军队到南京后，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资财不仅有了保障，就连安徽的财产也被蒋介石解放了。军阀赶走后，我们在南京吃的米和面粉，以及火腿、咸鱼，都是从家乡运来的。精神上的威胁，同时也被解除了。军阀时期，母亲她们连门都难出，当然也很少看戏，或是游山玩水，就是买东西也很不方便，总是让佣人到铺子里去把东西拿回来，选择好了再叫他们去买。可是，蒋介石来了以后，就不同了。母亲、舅母她们不仅可以随便到街上去买东西，就连金陵古迹，所谓六朝金粉也可以自由欣赏了。记得母亲、舅母她们常到绸缎店、银楼、百货公司去买东西，差不多每次我都跟去，看见漂亮的帽子或是手套，我就轻轻地告诉母亲，看见好看的衣料或是其他物品，便向她要求，结果总是达到了目的。
夏天晚上，有时父亲和舅父们带着母亲舅母等去莫愁湖赏荷花，母亲他们还低声念着古词什么"清露泣香魂"等，有时候月夜步台城或游湖，我总是带着帽子，母亲她们总是用檀香扇子遮着脸，怕月光晒黑了皮肤。回忆起当时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人生艺术，是蒋介石带来的自由，从哪里能说这是大革命失败呢？对大革命这三个字，我就觉得生疏。我们总是说，北伐成功，或是国民革命成功，谁知道还有什么大革命失败呢！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相信北伐成功，我怀疑大革命失败，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篡夺了大革命的果实，同时也看出我正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在这里也贯穿着自己的思想，认为党派反正有成见，所以共产党说是失败。这实际上是替蒋介石讲话，因为他是代表着我当时所处的那个阶级利益的。同是一个历史事实，可是就有两种看法，一切问题如果不从阶级出发，如果不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那是永远不能辨认是非的。
接着就是十年内战，我对这段历史又是怎样看法呢？书里说蒋介石投降帝国主义，坚决屠杀工农。对屠杀工农，我表示怀疑。因为在我当时处的环境，是看不见的。其实，回忆当时南京有许多学校常常捉共产党，杀共产党，我有两个舅父在东南大学，他们回家常说，学校又捕去几个共产党，都是成绩优秀分子，都表示惋惜。可是，家里长辈都说，这些青年应该好好读书成名，不该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都是"亡命之徒"。从此在我的思想中就留下一个印象，共产党是"亡命之徒"，但也留下一个矛盾，就是学校里被杀的共产党为什么都是好学生，既然是好学生，又为什么要做"亡命之徒"呢？这个矛盾现在是解决了。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亡命之徒"，可是对我们无产阶级，正是优秀分子最高的品质。关于"马日事变"与"四・一二"，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十年内战与我没有关系。
十年内战究竟是谁打谁，对这个问题我也怀疑。书里说蒋介石要坚决消灭共产党。可是我在外面听说共产党"捣乱"，想要得天下，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所以才打。当时我认为应该打，因为共产党不安份守己，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国不统一，民族焉能复兴？所以应该打。可是，现在书里又说蒋介石不应该打，因为打了十年，所以日本才打中国。这个问题我不懂，究竟谁要打谁？究竟该不该打，我弄不清楚，反正我认为党派有成见，都说自己有理。可是我呢？似乎是旁观者的态度，实际也是站在蒋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资产阶级说话。"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开始我听这句话，也是怀疑的。因为在我思想中一贯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统治中国，他领导抗日，共产党也是在他领导下抗日的，为什么要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呢？说他是边区人民的领袖还差不多，因为只有这样大一块地方，大后方的人民，我想还是承认蒋介石是领袖吧。总之，党派间都是夸大自己，其实，我的立场显然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现在懂得领袖不应以根据地域大小来划分，而是应该根据阶级来区别究竟谁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谁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从以上一些事实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当时的思想、立场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在前一次大会上听了对张季纯同志思想分析后，我虽然觉得自己要反省，但总认为自己的思想没有张季纯同志那样离奇，就是曾经有过，但早都解决了，所以当小组长让我更进一步反省时，我即告诉他，像张季纯那样的思想我也有过，但是在几年前就解决了。如上面所说，大革命十年内战及人民领袖等，这些问题的看法对于我来讲已经是历史上的事情了。小组长又问我是怎样解决的，我说是听林（伯渠）主席与别人谈话中解决的。他让我更深刻地反省，看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当我又进一步反省时，我发觉以上一些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我反省以上许多问题不是实事求是地从相信阶级出发来认识党的历史，认识党的领袖，而是从相信林主席出发。党的历史文件，放在我的面前，我不相信，直到听到林主席与别人谈话我才相信声证明我完全不是实事求是从阶级出发。我又进一步追问自己，为什么相信林主席？是不是从阶级出发呢？我想了一下，起初我认为是从阶级出发，因为我是从要革命出发才相信他的，怎么能说不是从阶级出发呢！但是再仔细想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就完全不是这样，丝毫没有从无产阶级出发。下面我想讲一些事实，看一看究竟从什么阶级出发来相信林主席，来解决自己曾经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1939年，林主席接见英国参赞，谈到大革命问题，林主席说：由于蒋介石将军的方向和我们不一致，他坚决要消灭我们。我们始终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为了坚持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与他进行武装斗争。我听了这一段话，似乎恍然大悟。才知道大革命失败，十年内战是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原来蒋介石是这样可恶。共产党是这样受欺负，怨不得林主席要为共产党奋斗。那时我还想有钱人总是欺负穷人，就连党派也是这样。当时我心里很不平，也很难过自己为什么不知道、同时也恨自己为什么看了书还不相信。当时自己似乎有一个概念，以后要相信共产党了，他们是受欺负的，从这时起我才相信革命运动史中的一些问题，其实并未彻底解决，只是因为这段话是林主席讲的，因为我相信他，所以也就相信党的历史。如果是别人讲，我想我还不一定相信，这是事实。
我为什么会相信林主席呢？这里我简单提一提我要来延安的经过。1938年9月，我由四川动身来延安，路土因为没有护照，虽然我说是去西北联大，可是查禁人说这条路只要是青年，必须要有军政机关护照，才能通过，否则不能前进。我交涉多次没有办法，只好回四川再说。当时我心里有两种感觉：一种觉得道路之难难于上青天，有一点动摇；另一种愈不让来愈要来，追求新奇。大约是11月，我们党的参政员去四川开会，我经过国民党的关系，见了王明同志，又见了林主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共产党的人。回来后听许多人在议论纷纷，教授们摆着脑袋说，林祖涵先生是孙中山的朋友，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北伐初期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后来国共分家，他即离开国民党为共产党奋斗，不愿作官，坚持革命，这种人都是有远见的。如朱德，毛泽东，都是近代历史中杰出的人才，就连国民党人也说林先生是社会中卓绝的人物。这些话是从所谓第三种人口中说出的，所以我相信。同时国民党人也说林先生好，如果说坏我倒不一定相信，因为向来就认为党派有成见，彼此说坏都是夸大，说好大概是真的。如说好的是共产党的人，我倒不一定相信，因为我认为自己总是夸自己好，那就不可靠。
每天去看林主席的人非常多，有国民党的要人，有小党派人物，有地方势力派，有名流，有学者也有青年。他天天都在谈话，谈财政经济也谈考古，谈历史也谈文学，从陕甘宁边区谈到大后方，从中国谈到外国，样样都懂。我当时非常奇怪，没想到共产党里会有这样有学问的人。当时非常敬仰他的修养，以及他对待任何人都处之坦然的态度，再加上我相信第三种人与国民党人的话，我就更加相信他是有远见的人，于是更加强了我来延安的决心。不管谁动摇我说延安苦、天气冷、肺病多，飞机过秦岭常常遇险等，但我一想到他能够不怕苦，他能够过秦岭，我还有什么不能呢！结果我跟他离开四川。从上面事实可以看出，我相信林主席和无产阶级有什么联系呢？如果说有联系的话，也就是因为林主席是无产阶级领导人之一，别的，再也找不出有什么联系，只有国民党的联系，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系。
由于我相信党的历史是从林主席出发的。相信林主席又是从国民党的立场出发，归根到底我还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因此，思想与党不断抵触，继续分歧。由于思想与党分歧，因此，在政治方向上与组织行动上，与党也必然是分歧的。
几年前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一句："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我很反感，我想你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为什么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们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阶级立场，警惕性很高。
我对毛主席的文件，是这样反感。但是，我对蒋介石的东西怎样呢？在这里我附带地反省在女大时的投降主义。当每年"七・七"的时候，蒋介石发表的宣言，女大总是配合着时事来讨论的。有时候负责同志还帮助我们指出宣言里哪些是比较进步的："譬如说团结吧，虽然提到，但还不具体，所以他的进步还不够，"我呢，总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进步"的东西，因为我不希望国共关系不好，负责同志有时还说："我们党在抗战中是发展了，可是国民党呢，只要他和我们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们还可帮助它。譬如保卫大武汉，我们还帮助他动员哩。"我听了这些话，就很能接受，我总是希望共产党能帮助国民党，这样两党不会分裂，统一战线也才能持久。因为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当我想革命的时候，我又怕吃苦，我总想过资产阶级生活，但又要无产阶级的事业，这个矛盾如何能统一呢？我就想到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国共分裂，从我自己讲，我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长期统一了。从家庭来说，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因为我想到我家里那些人，他们是不愿来边区的。比如说何穆那样的医生吧，何思敬那样的教授吧，他们是不愿意当的。从国家民族的前途上讲，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因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我这种思想若明若暗地一直保持到去年"七・九"（即7月9日）的时候。
当研究"九・一八"材料的时候，看到蒋介石那样多卖国的事情，我非常痛恨。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就是关于蒋介石抗日是真是假，到底为了什么东西大家都说蒋介石抗日是为了消灭异己，不是为了中华民族？在这种气氛中，我口里也不得不跟着天家一样说，可是心里却想蒋介石抗日虽然是要消灭异己，但也是为了中华民族。记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时候，亲眼看见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战斗。晚上也听到中国飞机去轰炸日本军舰。我也看到过前线退下来的伤兵。能说蒋介石不是抗日？《国民党与民族主义》那篇社论里还说，蒋介石在武汉以前是抗战的，并且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哩。这几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但讲到国民党投降妥协卖国的那些事情，我就不注意了。这个问题一直到读了《评中国之命运》的时候，才得到一些解决，才知道真正代表民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可是，过去我就不知道，总以为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凡是中国人，甚至蒋介石才是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谁知道是那些"粗手笨脚"的人。过去我一听到说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哪里代表什么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蒋介石，他要复兴民族。读了"七・一"社论以后，我更加明确地知道工农不仅是代表民族的，而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真正代表民族的只有共产党。
从以上许多问题来看，我并不是不懂政治的。所以我同意陈茂仪所说的，政治不仅是指狭义的政治活动。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怎么能说没有沾上政治色彩呢！如果说不懂的话，那只是不懂得两个阶级的前途和两个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我过去只看到资产阶级表面上的辉煌，看不见无产阶级前途的光明，更不知道创造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工农。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以上许多问题，说明我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是与党分歧的。下面我讲一讲在组织上如何与党分歧，在许多问题上我都表现阳奉阴违。
我先讲讲我是怎样加入党的。1939年夏天的一个礼拜天，我到中央局去看林主席。他问我昨天为什么不来，我说："昨天因为有事。今天因为他们开支部大会，我没有事，所以来看看你。"他说："怎么你还没有入党？"我说："没有"。他看我那个样子，就赶快讲："做非党布尔什维克也好。"我说我将来还要加入的，现在还不够。我还把责任推到指导员身上，说指导员只找我谈过一次话，我说不愿加入共产党以后，他就一直没有找我。他不找我，我也不找他。林主席就说："像你这样是不对的，临离开西安时，我还告诉过你要争取克服困难，争取主动。"一个革命者什么问题都应该是极积的主动的。应有主人翁的感觉。他还说："我们共产党是要自觉加入的，不是别人拉的。"我听了以后就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我怎么会不是共产党员呢。""我们无产阶级唯一的就是党的组织。比如苏联吧，今天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共产党的领导。"我说："我以为你们这些领导人都不是共产党员，只有青年学生以及工农分子才是共产党员。我想你们大概不过铁的纪律生活，我看到你们在外面也坐汽车，也住大饭店，去吃西餐哩！"他说："你的想法是不对的，你还要好好学习。"自从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之后，我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是党员，我将来要做领导人，那我要加入共产党。这样回来，我就找指导员谈话，结果入了党，当初我不愿加入共产党，是有很多原因的，不管原因有多少，基本上只有一个，就是我那样的资产阶级立场，当然不愿加入无产阶级的党。今天加入了党，是否转变了立场呢？没有的，所以在行动上发生了许多问题。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总是采用合法的手续来超越组织。比如我在大众读物社的时候，那里的会计因为生孩子到医院去了。支部书记和我谈话，让我暂时代理一下，我心里不高兴，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是候补党员，又是支部书记和我谈话，只好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因此在工作中，手里拈着帐条子，心里想着统一战线，我做梦也没想过我会做这个工作。这样工作怎么能够做得好呢？有时候，支部书记来告诉我，"现在经济困难，各方面都应该紧缩一些，别人来领钱时，你要问一问，他是不是迫切需要，否则就不要给。"可是我呢？我口里是答应了，心里却在想："做这个工作已经够倒霉了，还要得罪人！要钱不给，人家当然不高兴，我才不管呢，谁来要我都给，只要有钱。"这个工作本来只要我代替一个半月，可是过了两个月还没有人来，我就去找支部书记，问他怎么还没有人来？再不来我就不管了，交给你。他总是很耐心地让我再代替一个时期，说不会长期让你做的。可我总是不安心工作。听说延大要成立，我就去找支部书记说我要去学习。他说："我们没有学习，还不是要工作？你们学习很久了，刚工作又要学习！"我觉得他是老干部，不了解知识分子，我就不和他谈了。于是我就去找组织干事，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谈的结果，我到了延大俄文系。到了延安大学以后，当教学计划公布时，我认为那些理论课我在女大都读过了，光学俄文，没有理论，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就想来研究院，我不经过组长，不经过支部书记，也没有经党委，直接就去找行政。因为我怕组织。我去找当时的教育长刘披云同志。说明我要转研究院。他考虑了一下就答应我了，介绍我到组织部去谈话。到了组织部和陈唐同志谈话，他说："你老是学习，应该到乡下工作去。"我说："我还要学习，才能工作，现在能力还不够。"他说到研究院要经过陈部长签字，你明天再来好了。第二天我去了，他要我到解放社去工作，我借口党的机关报我不够资格，还需要学习以后再谈。我又借口说他们不了解我，了解我的还是延大的组织。说是延大的组织已经答应我去研究院，你们为什么不答应我呢？其实延大仅仅是介绍我来谈话，并没有决定。我说即是来谈十次话，我也还是要学习的。恰好武竞天同志在门口，他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主观，现在都在整风哩。我说我才不主观，你们不了解我，才真正主观哩，反而咬了他一口。后来，他们就答应了我。我到研究院谈话，一心想进国际问题研究室，将来好做外交家。
1940年总司令回来的时候，我就转了一个念头，想将来跟他到前方去锻炼，然后再跟林主席到大后方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如果有人请我演讲，我就可以把华北的情形讲一讲，表示我也上过战场。有一次我就问总司令，你什么时候再到前方去？他说现在不去，将来去。我说，将来我跟你去锻炼锻炼。他说"好"。当然他看了我那样子，也只好这样讲。有时候，我看到报纸讲要开参议会了，我就去找林主席，问他这次去不去开会？他说不去，现在的参议会已经不起作用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出去呢？他说将来工作需要时再出去。我说将来出去时我也跟你出去。我是你带来的，还要你带出去。他说，你又想过弹性生活了，你又想坐沙发了。我说不是，将来我还要跟总司令去前方锻炼，看一看民族敌人，可加深仇恨，再跟你到大后方去做一做统战工作，看看阶级敌人，加深阶级仇恨，在延安老是风平浪静的，看不见民族敌人，也看不见阶级敌人，也感觉不出什么阶级友爱。他说你的思想还没有从你本来的阶级里解放出来。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一个非无产阶级出来的，如果他的思想不从他本来的阶级里解放出来，永远也不会担负起解放人类的事业，你还要好好的学习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才成。否则，是不能担负起解放人类事业的。他还说，像你这样一出去，政治生活就完了。我听了很不高兴。可是听到他讲什么思想解放，觉得很新奇，回来我就记在本子上。已经5年了，每个字还是记得很清楚；可是精神实质丝毫也不了解。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思想解放的意义，才懂得毛主席提出整顿三风是思想革命。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要服从组织。有时，也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服从组织呢？可是我又替自己解释了，认为自己是要作统一战线工作的，不是做一般工作的党员。所以，就不一定服从组织。我总想做特别党员，并曾经以为周副主席是个特别党员。所以，我想将来做统一战线工作，也是做特别党员。今天我才了解我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与党不一致的。
开始审查干部的时候，我还很轻松。那次到大礼堂去开会，我没有想到有那样多特务。回来时我向邓剑泉同志说；开会时我不敢看他们，怕他们咬我一口。因为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去偷地主的牛，捉到拘留所去，被打得没有办法，就乱咬人，说别人也是小偷。后来我知道这样的想法不对，但在思想上偏偏有这样的东西！我又很懊悔，怕组织上把它当作材料。在抢救运动的高潮，就更怕暴露了我的面孔。党要我反省，我很反感，态度很凶。有一次，我去找李言同志，态度似乎有些转变，其实是采取曲折的办法，向党进攻。那时候我很痛苦，还带着眼泪去找李言同志说："我有自由可以选择前途，但没有自由可以选择家庭。我生在那样的环境里，有什么办法？"这似乎很恨自己的出身，其实，是埋怨党不了解自己。这时候我很痛苦，连饭也不想吃，常常像个傻瓜。有一天在院子里，李言同志问我："朱明。你看你像个什么？"我说："你看呢？"他说："我看你像灵隐寺的观音菩萨。"我冷冷地说："你不要开玩笑。"心里却想："你是支部书记，你是没有问题的人，你倒有闲心来拜菩萨。"这里就充分说明我对党的态度。再看看我怎样对待组教科的吴融峰同志吧。那时我老是想，党相信他们，现在可神气了，来审查我们。一次他对我说他看到山下黄瓜架下有人在地上划字，他说他就想起《红楼梦》里的芳官画蔷，我听了很恶心。我想，你懂得什么《红楼梦》？这种心情我们过去倒有，现在没有了，可是你呢？现在倒有这种闲心思！从此我就叫他林姑娘，因为他又高又胖，像一条大犍牛，把林黛玉这个名字安在他身上，多么不调和！我就高兴得笑了。有一天我因为历史问题去找他谈，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自己的历史问题不应该向这样一个工农干部讲，但又不得不找他。因此，就拿他寻开心，我说："我到潇湘馆来看看林姑娘。"我不敢赤裸裸地对党不满，就用这种奚落同志的办法来表达我的消极心情。我常常坐在树底下，看看大路上赶毛驴的，我就想：你们倒好，自由地走来走去。我呢？为了真理，失去自由。可是你们这种自由我还不要哩，赶着毛驴有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我不但不愿做无产阶级的牛，连无产阶级我还不愿做呢！我就想当初不该入党，怨不得罗曼罗兰说他爱真理更爱自由。假使我当初没有加入党，说不定现在很自由。可是现在呢？我为真理失去了自由！现在要脱党我又不愿意，因为脱离党后，只有到大后方去，那么党更会怀疑我是特务。自杀吧，又觉得太懦弱了。还是到前方去堵枪眼痛快！但这种想法并不是愿意真正为无产阶级牺牲，实际是埋怨党冤枉了自己，替国民党找口实。最近两年，似乎我已经不大想家了，可是那时候特别想家。我想，假如在国民党区域，被捕坐牢，家里一定很惦记我，党一定很关心我。现在党怀疑我，家里如果知道一定说谁叫你去延安？我感到孤立无援。我自以为对国民党没有感情，对共产党也没有感情，实际上还是对国民党有感情。
过阳历年的时候，郭主任要我去看看林主席，我去了。他问我的学习情形，我对他说了一年当中整风的经过。他说："你有一些进步，但还不够明确，仍旧要好好整风。"我就说："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常常总是从你出发，而不是从党出发，比如我去年种了20棵西红柿，本来我只是当作种花一样地种，每天去浇一点水，看看它，役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完全是种悠闲心情，象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来我一看到你写的《农村十日》，尤其是你问农民：'粪怎样上，土怎样翻？'农民很奇怪地问你：'你是主席，为什么还要管这些事情？'你就说：'我为什么不问呢？''你们劳动人民是创造世界的人，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我为什么不要劳动呢？'从此我才对西红柿产生了感情，才愿意浇粪。以前我就没有打算要浇粪的。党在1939年就号召搞生产，可是我对生产总是不感兴趣。我看了你的文章，就对劳动起了一点劲。"同时我告诉他："现在我能够觉悟到要求改造自己，主要的是由于党的教育，尤其是整风。但是，和你几年来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他说："你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现在你不要再这样了，应该一切从党出发。"他说："我仅仅是你走向革命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巩固你自己的阵地，不要老是留恋桥梁。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巩固和党的关系，一切都是空的。"我听了他的话，觉得是对的，但心里不高兴。这些话在以前倒没有什么，可现在是审查干部的时候。我想，我是跟你从外面来的，你现在强调桥梁，难道怕我历史有问题？回来我去找郭主任，想向他表明态度。我的历史我自己负责，旧社会负责，谁也不能替我负责，我也不要谁负责，郭主任不在家。以后我冷静地想想，自己和无产阶级确实没有关系，和党也仅仅是透过人的关系，我不是像吴满有那样受到革命的好处，我又不像党的领导人那样，有明确坚定的人生观。如果再不巩固和党的关系，那确实危险。我就想怎样才能同阶级结合，同党的关系巩固呢？我想到乡村里面去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因此，我对当前的学习就忽略了，一心想到实际工作中去。我与小组长谈起，他告诉我，你的话只对一半，学习也是实际。我们要在学习中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辨别各种错误思想，尤其读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知道自己过去把参加革命看成是对无产阶级的恩赐，而没有想自己要做无产阶级的牛，完全是剥削阶级的人生观。
为什么我与党一切都是分歧的？这与我的阶级出身，有密切关系，所以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阶级出身，分两部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我先讲家庭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我是生长在母亲的故乡，父亲的家我没有回去过，据说在太平天国就是官僚地主，祖上曾经出过给皇家管库的人。父亲常说，家里大厅的柱子上曾被"长毛"砍过几刀，至今还有痕迹。所谓"长毛"，就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可是我们总说是"长毛造反"，这段历史我曾经也怀疑过。因为离我比较远，所以没有注意。从上面可以看出，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剥削阶级，直到民国初年，才渐渐没落。当然，他们是不愿意没落的，拼命想挽教，那时铁路刚兴，于是他便做投机生意，结果更加破产。我的父亲兄弟又多，我母亲因为受伯母欺负，被外祖父接回自己的故乡。父亲当时在北平读书，后又入保定讲武堂，毕业那年正要往广东去出师，外祖父把他叫回来。从此，他就和舅父们经营农业等业，主要的还是依靠土地。外祖父本来是前清学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剥削阶级，是地主式的书香门第，代代读书，做官的少。所以我的舅父们都是学农、工、医的，我的母亲和姨母们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艺术，早晨起来，还临帖临《灵飞经》，什么《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等曲谱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所谓是3岁念唐诗，12岁看《红楼梦》的角色。记得父亲他们也经营过面粉，后因洋面进口过多，影响破产，非常困顿，天天躺在椅子里拼命地抽烟。谁知道，这就是蒋介石半殖民地的表现。当时只知道恨洋鬼子。后来，父亲他们又经营运输业，设立运输公司，到乡下去收买粮食，运往都市去卖。比如，5月麦子刚下来，他们用低价收买农民的麦子，农民不得不卖，因为要换必需品。他们操纵农村价格，把农民的血运到都市去供给那些吸血鬼。可是他们还要说这是社会事业，沟通都市与乡村的需要。他们常说，农村粮食如果不是我们去收买，农民一定更加困难，价格抬不高，必需品换不到，农村即要停滞。似乎农民应该感激他们。他们又说，都市如果没有他们这种供给，一定要发生恐慌。说来说去，似乎从都市到乡村都应该感激他们。他们瞧不起高利贷和一般的商人，以及土地主。他们自以为是不卑不亢的特殊人。其实他们在淮河岸旁有许多非常肥沃的土地，洪泽湖上也有他们的水田，从乡村到都市有他们一点资本。可是他们却把自己粉饰得那样漂亮，所以当我开始懂得恨有钱人的时候，我并不懂得恨自己的家庭。我认为他们不是资本家，不是剥削者，是文明人。所以我在延安几年都写小资产阶级出身。因为我觉得家里既没有大工厂也没有大公司，虽然有土地，但也不是一天到晚和农民在一起的土地主。同时，在抗战后更加没落。所以我就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地主，还带点资本味道，是地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这是我家的经济基础，下面我再讲家庭的阶级教育。从衣食住行，直至读书说话，交朋友等，都带有一定的阶级性。下面我讲一讲具体事实，也说明阶级斗争不仅限于武装斗争。
记得小时家乡新成立一个小学校，家长就决定把我们表兄弟姐妹十数人领去参加开学典礼，谁知第二天就不让我们再去了，说那个学校里有许多学生，是卖花生卖油条的子弟，怕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学坏了，所以请教师在家教我们读书。同时家长们还发了一顿牢骚，说现在不管什么人，只要有钱就能读书，前清就不是这样，剃头的、修脚的，永远不能去赶考。可是现在就不同了，书也不值钱了，似乎感慨很深。不仅读书有阶级性，就连衣裳的颜色都有阶级性。记得我几岁的时候母亲她们都很喜欢宝石蓝的绸缎衣裳，后来因为蓝色的阴丹士林布到处流行，她们就说宝石蓝不好看了，以后不再穿了。因为这个颜色现在什么人都在穿，连丫头也穿。所以后来宝石蓝就变成丫头蓝了。颜色也有了阶级性，当她们穿的时候就成了珍贵的宝石，当一般人穿的时候就变成了下贱的丫头。当然以后她们是讨厌这个颜色的。这事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在初中时制服是蓝色阴丹士林布，我讨厌那个颜色，可是又不能不穿。一回家马上就脱下。
吃饭要慢，要不带声音。否则就骂你像饿死鬼，没有吃过饭的，所以吃稀饭和吃面条简直是受罪，不管怎样热，也不管怎样不方便，你都得往口里送，而不能去吸。因为不准有声音，说话更要轻声慢语。尤其是女孩子，要温存，还要深沉含蓄，所谓轻声浅笑，不准张开嘴，哈哈大笑。否则就要骂你是莽张飞，意思是草莽英雄，修养不够。连走路你也不能随便，站也没有自由，必须要按他们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一步一步走，坐要端正，站要站得笔直。否则就要骂你小家碧玉，像牵牛花一样依靠墙壁。所谓大家闺秀，像梅花、像牡丹，不仅要风骨凛然、而且还要仪态万方，真不容易！
至于交朋友更加阶级分明。记得弟弟小时喜欢一个男佣人，因为他在第一次欧战时去法国当过华工，同时会骑马打枪，所以弟弟非常喜欢他。弟弟把父亲的酒和烟偷送给他，下午放学回来总是跑去找他。有时跟他学骑马打枪，有时他在园子里锄草或是栽花种菜，弟弟总是帮助他，给他拿铲子或是找喷壶，非常愿意帮助他，听从他的指挥。后来，父亲知道了，非常气愤，叫弟弟跪在地上，父亲手提着鞭子，也把我们叫来站在旁边看。并问我们，你们说这个下流东西要不要打？我们心里同情弟弟，但又怕父亲，当然只好讲应该。于是父亲就用力地抽，打人的是父亲。被打的是弟弟，这样的教育对于我又怎能不受影响呢？所以我说我的血液都带有剥削阶级的成份。前年反王实味，反"五人集团"，党那样尖锐地指出他们反党反革命的罪恶。可是这种教育对我并不感觉深刻，仅仅才两年时间，似乎已经模糊了。可是父亲打弟弟已经15年了，仍旧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深探感觉到出身对于自己负担很重。今天我明白了，党为什么珍惜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后代，以及先烈遗孤因为不仅他们的思想有传统，就连他们的血液也是干净的，党为什么不珍惜他们呢？
下面我说一说婚姻方面，这是以上所说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比如穿衣裳吃饭，走坐站谈笑等都教会你一套，那是为了什么呢？基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培养你成为名贵的点缀品，点缀剥削阶级的特殊人物。记得小时候听故事，从来就没听过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事情，专门是歌颂统治阶级的人物。就连外国故事也是一样，如安徒生的童话，总是讲什么公主，王子的遭遇，飞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中国故事那就更多更具体，从各方面培养你，灌输你，让你忠心耿耿地为剥削阶级服务。故事的内容，总离不了帝王事业的辉煌，什么忠孝节义，以及英雄美人等等。尤其是英雄美人，几乎成为我的思想中心，家里常说霸王虞姬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英雄美人。每当游历名胜古迹时不仅告诉你来龙去脉，而且还教育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去玩胭脂井的时候，他们说梁武帝当初投井时，他的妃子也跟他下去了，据说井水都变成红色，所以叫胭脂井，意思就是说女孩子应当尽忠其夫。去玩点将台，他们也要感慨一番，说这是英雄点将的地方，做人应该做英雄，做历史上的人，所以至今还不断有人凭吊。如果做平凡人，那早就被人忘掉了。意思是男的应该做英雄，女的应该做英雄的夫人，才能名留青史，否则要被人忘记。这种教育对于我又怎能不成为思想中心呢？又如何能不根深蒂固呢？记得去年郭靖同志演《祭江》，我看后还感慨频频，想到采石矶白浪滔滔，孙夫人一头跳进去了，就想到虞姬跟着霸王东征西讨，驰骋天下，多有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对共产党员的生活是不太感兴趣的。
最近有人问我，你在外面时认识要人，是否引以为荣，以及在延安认识中央领导同志是否也有这种感觉？当时我很难回答，因为若说没有，别人可能不信，因为像我那样出身，又怎能没有虚荣。若说有，又似乎没有，后来我仔细想了想，才较清楚。从上面事实可以看出，自幼我家庭就教育我应该同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不应该同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界限划分非常明显。所以过去生活在所谓"上流社会"但也并未感觉光荣，来延安虽然也认识一些负责同志，同样没有什么感觉。我的东西已经不在于感觉"光荣"，而基本在于感觉应该。因为站在别人头上已经惯了，所以在外面我就感觉我"应该"生活在所谓上流环境在延安我觉得我应该认识"上层"。似乎没有光荣的感觉。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的感情由于阶级教育，已经不是一般小资产阶级感情了。为什么呢？一般小资产阶级，他的希望是往上爬，一旦爬上去，他非常高兴，所谓受宠若惊。可是我呢，我已经不是希望爬到上面去的问题，而是"应该"站在上面。谁的上面呢？当然是广大人民的头上。从这里可以看出阶级立场转变的艰难。他一贯站在别人的头上，你要让他下来和别人站在一起，并且还要给别人做牛，这多不容易。除非你苦口婆心，告诉他，劝他，使他脑子里觉悟到别人头上是站不得的，有一天被人打下来就要送命，还是自动地早点下来好。如果脑子真的想通了，他自己就会爬下来的。
另一部分就讲学校教育。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心，就是培养大私无公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管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为什么要培养个人英雄主义呢？为了吸引那些人向上爬，以便维持统治。整风初期，大家都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可是我呢？口头上也反对，但思想上并不反对。相反地认为，个人英雄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比如我如果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想做革命家，还不会来延安呢！今天我才明白，个人英雄主义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的中心思想。我们无产阶级的中心思想，都是大公无私。由这里可以看出，个人英雄主义在党内是怎样危险的东西。
我在资产阶级的学校里，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呢？底下我具体地讲一讲。因为我是一个女的，家里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学，学一些艺术。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斯大林同志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说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资产阶级也有雕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被他们雕刻过的。我喜欢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东西，什么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比如有一句东西我是非常喜欢的："月亮装饰着她的窗子，她点缀着别人的梦。"我觉得有意思。可是鲁迅的东西，我就不喜欢。什么七斤老太，八斤老太，我觉得没有意思。譬如《阿Q正传》，我看了书；也看了戏，但是不懂。听人家说，鲁迅这篇东西出来的时候，北平有许多大学教授不高兴，说鲁迅的阿Q有讥讽他们的地方。但是我想，阿Q怎么会与大学教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我虽然不懂，但也照样向别人去说。明明不懂，偏偏装懂。对于旧俄时代的东西，我是喜欢的，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会主义的东西我就不太喜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欢，觉得很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不感兴趣。什么牛、猪，我觉得没有意思。再说音乐，我到延安后，就很少唱歌，因为我喜欢"山在虚无飘渺间"这样一类东西。劳动人民的歌声，我是不感兴趣的。在外面，我曾听过一个关于贝多芬的故事，拿破仑出征的时候，贝多芬作了一首"英雄交响乐"歌颂他的事业。可是当他听到拿破仑称帝的时候，贝多芬非常气愤，就把交响乐毁掉了。当时我听了很惋惜，认为拿破仑称帝为什么就不能歌颂呢？去年7月周副主席的报告，提到蒋介石到莫斯科登山学拿破仑，我觉得没有什么新奇。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的兄弟有时候穿一条马裤还要看一看像不像拿破仑，学拿破仑有什么奇怪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的思想。讲到画吧，我也喜欢资产阶级的一套，比如鲁迅介绍的版画，我虽然买了，但不喜欢。我喜欢的是古典的画，如意大利画家画的"蒙娜丽莎"的像，我非常喜欢。我认为蒙娜丽莎的表情是不容易画的，因为她眼睛很愉快，嘴巴很爱笑，这种表情很不容易，因为一般人遇到非常感动的场面，总是眼睛流泪，嘴巴在笑。我对着镜子做了好些次，都做不出来。因此，对于这张画，我更认为难得。其实，这张画难的地方我并不了解。过去我的全付精力也就是放到这些东西上面。过去我总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艺术。就是有，也没有价值。其实不然，只是我不懂无产阶级的艺术，所以就否认无产阶级的艺术，同时也否认它的价值。因此我认为，艺术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是无产阶级的，像我的思想一样；要资产阶级的生活，要无产阶级的事业。其实我的所谓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最后，我讲一点反省的经验。有许多问题常常认为自己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比如我上面那些问题，我早就以为解决了，现在反省才知道并没有彻底解决。我再举一个例子，过去在外面，我是不赞成社会主义没有阶级的。因为没有阶级那么工厂里扫地的和艺术家、科学家还有什么不同呢？谁还愿意努力成为科学家呢？大家都万样，还会有什么进步？我到延安后，知道共产党是要最后消灭阶级的，我也同意，但在思想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用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1942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许多平均主义者都很同情，说延安不应该有等级待遇。我倒认为不然，和别人谈起，我还说应该有等级待遇。一些为革命奋斗有功绩的同志，应该穿得好一些，也应该吃得好一些。像我们这样一些新党员，就不应该那样。这听起来似乎很漂亮，好像我没有什么平均主义，其实我的思想比平均主义还更反动。因为我不愿消灭阶级，所以就希望党内有等级制度来代替阶级的差别。我总想做一个特殊人。这个问题是我最近才反省出来的，所以反省要挖根。
上午听到曼丽同志的发言，又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刚到延安，我读《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的女人是商品。我认为，这只是欧洲的情形：我们中国资产阶级的女人并不一定是商品。我想到，中国的太太小姐她们很"正派"，怎么能是商品呢？妓女才是商品。我觉得说中国资产阶级的女人是古董，倒还差不多。因为她们总是修饰得漂亮，什么事也不做，专门给别人鉴赏。我和曼丽同志所受的教育虽然不同，她的家庭培养她成为姨太太，我的家庭培养我成为贵夫人，看起来似乎一个是商品，一个是古董。其实都是一样，商品与古董有什么不同呢？不过价值不同而已。商品是一般人可以买卖的东西，而古董呢？只是供少数上层统治者鉴赏而已。
过去我也知道，马列主义不仅可以改造宇宙，同时也可以改造思想。实际上，我并不了解这个真理。可是今天陕甘宁边区，由于毛主席采用了马列主义，面目为之一新，连二流子也参加了生产。我呢？本来是站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现在也开始愿意下来做无产阶级的牛了。把自己的思想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我这时才了解到马列主义的真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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