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公社】 工信部证实总工苏金生受调查:巨额房产来历不明

南都记者昨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苏金生涉嫌违纪，已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苏金生近两年'参与'的事情太多。"消息人士昨日独家向南都记者透露，上周四(17日)，苏金生以"巨额房产来历不明"的理由被相关部门带走。据称，苏案发可能与此前中移动腐败案的进一步调查与审计有关。

　　工信部昨日证实，苏金生确实涉嫌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但在工信部官方网站上，苏金生仍以总工程师头衔挂在网站首页。

　　涉嫌"巨额房产来历不明"

　　昨日上午，南都记者向工信部官方求证时，对方未否认苏金生已被拘调查，只称"目前没有可以对外披露的信息，有消息会随时通报"。至午间，工信部证实，苏金生确实涉嫌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知情人士称，苏金生上周被调查人员带走后，一直未回到单位工作，原定他本周一要参与的会议也未参加。在工信部和运营商间，苏金生"出事了"的消息已传开。

　　对于苏金生被调查原因，目前说法不一。有消息称，可能与苏金生担任电信管理局局长期间有关―――
苏金生自2000年起，长期担任电信管理局局长；但更多说法则指向其2009年4月升任工信部总工程师一职后，利用职位之便涉嫌违规。"苏金生名下有多套别墅，而且近两年参与了不少事件，引发了纪检部门的关注。"知情人士称。

　　据悉，苏金生案发与此前中移动腐败案的进一步调查与审计密切相关。2009年12月，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被调查。审计署对2008年电信重组中原中国网通并入中国联通的财务状况重新核查(张春江时任原中国网通董事长)，在这个环节发现张春江"涉嫌严重经济问题"。

　　2010年元旦刚过，中国移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涉嫌收受西门子公司贿赂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3个月后，四川移动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在被审计人员审计后携巨款出逃，随后被捕；随即，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也因个人经济问题被带走调查。

　　突然被拘几无征兆

　　苏金生被调查此前并无征兆。

　　2月14日到2月23日，苏金生带队先后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调研3G发展情况，苏还要求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在今年第一季度时，向社会公布各自的3G发展计划。

　　苏金生最近一次公开亮相是3月16日，他在北京出席了2010年"ICT深度观察大型报告会"。消息人士称，第二天(17日)，苏即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

　　据工信部网站介绍，苏金生生于1955年，现年56岁。历任西安市电信局副局长；邮电部移动通信局副局长、局长；1997年2月任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副局长兼移动通信局局长；1999年6月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筹备组组长、临时党组书记；2000年4月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局长；2008年7月任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管理局局长；2009年4月任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

　　苏金生被调查会否引发运营商内部更多"地震"，本报会持续关注。

　　采写：南都记者 汪小星

　　实习生 肖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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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只生一个好”的经济代价

真的是只生一个好吗？

从中国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经济成本远远高于政府愿意承认的水平。

中国政府声称生育率是1.8，低于保持人口总量稳定所需的2.1。生育率指的是妇女一生中预计所生孩子的平均数量。

但要是政府过于乐观了呢？中国人口学家一直在说，生育率实际上大幅低于官方声称的数值。国家统计局在2010年进行的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他们的话或许是对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enter)驻北京的中国人口学专家王丰说，普查数据说明生育率确实是1.5或更低水平。

1.8和1.5的差别看起来或许并不是那么大。但以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总数，在经过较长时期过后，生育率的微小差别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据联合国预测，如果生育率确实是一直维持在1.8的水平，那么
203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将接近10亿。而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预测，1.5的生育率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顶峰，到2030年将下降至9.4亿。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 (Conference Board)首席经济学家范阿克(Bart van
Ark)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头20年里，劳动人口的增加平均每年为中国经济增速贡献了0.9个百分点。在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劳动力的过剩供给遏制了工资的上涨，并使通胀保持在低水平。在21世纪头10年，消费价格平均每年涨幅只有1.9%。

不管生育率问题上谁对谁错，经济增长都将不再获得劳动力增加带来的正面贡献。在两种预测中，劳动人口总量都已经见顶下跌。2015年过后，如果政府有关劳动人口数量将保持稳定的说法言中了，那么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受到负面影响。如果人口学家是对的，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就会拖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同样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将需要有更高水平的福利，而新加入劳动人口的人数减少，将开始推高工资、加剧通货膨胀。提高退休年龄或者是采取措施增加劳动参与率会缓解这种冲击，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口方面曾经推动中国前进的顺风现在正在往反方向吹。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很可能是"只生一个好、生两个更好"。

Tom Orl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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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超1.6亿

受贿1.6亿余元、贪污5300余万元、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7100余万元―随着号称"三多"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案的开庭，国内官员贪腐的纪录被刷新。

　　"许三多"再次成名，这次出名的不是那位"不抛弃、不放弃"的众人喜爱的士兵许三多，而是官员"许三多"：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因"三多"―――钱多(钱财两个亿)、房多(房产许多处)、女人多(两位数)，而独树于落马官员之中。

　　3月16日至18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许迈永利用担任萧山市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浙江坤和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宝库、浙江开氏集团有限公司等14个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承揽工程、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索取、收受上述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6亿余元。许迈永还利用担任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侵吞国有财产共计人民币5300余万元。

　　3月16-18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了许迈永巨额贪污受贿案。两天后，许妻戚继秋亦在同一法庭受审。时隔月余，该案至今尚未宣判。

　　经本报记者调查，牵涉许迈永案的14个单位或个人，几乎都与房地产项目有关。作为地产一线城市，杭州地价、房价之高，长期为全国所瞩目。在此背景下，长期主政杭州市西湖区的许迈永，谋取了惊人的不当利益，亦成为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商勾结的极佳范本。

　　根据检方指控，许迈永索取、收受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李宝库830万美元、开氏集团董事长项兴良2500万元、海陆集团董事长许飞跃2000余万元、汉帛中国前董事长高志伟2000万元……其胃口之大，令人咋舌。

　　2009年4月许迈永被中纪委"双规"迄今已逾两年，杭州地产圈依旧风波未平。不少房地产商至今仍处在取保候审阶段，静待许迈永夫妇宣判结果的出炉。

　　留用地的生意

　　根据宁波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许迈永最早的一笔贿金，来自其远房亲戚许飞跃。

　　在许迈永的老家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戴村，许姓只有许迈永一家。许迈永的亲戚很少，加上两个弟弟皆是盲人，许迈永因此十分看重许飞跃这位远房亲戚。

　　许飞跃，1967年出生，比许迈永小8岁，原为萧山市湘湖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该公司成立于1995年4月，彼时，36岁的许迈永正担任萧山市委常委、副市长。

　　据指控，1995年，许飞跃看中萧山一块土地，在许迈永帮助下拿到开发权。许飞跃倒手赚了300万元，许迈永分得150万元。此后，许飞跃在杭州多个房地产项目中得到许迈永的关照，许迈永亦从许飞跃处得到好处2000多万元。

　　1999年10月，时年32岁的许飞跃，注册成立浙江海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调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

　　2002年6月，许迈永调任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后，海陆旋即将触角伸向西湖区。2004年2月，浙江海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6000万元，许飞跃、孔黎黎分别持股75%和25%。

　　进入西湖区后，海陆接连开发了两个项目―位于三墩的剑桥公社和位于小和山的UN公社。其中，前一项目位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浙大本部)正门附近，海陆集团目前即在剑桥公社顶楼办公；后一项目位于浙江工业大学小和山校区对面。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项目皆为西湖区的留用地项目。

　　所谓留用地，是指国家在征用农村土地并转为建设用地后，留下其中10%给当地村委会使用或开发，以保证失地农民的生计。西湖区三墩镇，正是杭州留用地最集中的地方。

　　一位与许迈永共事多年的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许迈永任职西湖区后，垂涎不已的正是这10%的农村留用地。

　　关于许迈永妻子戚继秋一案，新华社通稿称，2003年上半年，戚继秋接受杭州南源联合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某的请托，向当时担任杭州市西湖区区长的丈夫许迈永转达帮忙解决该公司"公元大厦"项目用地拆迁事项。事成后，戚继秋伙同许迈永，借用他人名义，以低于市场价321万余元的价格购得"公元大厦"房屋一套。图为公元大厦全景。

　　有数据显示，光西湖区三墩镇即有留用地项目27个，面积742亩，折合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这些土地早年都实行协议出让，不用走招拍挂程序，正好给许迈永提供了上下其手、进行暗箱操作的空间。海陆集团能拿到浙江大学和浙江工业大学附近的黄金宝地，正是得益于许迈永的关照。

　　以开发剑桥公社的杭州龙申置业有限公司为例，龙申置业成立于2004年7月，注册资金3181.8181万元，其中虾龙圩社区居委会持股40.86%、厚诚桥社区居委会持股22%、海陆集团持股37.14%，但公司三位高层许飞跃、徐利霞、葛亚萌均来自海陆集团。目前，总建筑规模约10万平方米的剑桥公社已基本售罄，海陆集团之获益当数以亿计。

　　有远房亲戚许迈永的关照，海陆集团近年的发展十分迅速。公开资料显示，目前该集团旗下已拥有浙江海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龙申置业有限公司、桐庐海陆世贸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月亮湾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嘉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兴化市海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家全资子公司。

　　许飞跃没有亏待许迈永。检方资料显示，除直接给许迈永现金外，2004年许迈永向许飞跃提出想买个商铺，随即以妻子的名义买下杭州市中心一间价值320万元的商铺，许飞跃付了钱，即把钥匙交给许迈永的妻子戚继秋，让其收取房租。从2004到2009年许迈永落马，5年时间许迈永共收取房租150万元。

　　丈夫炒房，妻子炒股

　　海陆集团或许是从杭州留用地项目中获益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但第一个从留用地上得到好处的，是来自萧山的开氏集团。

　　在杭州，留用地住宅化的第一个项目是西溪锋尚，其开发商为杭州天元置业有限公司，背后正是开氏集团。

　　开氏集团董事长项兴良，1963年出生，萧山人，系许迈永交往多年的朋友。据指控，开氏集团在西湖区开发的西溪锋尚、西港新界等项目，都是许迈永亲自带项兴良考察商定的。这些楼盘都是留用地项目，原本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政策，其最终顺利销售，自然少不了主政西湖区的许迈永的帮忙。

　　为报答许迈永，项兴良先后22次送其2500万元。

　　项兴良与许迈永的亲密关系，不光体现在这些地方。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许迈永妻子戚继秋，甚至公开在开氏集团旗下公司浙江景源贸易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要职。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妻子戚继秋受贿、洗钱案21日在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而在18日，许迈永涉嫌贪污受贿2.1亿一案已经开庭审理。

　　景源贸易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初始注册资金200万元，由项兴良、项水琴、陈立民三人控制的4家公司为股东，项兴良任董事长，戚继秋任董事、总经理。而景源贸易成立之时，正是许迈永步入西湖区之际。

　　耐人寻味的是，景源贸易公司与许飞跃控制的浙江海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都曾在杭州市玉古路173号中田大厦18楼办公。项兴良、许飞跃、戚继秋等人关系之非同寻常，可见一斑。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会计出身的戚继秋极富投资意识，很多时间都花在炒股上，其本人曾进入过酒鬼酒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几年时间，戚控制的股票账户资金，从200万元炒到了2000万元，翻了十倍。

　　此外，戚任总经理的景源贸易，曾是宁波韵升(600366,股吧)、莱茵置业(000558,股吧)、综艺股份(600770,股吧)三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莱茵置业(其董事长高继胜亦为萧山人)亦是许迈永案的涉案企业。依此判断，戚继秋炒股获利，或存内幕交易可能。

　　工商资料显示，戚继秋被控制后，至今仍担任景源贸易的董事、总经理。但时代周报找到该公司在杭州中田大厦的办公地址时，被告知公司的办公室已有近2年无人光顾。

　　除戚继秋、景源贸易两个账户外，2008年，许飞跃亦现身杭州房地产上市企业万好万家(600576,股吧)的前十大流通股东行列，但此账户是否与戚继秋有关，目前尚不明了。

　　不知是否与妻子的精明有关，许迈永亦颇有投资意识。但与妻子善于炒股不同，许迈永善于炒房。据悉，许迈永多次对房地产商表示，自己收入不高，两个弟弟都是瞎子，儿子在国外读书，压力较大，想买点房搞投资。房地产商自然对许迈永的心思心知肚明。

　　以项兴良为例，2003年上半年，许迈永叫项兴良以一期开盘价格购买了坤和集团开发的山水人家二期清水湾房屋5套。房子交付后，项兴良出售上述房产获利110万元。项兴良又额外拿出40万元，凑成150万元送到许家。

　　一家公司即收830万美元

　　许迈永低价购买5套房产的坤和集团，正是许迈永案中行贿金额最高的企业。与许飞跃、项兴良、高继胜等人都有萧山背景不同，坤和集团董事长李宝库为吉林人，1966年出生，上世纪80年代末在浙江大学读书，曾任浙大学生会主席。

　　检方指控，2002年8月，浙江科技学院老校区102亩土地使用权，被用于开发西湖科技产业园项目。许迈永帮助李宝库拿到这一项目，并许诺将省属高校享受的巨额土地出让金返还款，奖励给开发公司。

　　本报记者发现，2004年8月16日，西湖区政府办曾下发"西政办〔2004〕110号"文："为加快浙江科技学院老校区地块改造步伐，经研究，决定成立浙江科技学院地块建设领导小组。"而领导小组的组长，正是许迈永。

　　李宝库为感谢许迈永的帮助并求得其继续关照，许诺送给许迈永2000万美元。截至案发，李宝库先后8次将830万美元汇至许迈永指定的香港银行账户。在许迈永总计1.6亿余元的受贿金额中，李宝库的830万美元是其中最大一笔。作为回报，在坤和集团的发展过程中，许迈永亦关照有加。坤和近10年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几乎全在西湖区范围。

　　与对许迈永的大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宝库在杭州地产圈向以节俭著称，对下属亦较为苛刻。

　　一个在员工中流传的段子是：有一次，李宝库让司机带了水饺吃，结果自己没吃完，他怕浪费，就把剩下的水饺分给员工吃了。

　　而按照坤和集团某高层的说法，李宝库之所以给许迈永高达830万美元的巨额贿赂，概因许迈永直接索要，李无从拒绝。经历许迈永一案后，李宝库备受打击，两位家属先后离开人世，李亦一改往日作风，对一心追随其的下属大方了许多。

　　除从开发商处索贿外，许迈永还公然向开发商"借钱"。2006年，位于萧山的著名女装企业汉帛(中国)有限公司开始介入房地产领域。在此前后，许迈永帮助汉帛董事长高志伟出资设立的香港某控股有限公司取得西湖区三墩镇29号地块，高志伟承诺给许迈永20%干股。后高在未告知许迈永的情况下，将该项目转手给同样来自萧山的众安房产(后开发成白马尊邸项目)，收益不多。许迈永十分恼火，他认为，此项目至少可以获利1亿元，按照20%的干股，其可以获益2000万元。2007年5月，许迈永以炒股为名，向高志伟"借了"2000万元。

　　此前的1998年，时任杭州市政府派出机构、杭州(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许迈永向高志伟借钱，以投资款的名义投入1900万元到杭州(香港)实业的房地产项目。许迈永利用这笔钱开发了多个项目，除小部分收益上缴国库外，大约1500余万元收益转入己手。许迈永还曾是杭州金港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利用这一职务便利侵吞国有财产5300余万元。该公司目前已经注销。

　　在因许案被纪委调查前，高志伟一直口碑颇佳。今年3月12日，55岁的高志伟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离世，而高出殡之时，正是许迈永开庭之日。

　　助力旅游项目变别墅

　　根据指控，许迈永还存在以低于市场价买房从而变相受贿之举。如2004年，许迈永以其亲属买房为由，授意杭州国都房产集团董事长柴慧京，优惠出售一套排屋给其"亲属"，低于市场价86万元。

　　国都房产亦是萧山区企业，平时受许迈永关照颇多。国都房产在西湖区开发的"阳明谷"能从旅游项目变更为排屋别墅，即有赖于2006年许迈永出面协调。

　　阳明谷项目位于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核心地带转塘镇，而许迈永到西湖区任职伊始，即兼任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2007年7月，阳明谷以84073元/平方米的价格荣登当月最贵房产宝座，被业界视为杭州的"汤臣一品"。

　　根据搜房网上的信息，阳明谷的开发商为杭州国信名盛置业有限公司，总共200户，开盘时间为2007年7月，目前尚有7套独立别墅在售，均价为2500万元/套。

　　阳明谷的开发，在杭州一直争议很大。阳明谷的用地性质为旅游用地，但在2007年，阳明谷从"旅游用地"摇身一变成了"住宅用地"，并顺利拿到了预售证。

　　2009年4月3日，就在许迈永被"双规"的敏感时刻，《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以《旅游项目变脸别墅开发》为题，刊发了该报记者对阳明谷项目的调查，直指"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以开发旅游项目名义，占用龙井茶保护基地茶山和农田近千亩，支持开发商违法开发别墅"。

　　文章称，阳明谷别墅区以协议出让的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违反了国家规定；并且每亩出让价仅21万元，土地出让价格低得出奇。

　　"国家三令五申叫停别墅项目建设，杭州市政府明确指示之江管委会监督开发商不得进行房地产或变相进行房地产建设，阳明谷别墅区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建起来了，令人惊诧。"《人民日报》以这样的语句结尾，意味深长。此文发表数天之后，许迈永被"双规"的消息即通过媒体公开。

　　关于许迈永妻子戚继秋一案，新华社通稿称，2003年上半年，戚继秋接受杭州南源联合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某的请托，向当时担任杭州市西湖区区长的丈夫许迈永转达帮忙解决该公司"公元大厦"项目用地拆迁事项。事成后，戚继秋伙同许迈永，借用他人名义，以低于市场价321万余元的价格购得"公元大厦"房屋一套。

　　南源联合置业为杭州一线地产商郡原地产的前身。据杭州地产界人士介绍，此处所指张某，身份十分微妙。"公元大厦"项目完成后，张某离开南源联合置业，新组建了公元实业，进行房地产开发。

　　工商资料显示，2006年1月，杭州公元实业有限公司在杭州市之江路云栖路1号注册成立，股东为自然人张文泽、唐俞萍，两人分别出资1350万元和150万元。此后数月，公元实业又投资成立了杭州公元控股有限公司。

　　经本报记者查证，唐俞萍为浙江省建设厅某前领导的女儿。该领导亦默认女儿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并牵涉许迈永案的事实，只是向记者表示"对女儿、女婿的事情不大了解"。

　　根据一则招聘启事的介绍，杭州公元控股有限公司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先后参与开发公元大厦、九树公寓、公元沐桥、图原公寓、江园度假村等项目。这些项目都位于许迈永长期主政的西湖区。

　　许家宛如小金库

　　由于许迈永案尚未宣判，浙江司法系统亦对该案讳莫如深，有关许案的细节，至今未能公之于众。

　　记者注意到，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中国检察出版社主办的《检察风云》，曾在2009年21期刊发了署名"金佛"的文章―《杭州巨贪"许三多"―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案纪实》，对检察机关查办许迈永案的过程多有披露。据记者了解，该杂志的投稿者，多来自检察系统。

　　文章称，在许迈永被"双规"调查后，办案人员在搜查他的住宅后发现，许家金玉字画、各种消费卡之多令人目不暇接。里面最吸引人的是一个形状类似于杭州国际会议中心的金色球体，系纯黄金打造，大小如同教学用的地球仪。许迈永家的储藏室则像一个小型金库。里面藏有一块黄澄澄的金砖及各种金银首饰，包括白色的玉手镯、米黄色的玉块、翠绿的玉佩、玉印章，更有玉制的帆船、蔬菜、文房用具及鸡血石等各种名贵石器制品。

　　"让办案人员惊奇的是，许迈永还收藏了大量的名贵字画。比如，齐白石和范曾的人物画、潘天寿的荷花、何水法的牡丹、启功和沙孟海的字。此外，还有一些著名作家的字画，甚至某前国家领导人的书法。"文章这样介绍许家收藏之丰。

　　许迈永被"双规"后，中纪委调查组一直在杭州呆了半年，甚至有比许迈永更高级别的官员被谈话。但因此案背景复杂，目前仅有许迈永一人进入司法审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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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上海经适房房价从3千多元涨到9千元

各位听众：根据全市统一部署，今年7、8月间，各区经适房就将进入摇号排序、轮候选房阶段。相比于去年在徐汇、闵行试点推行，很多市民无奈的发现，经适房的成本价格已经从最初的3500元飞涨到7、8千元甚至9000元以上。在昨天市人大举行的保障房建设座谈中，对于"经适房房价翻跟斗"，人大代表痛批："这是政府土地财政在作怪"，要求人大严格监督。请听报道：

　　选址在三林地区的浦东经适房爆出成本价高达每平米8000元以上，这让很多符合申请条件的市民直呼吃不消。市人大代表徐晓青说，这样的高价，还谈什么"保障性住房"：

　　(实况：三林的经适房，如此高价，出现异常的高价反过来影响政策的推进。要平抑经适房非正常的上涨问题，控制不住的话，这件事情，老百姓是要骂娘的。)

　　经适房涨价绝不仅仅出现在浦东，政策设计初期，市政府强调控制土地成本3500元左右，到如今，基本难以落实。赵学勇代表最近调查了几个区的经适房申请户，发现，买不起经适房的大有人在，赵学勇说，经适房房价翻跟斗，说到底，还是土地财政的观念在作怪：

　　(实况：符合经适房条件的用户究竟有多少人买得起房？在我接触的那些人当中，宝山、杨浦、虹口，我问了一下。"现在经适房房价怎么这么高，买都买不起。"我第一次听见是3500，韩市长说了好几次，现在涨到八九千不说了，以后可能就要一万多了。里面更深的一个就是政府的土地财政观念在作怪。)

　　代表们说，为了平抑房价，国家和市政府接连出台各项政策，商品房的快速涨价暂时被压制。如今倒好，作为保障性住房的经适房却反其道而行之，唱起了大反调：

　　(实况：我们第一批经适房3500元供应的成本。现在我知道，要拿到这个房源，大概是在7000元到9000元。前年松江泗泾是3500元一平方，现在到青浦的华兴，7000元，对老百姓来讲，绝对不合理的。)

　　冯燮�等代表都提议，人大应该对此展开专项监督：

　　(实况：建议市人大对市和区级政府土地出让金当中明确规定要用于保障房建设的资金，要进行专项检查。是不是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资金是不是挪动。到目前为止，还有几个区，按照规定，还没有到上限。这个是讲不下去的。)

　　以上由东广记者杨叶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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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三农问题专家致信袁隆平希望培育常规水稻

　　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

　　――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袁先生：

　　您好！我是您的粉丝。您作为杂交水稻之父，已经80岁高龄了，还在攀登培育杂交水稻的新高峰，相信您一定能培育出更高产的杂交水稻新品种。但我却希望您在有生之年放弃杂交水稻的研究，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

　　我之所以这样劝说您，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现在的种子发展趋势是杂交化、转基因化，种子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子了。育种科学家和种业资本家为了获得种子垄断收益，摒弃原来的种子。我在北京市平谷区一个村子里种三分地，在种子公司买不到常规种子(未杂交、转基因的种子)。我对此深感不安。如果有一天碰到天灾须补种的话，农民还能种什么呢？

　　第二，常规作物虽然产量比杂交作物低，但肥料、农药的使用量要少20%左右。现在我国杂交水稻产量虽高，但需投入的肥料、农药等也同步增加。

　　第三，我认为，常规稻也能高产，也可保障粮食安全。我担任乡党委书记时，有一胡姓农民选育常规中稻品种，人们都称该品种为"胡选"，产量和杂交中稻"汕优63"差不多，亩产1200斤左右。1亩地只需2-3斤"胡选"种子，而且种子还可以连续多年使用，深受当地农民欢迎。但是，由于种子研发部门为追求种子垄断利润，视"胡选"为眼中钉、肉中刺，后来"胡选"再也见不着了。

　　第四，常规稻种子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强。我家乡湖北监利经常遭受水灾，水灾过后，灾民们都会用自家的常规早稻"翻秋"(把早稻当晚稻种)自救，1亩翻秋稻能收500斤左右粮食，解决灾民的口粮没有问题。去年，我家乡有些地方中稻被水淹了，由于农民没有常规稻谷，稻田只能被撂荒，等吃政府救济粮。

　　第五，常规稻种子便宜。上世纪80年代，杂交稻未普及时，农民多用常规种子，当时3斤稻谷可换1斤杂交稻种子，而2斤稻谷就可换1斤常规稻种子，而且常规稻种子可以连续种3-4年。现在，20斤稻谷换1斤杂交稻种子，而且只能种一季，不能留种。杂交稻种子价格越来越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民增收难。

　　第六，在您的带领下，攀登培育杂交种子新高峰的后来者越来越多。以您为代表的育种科学家群体，对此做出不少贡献，但别忘了农民也有自由选择种子的权利。

　　近些年来，我国种子战略混乱，对此，请您呼吁有关部门进行立法规定――保留30%的常规种子，确立10个县为常规种子种植区，设立国家种子粮库，等等。

　　我相信袁先生能听取相关意见，认真对待这样的呼吁。

　　李昌平(三农问题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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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上周上海住宅均价每平方米超3万元 创历史新高

由于受到每平方10万元的上海紫园一天成交34套的影响，上海上周的商品住宅均价超过每平方米3万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房产信息集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如果去掉上海紫园成交因素的影响，上周全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是每平方米2万2158元，较前一周上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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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警方确认山东阳谷稳定办副主任系自缢身亡

中新网济南4月24日电 (孔凡元)山东省阳谷县委宣传部23日晚间通报，该县稳定办副主任陈国庆死亡原因经警方确认为自缢身亡。

　　据阳谷县委宣传部介绍，20日上午8时许，该县稳定办副主任陈国庆被发现吊在其办公室内吊扇上，经120紧急抢救无效死亡。后经警方确认排除他杀可能，为自缢身亡。

　　据了解，2009年下半年，时任该县信访局副局长的陈国庆多次向组织提出，要为其解决正科级。"根据其要求，结合实际，经信访局全体人员推荐，组织部门考核，2010年11月，陈被任命为县稳定办副主任(正科级)，不再担任信访局副局长职务。""县稳定办系正科级事业单位，和信访局合署办公，主任由信访局长兼任。""陈国庆除分管稳定工作外，原任信访局副局长时的分工未变。"

　　据阳谷县委宣传部通报称，陈国庆，男，今年51岁。陈被提拔后很高兴，多次对分管领导表达谢意，并主动邀请信访局同事为其祝贺。

　　据了解，陈国庆平时性格比较内向，在单位与同事交流较少。今年春节前后，陈认为虽然领导对自己很关心，但顾虑现任领导调离后没有人会关心自己，由此精神上产生了很大压力。信访局领导及同事们发现这个情况后多次和他交流。今年春节后，陈因经常无法正常入睡向单位请了十多天假，后本人主动提出上班。身亡前并未发现该同志有异常的情绪波动。

　　事情发生后，当地公安机关迅速介入，保护勘察现场，展开调查，确认系自缢身亡。对此事阳谷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迅速成立了善后事宜处理工作小组，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在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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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50位设计师联名倡议保护中文字体字库

4月24日下午消息，50多位字体设计师发起并签署 "弘扬中华文化，保护计算机中文字体"的倡议书，呼吁加强对计算机字体版权保。

　　多名字体设计师发起这一倡议书的背景是：部分企业在商业活动中大量使用风格独特的字体，却不付任何费用，字库企业维权艰难；字体设计行业受到盗版侵权的困扰；从业人员无法获得正常回报，字体设计师改行及字体厂商退出市场。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韩国字库行业年收入3000万美元；日本森泽公司字库年收入超过1亿元人民币；美国字库企业蒙纳公司已在纳斯达克上市，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而在中国，大部分字库厂商因为盗版，还在为生存挣扎。

　　与此同时，字库侵权情况愈演愈烈，但字库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却鲜有胜诉案例。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方正诉宝洁侵权案一审以方正败诉告终，其败诉结果无疑使本就惨淡经营的字体设计产业雪上加霜。

　　形势更加严峻的是字体设计师人才匮乏，后继无人。由于深受侵权行为的困扰，大多从业人员无法获得正常的回报，更无财力支持后续的设计开发，目前从事字体设计的设计师全国不足百人。

　　面对中文字库行业的窘境，多位文字设计师在倡议书中呼吁：部分商家立即停止针对计算机字体的侵权行为；社会各界加强对计算机字体版权保护意识；尽快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计算机字体著作权进行实质性保护。

　　截止目前，该倡议活动得到了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倪光南院士、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谭平、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张涌泉、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双儒、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袁守启、著名设计师王序、演员徐静蕾等几十人的支持。(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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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西安音乐学院：拥护法院对药家鑫判处死刑

4月22日西安音乐学院在其官方网站刊登文章《我院师生坚决拥护法院对药家鑫案的公正判决》，全文如下：

　　今天上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药家鑫案做出公开宣判，判处故意杀人犯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院师生员工坚决拥护和尊重人民法院对药家鑫案做出的公正判决。广大师生认为：人民法院依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和"罪刑相当"的刑法原则对药家鑫定罪量刑，维护了法律权威和尊严、伸张了社会公平和正义。

　　 视频：法官称药家鑫不属激情杀人一审判其死刑 来源：CCTV新闻频道
钢琴系党总支副书记梁秦表示：药家鑫在驾车将被害人撞伤后，不但不施救，反而杀人灭口，丧失人性，法理不容，必然受到法律的严惩。钢琴系同学们感慨道：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药家鑫会拿刀杀死被他撞伤的人，犯下如此大罪。我们应当尊重法院依法做出的判决，维护法律的尊严，这给我们在校生也上了一堂法制教育课。声乐系研究生杨晓认为：药家鑫作为一名大学生，将一起交通事故瞬间变为持刀杀人，他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和极端利己的行为"了断"一切，罪行极其严重。法院对他的判决罪刑相当，尊重法律是一切行为的底线。音乐教育系吴婷同学说道：以前我们认为法律离我们很远，音乐专业的大学生练好琴，掌握好音乐技能就可以了。药家鑫杀人犯罪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自觉加强法律知识学习，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大学生对个人、对家人、对社会太重要了。民乐系任畅副教授说：学生在外杀人犯法，我们教师深感震惊和痛心。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公平正义。我们要汲取血的教训，在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如果忽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全面发展，悲剧还有可能发生。"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不是高调口号，我们专业教师应当自觉地使之贯彻到音乐艺术教育教学的全部过程中。舞蹈系党总支书记仵埂教授说：药家鑫案从反面告诉我们，对学生的培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学校、家庭、社会形成合力相互配合，才能使学生健康成长。学工部部长强陆平说：法院对药家鑫案的一审判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犯法，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我们学院要切实有效地加强大学生的法律和道德教育，努力提升大学生的法制意识，为社会培养出遵法守法的合格公民和德艺双馨的专门人才。退休干部郑竹叶表示：我们学院与共和国同龄，经过60年来的发展，几代西音人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良好局面。我爱我的学院，也不能容忍任何人损害学院的声誉。学院应加强对广大学生的法律道德教育，知法守法，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各系、各部门结合法院对药家鑫案的一审判决和法律适用解释，还将进一步加强对师生的法律和道德教育，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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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郑超麟：恋爱与革命（革命者者的罗曼史）

（郑超麟回忆录中原有一章"恋爱与革命"，记叙了许多中共早期鲜为人知的人和事，但在大陆版（1982年人民出版社现代史料编刊社以及2004年东方出版社"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之一*内部发行"）中被删除了。1998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郑超麟晚年文选，收录了第七章。）

回到上海后二三个月，我个人生活起了大波动：恋爱而且结婚。在这个政治的回忆录里，我未能遵守自己的格式，把私人的，与政治无关的生活也写了好多。我准备删去它们。在这章里，我不准备写我的罗曼史；以后有机会写另一种性质的回忆录时再去写它。但我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与政治有关的罗曼史。
"少年共产党"，从开始组织起到我离开法国为止，是那么缺乏诗意的，以致没一件罗曼史。原因很简单：没有女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蔡畅，那时尚在法国，她是否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不记得，总之两次大会都没有她，我常往巴黎也未曾见她。她的爱人欧阳泽是我的读哲学的朋友之一，在里昂大学运动中被驱逐回国的，她的母亲不喜欢欧阳泽，却看中了李富春，迫她在法国和李富春结了婚。我在莫斯科时，欧阳泽探听人说蔡畅也在莫斯科，就寄了一大本日记来给蔡畅看。我们收下了这本日记，那真是一字一泪。欧阳泽在患肺病，在吐血，但一心忘不了留在法国的爱人，又听到许许多多可忧虑的传说。他在日记里，从同居生活的回忆起，到生死观的问题止，都说到了。我怀疑字里行间沾染着血迹--从肺里吐出来的血。一九二六年春，我在上海第一次看见蔡畅，她刚从莫斯科回来，我向她提起这本日记，她只淡淡一笑。

在莫斯科也没有女同志，这话是说，当我在莫斯科时候，那里还没有中国女学生。从某些人的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同学如何盼望国内送女学生来。任弼时的绰号就叫做"女学生"，王人达叫做"妇女代表"，同李慰农叫做"农民代表"相映成趣。王一飞介绍陈乔年（陈独秀之子）给外国同志，说这是Kutauruka（中国女人）。东方大学有高丽女人、波斯女人、印度女人、高加索女人，等等，独没有中国女人。我们都觉得没有光彩。卜士奇回国，一到北京，便向何孟雄夫人缪伯英进攻，闹了很大风潮，连我们在莫斯科都听到了这风潮。他到上海又向沈玄庐的媳妇杨之华进攻，但没闹风潮。国内的同志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如同饿鬼一般，幸而卜士奇后面回来的，即我们一批人，比较文明些。事实证明，我们并未比国内同志有更多的性饥渴。

我们这批人回来好久没有人闹恋爱问题。那时仿佛是对于五四初期恋爱神圣观念的一种反动。蒋光赤代表那种五四观念，我们都嘲笑他。他和河南一个女学生通信多年，两人关系好似恋爱小说里面的。他很得意向别人说起这件事情，但没有人欣赏他。我们都以为"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与五四运动初期相反，从俄国回来的人大多不反对家庭代定的婚姻了。薛世纶请假回家去结婚，留在湖南工作。何今亮从海参崴来参加第四次大会，顺便回家结婚，而且洞房花烛。任作民回家，带了他的夫人出来，一位很贤惠的夫人，一九二六年病死于上海，我因为疏忽，见面时未曾向他表示吊唁之意，惹得他大不高兴。任弼时"女学生"，回去湖南结婚，带了他的"小老婆"出来上海--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老婆，而是一个既矮又小的女孩子，她在中央各机关之间传递文件，显得很能干。
我回国后，党内第一件恋爱大风潮是张太雷闹的。当事人都不是回国的莫斯科学生。江浙战争停止后，太雷把他的母亲、老婆、孩子送回常州去了，自己一个人住在慕尔鸣路房子里，夜里在民国日报馆当编辑，此时，中央宣传部连同《向导》报编辑部都搬走了，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成功，另租房子同居，慕尔鸣路空出许多房间。施存统一家便搬来居住。这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客人来时很有礼貌招待，过新年还打麻将。存统聚精会神对着麻将牌，慕尔鸣路房子改变了过去布尔塞维克巢穴的作风。
可是，渐渐地张太雷和王一知（存统夫人，存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谈得投机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韵楼。有一天夜里，在民国日报馆编辑室里，存统伏案号啕大哭，哭了很长久。叶楚伧、邵力子摸不着头脑，存统自己又不肯说。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太雷此时是ＣＹ新任总书记，我知道有许多人攻击他，使他不能安于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同志攻击他，也许是上海大学学生。有个时候，我听说，中央要派他去外蒙古，做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秋白说：这是充军了。由秋白说情，这位ＣＹ总书记派去广州替鲍罗廷当翻译。他携带一知同去，存统的孩子也去。存统跟发了疯一般。这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住进医院，上海大学女学生钟复光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愤慨。慢慢地，这位施光亮先生就"复亮"起来了。

上面说过，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看见的恋爱风潮。后来，我在武汉同太雷一道工作时，我们曾解决湖北省委组织部一个姓魏的干事的恋爱问题。太雷提出一个原则，说："恋爱只要不妨害政治，就是私人的事情，团体不来干涉。"我抬起头来向太雷看看。别人自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他们也不知道太雷这话的一切含义，因为他们不知道太雷自己的恋爱史。
上面既然提到瞿秋白和杨之华，那就不妨说说他们二人的恋爱史。两人恋爱成功在太雷闹事以前，但确实没有"妨害政治"。那时，杨之华漂亮，温柔，聪明，能干，但已是沈玄庐的媳妇。在法国与我同属于"图书馆"的无名（吴明）于里大运动中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主持青年团中央的工作。一次，青年团召集什么会议，上海不方便，沈玄庐叫他们去萧山开。无名被杨之华的美色所迷，几乎发疯了，写了许多绝望的情书。可是杨之华不理他。沈玄庐大发脾气，说"共产党内有拆白党"。沈玄庐第一次退出共产党，与这件事不无关系。可是，他的儿子和媳妇并不相爱，沈剑龙爱了一个高丽姑娘，冷淡了杨之华，之华遂给她的女儿取名"独伊"，以表示她的悲哀，而且自己离家去上海大学读书。秋白此时新丧偶，他的爱人姓王，是丁玲（当时名蒋冰之）的朋友，害肺病死了的。他和之华怎样恋爱起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有一天，约在黄仁案发生，秋白和何世桢同时离开上海大学以后不久，我们晨起读报，忽然看见《民国日报》上有三个奇特的广告：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那时，上海小报中最有名的《晶报》，由主笔张丹斧（丹翁）执笔评论此事，但把当事人的姓名都改换了。沈剑龙改为审刀虎，瞿秋白改为瞿春红，杨之华改为柳是叶，沈玄庐改为审黑店，上海大学改为一江大学，商务印书馆改为工业印书馆。我们以后好久都叫秋白做春红。有一天，我到秋白和之华的新家去，说话间来了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同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之华招待他，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后来，之华有一次对我说，剑龙为人高贵，优雅，她自惭庸俗，配不上他。沈玄庐则没有儿子那种度量。玄庐背后骂秋白："这个人面孔狭窄，可知中心奸狡。"不久之后，玄庐再度退出共产党了，不能说同这件事没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件事情，玄庐还是要退出共产党的。

那时北京有个轰动学生界的恋爱事件，女主角是卢隐女士的朋友，卢隐女士特为此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现在北京陶然亭附近还留下一块奇特的墓碑，时常有多情的人，读了《象牙戒指》之后，走去凭吊，这故事将与小说和墓碑同垂不朽。故事中的男主角是我们的同志：高尚德，字君宇。他是早期共产党员，《向导》的一个编辑。我初到上海时，他恰在上海，我在《向导》编辑部会见他几次。以后，他就回北京去了，不久，他就死了。

我们并不羡慕这种属于"五四"初期的恋爱形态。我们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女主角并不是同志，这个恋爱并不是建立在革命事业上，我们则很羡慕蔡和森和向警予的结合，称之为"模范夫妻"。向警予，矮小，始终作内地女学生装束，毫不沾染上海的浮华习气，她和杨之华成了对照。那时，她很活跃，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国民党运动，这一切方面，她都有份。《向导》上又常有她写的小文章，她恨死党内浪漫的男女同志。开会或闲谈时，独秀常爱拿男女关系事情当作笑料，但向警予如果在场，她就会提出抗议或者说几句话，使得独秀不能下台。别的同志更加不敢在她面前放肆了。我们的女同志都害怕她，杨之华尤其害怕她。由于她要规劝人或教训人，大家都称她"祖母"，或"革命祖母"。瞿秋白说："我们党内有马克思主义的汉学家，就是李季，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宋学家，就是向警予。"
我一回国，就同这对"模范夫妻"住在一起。起初在慕尔鸣路，后来在民厚里，后来在福生路。在民厚里末期，和森去北京养病了，警予留在上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工作。中秋节前不久，我们没有等待和森回来，就迁居福生路。此时，

彭述之也从医院出来。他二月间就生病，住进宝隆医院，五卅前的罢工运动，五卅时的轰轰烈烈群众运动，他都没有参加，此时运动已经退潮，他才病愈，从医院出来。中秋晚上，为了庆贺佳节，迁居加述之病愈，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晚饭后进行"晚会"。这是我们从俄国学来的办法：每个人做一种游戏。三个主人之外，还有张伯简、沈泽民和泽民夫人张琴秋。彭述之跳了高加索舞，张琴秋唱了《可怜的秋香》，别的人也做了游戏，向警予不肯唱歌，也不肯做别的游戏。大家都不依。最后，她念了一首李后主词"无言独上西楼......"。客人散了，我回到亭子间睡觉，警予还在述之房里不走。天气热，亭子间房门和前楼房门都开着。我一觉醒来，听到警予还在说话，而且说了出人意外的话，即表示她爱述之。不久，她就上三楼去了。述之到我房里来，说"怪事！怪事！"他告诉我刚才警予说的话。他说："我做梦也未曾想到。"我警告他，说："这件事做不得，做出会影响团体工作的。"他说："当然，我自己毫无意思，她也明白这件事情做不得。她说，不过把心里的话告诉我罢了。"述之说这是实在话。

从这日起，向警予常常从三楼下来去述之房间谈话，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起初几日，述之还把谈话经过告诉我，同我商量"怎么办"？我看见他渐渐动摇了，便加紧警告他。以后，述之就不同我商量，他接受了向警予的爱。

蔡和森要从北京回来了。向警予先接到信或电报，说他将于某日某时左右到上海北站。这日，我问述之："你们的事情，要不要告诉和森？"述之说"警予同志以为不必告诉他。"到了时间，有人敲门，我从亭子间下去开门，一看是和森，黄包车上还有行李和一篮天津雅梨。他急忙问我："警予哪里去了？"我说："在楼上。"他颇惊讶，因为到车站没有看见向警予来迎接，以为出了甚么事情？第二日或第三日，事情揭穿了。向警予"宋学家"做不来瞒骗的事情。和森问她有甚么心事？起初她还回答："正在构思一篇文章。"以后就原原本本把事情说出来了。

当日或次日，中央主席团在楼下客堂间开会，独秀、和森、国焘、秋白、述之都到会，还有ＣＹ和上海区的人列席，我不记得他们是谁，也不记得讨论什么问题。我旁听，向警予也参加会议。讨论完毕，独秀刚宣布散会时，和森忽然站起来，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说："警予同志和述之同志发生了恋爱......"当时，独秀、秋白、国焘，以及列席的人，他们的神气好像戈果理的《钦差大臣》剧中最后一幕的场面。他们好久说不出话来，因为这是如此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最后，独秀说："这要看警予同志自己决定。"警予伏案大哭，一句话不肯说。独秀问警予："你究竟是爱述之呢，还是爱和森呢？"警予总是不响。独秀又问："你不爱和森了么？"警予又不响。在此种情形之下，中央主席团只好负起解决的责任了。中央，即独秀、秋白、国焘三人，只好决定派向警予同蔡和森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从北京南下，正是为了接受使命，去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的。向警予并不提出抗议，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独秀嘱在场的人对于这件恋爱事情严守秘密，尤其嘱秋白切勿告诉杨之华，大家都允诺了。但没有用。不久，就有好多人知道这件事。我相信，杨之华决不会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

这件事情，中央处理得对不对，我很怀疑。向警予自己当然不肯决定。但她宁愿舍和森而就述之，是可以想得到的。即使当时是双方均等的，但发展下去，旧爱一定会渐渐减少，新爱一定会渐渐增多，倘若中央决定警予同述之结合，或任其自然发展，不加干涉，则往后可以减少许多纠纷，因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散会后，向警予斥责和森"自私自利，分明晓得中央会站在你方面，你才提出问题来讨论。"和森无法自辩。晚饭后，他不上三楼去，在客堂间踱方步。我也在客堂间。他说："超麟，我的心同刀割了一般。"我提议同他看电影去，他答应了。这是新奇的事情，因为他是从来不看电影或京戏的。我们到新开张不久的奥迪安电影院去，那天放映的是一部历史片，场面很华丽而热闹，但他视而不见。幕间休息时，我请他在酒吧间喝咖啡。电影再映，他不想去看了，我只好牺牲这部片子，陪他回家去。

以后几天，三楼床上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二楼床上也躺着一个人，长吁短叹。向警予在两楼中间奔走不停。我看见这个生活过不下去了，于是去找陈独秀，请他设法解决。他想了一下，提起笔来写了一个字条，要和森和向警予立即搬到旅馆去，等待去海参崴的轮船。这字条，我带回来，和森接受了，警予和述之则恨我入骨。彭述之还同我闹了一场。

我说这个恋爱事件有重大后果，是指它牵连得多，而又影响于后来的党内斗争，和森和述之从此结下了冤仇。在第五次大会上，和森拼命打击述之。一九二七年秋天，和森主持北方局，位居顺直省委书记述之之上，报告中央，说王荷波一案是彭述之告密的，或述之指使他的小同乡段海去告密的，这话连当时主持中央而在政治上反对彭述之的瞿秋白也不相信。

这对有名的"模范夫妻"来到莫斯科后终于拆散了。

李立三和李一纯夫妇是同这对"模范夫妻"一路去莫斯科的。立三为了减轻和森的痛苦，叫一纯一路上去安慰和森。在这安慰的过程中，和森和一纯恋爱了。有人说：立三是有意把一纯送走，为的便于同一纯的妹妹恋爱。但立三和和森仍从此结下了仇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回国工作不久，就爆发了内部斗争，主要领导人蔡和森就被李立三轰下台去，由李立三取代他的位置，此事同我的工作有关，后面还会说它。向警予在莫斯科爱了一个蒙古人，一九二七年她孤身回国工作，在武汉曾同和森扭打，并骂李一纯对不起她。她在武汉做工作很努力，武汉反动后仍坚持工作，直到牺牲，没有再闹恋爱问题。
但牵连更多的，还是留在中国的一支。蔡和森尚未从北京回到上海以前，福生路宣传部房子里，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活泼的女学生，问我："述之同志在这里么？"原来是陈碧兰。她从北方携带她的爱人罗亦农的介绍信来见述之，信内亦农托述之照顾碧兰，因为她年纪轻，不懂事。我们久仰陈碧兰的大名，她是我们回国以后才去莫斯科的。黄日葵的爱人陈碧兰，刘仁静的爱人史静仪，以及从法国来的蔡畅、郭隆真，还有其他人，成为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女学生。从此，中国学生也可以向其他民族学生夸耀了。这几个人中，陈碧兰最漂亮，李鹤龄（即合林）、黄国佐（即黄平）、罗觉（即亦农），立即向她进攻。罗觉是领袖，是旅莫支部书记，得到了优先权。黄国佐知难而退，李鹤龄大哭一场。罗觉先回国，陈碧兰和黄日葵的关系若即若离，因为二人的结合本是勉强的。她回国后有意避开罗亦农，亦农在北京，她在河南，亦农赶到河南，她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亦农咬破指头写了血书给她，她心中不忍，才允许和他恢复关系。后来，何资深在狱中告诉我："这血是假的，亦农在北京和我商量，我教他这个办法：拿牛奶调红墨水写在纸上，如同血写的一般。"何资深又说，他后来在上海遇见陈碧兰，告诉了她这件事，陈碧兰笑起来要打他。

以后，陈碧兰常来宣传部，向警予本来认识她，她以前在上海，也曾为了倾向浪漫受过向警予的规劝和教训。可是，此次，向警予有其他的理由不喜欢陈碧兰，陈碧兰每次来时，向警予都催她早走，因为福生路离她的曹家渡住处太远，迟则没有电车，回不去，又要在这里借住了。向警予夫妇去俄国后，彭述之抑郁，烦闷，喝酒，醉后头痛。秋白劝他勿饮中国酒，须喝外国的白兰地，因为虽醉而不头痛。述之果真买了瓶白兰地来，连瓶子装在大衣口袋里。国焘则邀他出去散步，安慰他，而且告诉他自己失恋的故事。原来国焘曾经追求刘清扬而未成功。可是，比白兰地，比国焘的安慰更有效的，是陈碧兰。此次则是述之向陈碧兰进攻了，他为的是填补向警予在他心中留下的空隙，这个恋爱成了功。

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罗亦农来到上海，他是从北京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的，推荐者是张国焘，彭述之没有反对。我们都担心会闹出什么事情，因为亦农至今还不知道此事。区委代理书记王一飞关照我，"亦农一到，你先带他去我家里，我先同他谈一谈。"那天，述之不在家，我也有事出门去，忽然亦农闯来了，他直上二楼去找述之，只有碧兰一人在家。他看见房内摆了两张床，又有女人用品，便问碧兰，"述之找到爱人了么？"碧兰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正在为难时候，王一飞来了，把亦农拉走。这是我回家以后陈碧兰告诉我的。

秋白倡议给这两个老朋友和解一下。一天晚上，在述之房间里，秋白、一飞和我都来了，亦农也来了，主人述之和碧兰先在那里，秋白先说了一番道理，中间夹杂着对于三个当事者的批评。我只记得他给碧兰的批语是一个法文字：Ligomisshlennaya（可以译为"不慎重的"，也可译为"水性杨花的"）；秋白之后，轮到亦农讲话，亦农把这件事说得很轻微，仿佛根本没有问题。述之不同意亦农的话，他说："亦农同志刚才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话。""冠冕堂皇"四个字以及刚才那个法文字，是我在此次调解会议中唯一记得清楚的。

以后，"没有问题"亦农常到宣传部来玩，述之夫妇也常去亦农家里，大家见面有说有笑的。在独秀"失踪"期中，亦农为上海区工作请示中央，曾有几次一早就到宣传部来找述之，两夫妇睡在床上，还没有起来，亦农就坐在床边商量事情。在第五次大会上，这两个人同受打击。武汉失败后，亦农渐渐抬起头来，起初做湖北省委书记，后来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做了长江局书记，指挥湘鄂赣三省秋收暴动，最后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地位相当俄国党内的斯大林。述之从北京来，向他作报告与请示，和森密告述之声中，他也投下一块大石头。

有一天，我同若飞、世炎，及其他的人都在亦农家里说笑话，自然大家说到亦农的恋爱问题。过后，亦农问我，"今天开活动会议时，有个女同志在台下呆呆地看我，你知道是谁？"接着，他说了一些面貌上的特征。几句话后，我就明白了。我说："这是诸有伦，贺昌的爱人，你不要胡闹。"他说，他决不在同志的爱人中间找爱人。他说这话，也是间接表示他对于彭述之的不满意。此时贺昌在莫斯科。过了一个时候，诸有伦和罗亦农同居了。恰好诸有伦的母亲从四川带了小儿子来上海探望诸有伦，也就搬进罗亦农的公馆里做丈母娘，我们几个常去陪她打牌。

为这个恋爱事件提出抗议的，倒不是贺昌本人，而是上海大学的二位教授同志：施存统和李季。施存统提出抗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提出一条原则：女同志要另外爱一个男同志，必须先同原来的爱人正式脱离关系。李季的抗议则有些费解，他是站在党的利益上说话的，他说："罗亦农某次演说时告诉我们：凡损害党的利益的人，我们都要恨他，像他挖掉我们祖宗坟墓那样去恨他。现在罗亦农做出这种事情，就是损害了党的利益。"眼看上海大学师生同志要闹起来了，还是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出面找他们谈话，才压下去的。

贺昌本人则一直隐忍着，隐忍到革命失败，罗亦农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时候。这时，贺昌才联合林育南、刘昌群等几个湖北同志去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在湖北工作时的几条罪状，于是把罗亦农在中央的特殊地位推翻了，连带着组织局本身也撤销了。这其间也有其他中央委员帮助，如李维汉。

诸有伦在公馆住了一年多，就去莫斯科读书。她在那里爱上了邵力子的儿子邵至刚，一九二八年因为划船溺死在莫斯科河里。诸有伦去莫斯科读书，我们都为亦农捏一把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说起诸有伦的故事，我们都不敢告诉罗亦农。罗亦农确知诸有伦爱上了别人的消息，是当他做了湖北省委书记以后，而且在加入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此时，武汉已经笼罩在反动气氛中了。以前出风头的漂亮女同志，有的离开了武汉，有的退出了党，尤其是当地的女同志。可是有一个例外，高潮时期湖北妇女协会的负责人李哲时，在党内仍旧积极进行地下工作。她是抱独身主义的女知识分子，年纪相当大了，几个月武汉大闹恋爱的时候，她都作壁上观。可是此次，经不起罗亦农的追求，她终于放弃独身主义了。我未离开武汉前已经知道此事，我回上海不久，罗亦农和他的新爱人也到了上海，半年多以后，李哲时去龙华收葬了罗亦农的遗体，她以后去了莫斯科读书。

一九二五年中秋节晚上向警予造出的因，引起一连串的果，至此才得结束。这中间闹了多少风潮，结了多少仇恨，而且引起了多少党内斗争！和森对述之，立三对和森，贺昌对亦农，亦农对述之！在上海，新惠中旅馆，我亲见贺昌如何请周恩来谈话，如何在周恩来面前恶毒攻击罗亦农！那时我就意识到恋爱和政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于是想到其他几个党内斗争也是由恋爱引起的。我这话并非说：凡党内斗争都是由恋爱引起的。大概没有恋爱关系的党内斗争，双方比较冷静些，客观些，理论性多些，有节制些；凡是狂热的，过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多半有恋爱纠纷线索可寻的。我曾半开玩笑，半正经地在若干朋友面前发挥这个见解。可是他们都不以为然，说这见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并不专靠事实来辩护我的见解，因为事实可能是偶合的，我认为自己的爱人为同志或老朋友夺去了，即使你能诉诸理智，把这件私事同政治，同革命事业分开，但在下意识中，很难避免对于这个同志发生反感（atnipathie），遇有争论发生，自己本可中立的，到此也站在他的对方了；自己本站在他的对方的，到此也更进一层反对他了；自己本可以同他一致的，到此也慎重迟疑了。贺昌不一定是存心报复才如此激昂反对罗亦农的，但他既然对罗亦农有反感，恰逢有人反对罗亦农，他就乘机发泄了，恐怕为了湖北工作要少些，为了诸有伦要多些。

但也有例外，我至今还怀念一个朋友颜昌颐，他是如此大度，以至自己爱人被人夺去毫无怨心。他和夏之栩相爱多年，为了工作需要，一个留在北京，一个来到上海。有一天，世炎路过上海，记不得是谁在北四川路新雅请客，昌颐也在场，那时我没有见过夏之栩，不过知道她是昌颐的爱人而已。席间，我向昌颐打听："夏之栩最近有信来么？"昌颐说："夏之栩现在是世炎的爱人了。"颜昌颐这话说得很自然，倒是世炎涨得满面通红，我才明白自己失言了。昌颐决非矫情，我认识这个人。

乔年就没有世炎那样幸运，他和史静仪的恋爱，差不多和世炎和夏之栩恋爱同时，可是引起了很大的风潮。史静仪是刘仁静的发妻，刘仁静从家里带她出来，不喜欢她，送她去莫斯科读书。她的文化提高了，也不喜欢刘仁静，可是刘仁静渐渐喜欢了她，她回国后，留在北京工作，不肯到上海来同刘仁静过活。刘仁静当时编辑《中国青年》，我常到ＣＹ（共青团）中央去玩，因此也成了刘仁静的朋友，差不多每星期都给《中国青年》写文章。一九二六年秋季一个星期天，ＣＹ中央几个青年人发起去吴淞玩，我和刘仁静也去了，刘仁静总是郁郁不乐。回来在火车站候车时，我忽然发现刘仁静一个指头用布条包扎着，我问他"你怎么伤了指头？"刘仁静不响，别的人就把话题岔开了。我觉得很奇怪。以后有个人，可能是刘昌群，悄悄告诉我："刘仁静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今天我们郊游就是带他出来散散心的。"原来如此！这个血书就不同牛奶调红墨水写的了。

不久之后，刘仁静就去莫斯科读书了。反对陈乔年的，不是刘仁静本人，而是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他们始终保持着对乔年的反感。后来湖北同志控告罗亦农时，罪状中有一条，就是陈乔年患伤寒病时（当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亦农（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为他支出的医药费多至几千元。第五次大会之前，延年去北京开会，知道湖北同乡的反对，他从北京回广东路过上海时，才向我吐露一些不满弟弟的话，我从来未曾听他说过这类的话。

延年没有一丝一毫的罗曼史，直到他的死。

同乔年一样，尹宽和王若飞也为恋爱闹了大风潮。尹宽去山东做省委书记。孔夫子礼仪之邦，男女界限分得很严。尹宽初到时，组织内只有几个女同志，每逢开会都低着头。尹宽很费了力气，提高女同志的自尊心。他的理论，他的工作方法，他的应付手段，在山东男女同志看来，都是新的。大家信仰他，崇拜他，我们在上海都听到他的口碑。他不闹恋爱问题，多好！他的爱人王辩是个才女，一位老先生的掌上明珠。老先生是山东的老同志，女儿也是同志。两人秘密相爱了。不久，尹宽就被中央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了。当时，五卅运动之后，工作开展，庄文恭能力不够，中央想到山东的工作成绩，才调尹宽来。我去看他，只见他的房间内有一个女同志，矮矮的，胖胖的。尹宽介绍："王辩同志。"这个女同志只是低着头笑，我已猜到几成了。

不久之后，我听到山东同志写信给中央控告尹宽，说他把王辩同志拐带去上海，大家都气愤，要求中央处罚尹宽。特别气愤的是王辩同志的父亲，那位老同志，他要携带利刀去上海同尹宽拼老命。为恋爱问题向中央控告一个同志，而且用这种语言来控告。我想这是仅有的一次，除了孔夫子家乡之外不会发生的。中央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以后，山东同志又写信来，说王辩的父亲提出一个条件，可以承认既成事实。这就是要党中央的陈独秀和团中央的恽代英出面做证婚人。中央也没有理会。恰好此时尹宽的老肺病复发了，吐血，不能工作，中央批准他休息，另派王一飞代理他做区委书记。当时，国际要中国派一批学生去莫斯科读书，中央也把王辩同志派去莫斯科了。王辩和尹宽分开，固然可平息山东同志的气愤，但他们仍旧保持恋爱关系，不断地通信。

当时，莫斯科盛行"倒戈"，意为女同志在国内已有爱人的，到了莫斯科后就在那里另找一个爱人。有爱人在莫斯科的男同志，人人自危，尹宽也是如此。去莫斯科开会的同志，回来后常常说起莫斯科的恋爱故事。一次，李立三从莫斯科回来，我代替尹宽问他王辩有什么故事。立三气愤说："怎么可以怀疑王辩呢？王辩一心忠实于尹宽。"这对于尹宽是很大的安慰。

王辩在广州暴动前不久回国，中央派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去广州工作，她知道尹宽作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她到广州时恰逢广州暴动。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在路上找到暴动的兵士，拿证件给他们看，说要找广东省委，兵士没有理会她们。其实此时尹宽已经来到上海，代表省委向中央接头。他住在旅馆。听说王辩已经回到上海，找不到中央，便在报上登载"寻人启事"。以后，中央派尹宽做安徽省委书记，王辩也由广州回上海，去芜湖，终于同尹宽相聚了。

可是二人久别相聚不久，王辩就被捕，判刑，入狱，尹宽逃来上海，等候另派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尹宽参加了左派反对派，被开除出党。王辩也刑期坐满，
从安徽狱中放出，来到上海。中央告诉她尹宽已被开除，但她要求同尹宽见面，中央让她找到尹宽。她在尹宽家里住了两天或三天，我曾去见她一次，她已是一个胖妇人，而非娇羞少女了。

王辩在莫斯科读书时反托的，她在芜湖和尹宽相聚时，尹宽还未接触到托派文件，两人思想没有分歧；此次在上海相聚，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她终于回到中央去。

王若飞的恋爱也引起了风潮，不减于尹宽，但没有闹到以悲剧收场。李沛泽是保定的女学生，来到河南做工作。我未曾见她一面。人家告诉我，她有中国古典美女的丰韵。佘立亚王若飞二人追求她，结果王若飞成功了。佘立亚于是大闹，一些同志跟着佘立亚闹。问题提到中央。王若飞由豫陕区区委书记调到上海来做中央秘书长，自然为了工作需要，但也是为了这场恋爱纠纷的。同时，李沛泽也被派去莫斯科读书了，同王辩一样，拆开男女，分居两地，但仍保持恋爱的关系。是否能够保持恋爱的关系到底，那就全看本人了。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大会，王若飞以江苏省委代表团团长资格去莫斯科出席，大会后又暂留在莫斯科做代表，便同李沛泽相聚。

在莫斯科的恋爱一定比国内的更热闹得多，我听来的一些故事，现在都忘记了。总之，王辩，甚至李沛泽，在那里被人视为"落后的"，因为守住了国内的爱人。那里有男的抛弃了女的，也有女的抛弃了男的，只好让别人去写那里的故事了。

在国内，那几年除了一个例外，我未见男同志抛弃在莫斯科的女同志的。这个例外就是王一飞，王一飞初回国时是饿不择食，很快就找到一个爱人，名叫张亮，但也不久，就发现两人性格不合，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他于是把张亮送去莫斯科读书，自己很快找到性格相合的爱人。此次轮到张亮在莫斯科跳脚，痛骂王一飞了。张亮回国，成了有力的女干部。红军长征时，她留后方。以后，她同瞿秋白一伙人由旧苏区潜回上海，不幸在福建途中全体被捕，供出瞿秋白的真实姓名。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报纸刊物，有人说她是梁柏台夫人，有人说她是项英夫人，不知孰是。

我在本章开始时说，我只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不写自己的罗曼史。但写到这里，发现完全不写自己，也是不行的。只好简单地写一些。

我从武汉回上海不久，曾同蒋光赤相约在北四川路创造社出版部楼上见面，说了别后各人情况以及其他问题之后，他从怀里取出一张新出版的小报给我看，其中记了一条新闻，大意说：郑超麟和蒋光赤二人在共产党内闹恋爱纠纷，蒋光赤的爱人被郑超麟夺去了，两人闹到党中央去，结果陈独秀判决这爱人归郑超麟所有，蒋光赤抱头大哭。我看了哈哈大笑，蒋光赤也笑。我已经忘记了这小报的报名。我当然知道了蒋光赤有个爱人，就是他常常夸耀的那个河南女学生。可怜，我连面也没有见过！而且那个女学生已因肺病死在庐山了。小报这个新闻虽然无稽，但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这几年间共产党高级干部之间恋爱纠纷的歪曲的反映。

回国后，不知何故，我总觉得自己已经超过恋爱的年龄，因之没有恋爱的兴趣和准备。那一对"模范夫妻"的破产，更使我视恋爱为畏途。恰在这个时候，蔡和森一面痛苦不堪，一面还能在楼下客堂间同杨馥兰说笑话。杨馥兰是上海大学女生，每日到宣传部来做二三个钟头的技术工作，如剪报，贴报，整理资料之类，这个工作是我领导的。一天，我参加沪东一个工人支部会议回来，身上的工人服装尚未脱下，蔡和森正在客堂间，便对我说："超麟，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我问他甚么消息？他说："等一会再说罢。"当时，杨馥兰正在低头工作。不久，她走了。和森说："你快进攻罢，馥兰爱你哩。"他告诉我，"刚才同馥兰说话，知道她没有爱人，便同她开玩笑，把你介绍给她。看她的表情，是同意的。"我以为和森瞎说，但从此我注意了这个十九岁女孩子，渐渐觉得和森的话也许不是瞎说。

后来，我和杨馥兰成了朋友，常常一起出去玩。在那二个月中间，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说出"必须说的话"，但终于没有说出。这个女孩子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了。她本是林伯渠的干女儿。延年来上海时在宣传部认识她，就派她在南方区委做工作，因此同我的朋友黄国佐（黄平）认识，两人不久就结成伴侣了。她离开上海后，我对她的感情反而更加热烈起来，懊悔当初没有说出那几句"必须说的话"。我尝到了失恋的痛苦。到了世炎去广州开会回来，告诉我馥兰和黄平结婚的消息，我才渐渐忘记了她。

这段插话带有积极的作用，即让我明白，我的恋爱年龄尚未过去，我还能得到女孩子的爱，虽然尚未消除对于当时所见党内恋爱纠纷的反感。

与蒋光赤一起哈哈大笑之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王若飞到我家里，拉我去聚丰园吃晚饭，那是一对同志结婚。新郎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我第一次见面，新娘则是旧时认识的，她原来的爱人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半年前被杨虎捉去枪毙了。但是陪伴新娘来的还有一个女同志，也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我也是第一次见面。她短袄，黑裙，胖胖的脸，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双颊，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王若飞介绍，刘静贞同志，云南人。不知怎样，吃饭时，我少注意新娘，而多注意这位同我一般来吃喜酒的女同志。饭后，我找着若飞多问一点关于这个女同志的情况。若飞说，他今天是有意让我和她见面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同志对于恋爱的见解和议论和他的朋友郑超麟差不多。

我和这个女同志之间于是开始了斗争。她并不拒绝同你见面，同你说话，但装做完全不知道你为什么去看她，去同她说话，装着对待你和对待其他同志没有两样，话正说得投机时，她忽然告诉你准备回云南去。有几次我实在失望了，接着她说了几句或作了什么动作，重新唤起了我的希望。这一个月内，我是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中度过的。每次都是我去找她，她不肯到我家里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中央要请陈独秀讲话，派汽车接陈独秀来我家，即愚园路《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来住三天。这一天，我请了一桌酒，宴请他们。王若飞问刘静贞："你要看'老头子'么？今晚在一个地方吃饭，我带你去看他。"她自然高兴去，到那里才知道是我的家，只好留下来了。饭后，我送她回家，从愚园路底两人徒步走到静安寺，然后分坐人力车到福熙路金神父路口她的家中。在走路时，我们已经约好第二天两人到炮台湾去玩。
中央请陈独秀讲话没有我的事。第二天一早，我就向陈独秀道了歉，接她到北站，乘火车直到炮台湾，然后去长江沙滩上散步，谈话。从此，我的心就定了。
我们在一九二八年清明前后实行共同的生活。
这个恋爱是确确实实"没有妨害政治的"，因为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纠纷。

（引自《郑超麟回忆录》第七章，原文刊发1998年香港版《史事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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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Re: 关于那个被拆迁的齐先生

下面是我为他整理的拆迁日记，本来是想发在网志上的。

注意看图片中身份证地址，与其被拆迁地址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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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介绍

齐世鸿，男，60周岁。

家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凤阳路58-1号8门。

1961年参加工作，一直在大庆市建筑安装第一集团公司，身份为正式职工。已于2010年退休，工龄共计41年（1961-2010）。

1990年8月，搬入现在的住址，性质为单位福利分房，面积为89平米。

联系方式：手机15045879638，座机18945918609，QQ1457078643，电子邮件beichaiqianzh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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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去龙凤区医院做血常规检查，不巧因医院门前道路改造，暂时停电，未能做成。回来时碰到邻居的熟人，议论这里的房子要拆迁，可能会涉及到我的住宅。还有人讲，我的这栋不在拆除的范围之内。

听来听去，没有谁能够讲得清楚确切。我多了一句嘴，询问是否有政府的公告，或者拆迁单位的告示，答复是没有人看到。

我年龄大了，已经退休，住在平房内，还有一个院子，虽然不是很大，但行动方便，并不愿意搬走。

2011年3月28日 星期一

早上接到一个电话，机关的朋友说，大庆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今年要在我住的地方盖商品房。他已经得到确切消息，拆迁包括我的房子。我又打电话询问了其它几个人，他们消息比我灵通，多数讲确实要拆迁。

与王爱国商量，如果真的拆迁，到哪里临时安置呢？大庆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是穷单位，没有什么地方好安置。内心有些烦乱，写了一份报告给公司，简要说明我的情况.

来到公司房产处，科长是个年轻人，对过去的历史不熟悉。我没有想到，他竟然连我写的报告都不接受，并且讲我原来的房产证明已经作废，要求我净身出户，任何补偿与安置也没有。听到这些王爱国有些急了，找到了一位姓郭的经理，他也讲了同样的话，好在勉强将报告留在了桌案上。

我以为他们是因为这几天来找这件事的人过多，可能有些心烦，所以这样回答。明天再说吧。

一天心情不好。

2011年3月29日 星期二

原打算今天到大庆油田总医院住院检查，临走前给公司房产科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房子的情况。没有料到回答是，昨天已经答复了，产权是公司的，分配给我的房子他们收回。我讲我并没有其它的房子，按照房改的精神，如果拆迁应该按照政策与规定处理，不可能扫地出门，没有任何安置补偿。我反复询问多次，得到的意见是一致的，并且态度十分蛮横。

这确实有些出乎意料，王爱国慌了，催促我快点将情况反映给大庆市龙凤区政府。她说大庆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快要穷死了，连政策也不讲，地方政府不会不管的。另外埋怨我先前不听她的话，要是在学校从企业剥离的过程中，到地方去就好了，早就住上好房子了。

我心绪烦乱，只好听她的话，给区政府写了一份情况反映。王爱国有些冲动，给龙凤区公安局也写一封信，防止一公司强行拆除。她写好后连忙叫我送去，我总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但经不住她的纠缠，只好陪同她一道去。还好一路顺利，很快将材料送到了相关人员手中，承诺帮助联系解决。

2011年3月30日 星期三

早上给区政府信访办公室打电话，回答已经与大庆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信访办公室沟通过了。我急忙赶往公司信访办公室，接待的二位人士，一男一女，他们讲接到了电话，但此事不属于他们办理的范围，还要去找房产科。

接通了房产科的电话，对方连姓名都不肯透露，反而说出了如下的回答："找谁也没有用，赶快把屋子腾空，就是中央领导来了也没用。"我与其争辩，提到最近国务院通过新的拆迁条例，对方竟口出狂言："国务院管不了一公司的事。"

一时之间，我真的有些不知所措。王爱国气急败坏，拉着我马上到了大庆市信访办公室，在路边的打印社，我口诉了信件，打印整理出来。接待的人士很耐心，他讲你的情况如果属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合理解决坚决不搬。我说如果他们野蛮拆除呢？那位先生略微有些吃惊，回答："今天没有人敢野蛮拆除。"

出来的路上，王爱国一定拉住我去大庆日报。她说应该去找媒体，实在不行就曝光。大庆晚报的一位姓张的记者接待了我们，还留下了他的QQ号码。

离开报社，王爱国唠叨不停，一直怪我过去没有拿房子的问题当回事，今天终于吃了亏。我嘴上不服，但心里也觉得没有想到一公司从一个中央直属企业，竟然这么快得蜕变，做出如此令人羞愧的行为。这支英雄的队伍，南征北战，石油会战时是周恩来亲自点将从四川调入大庆。第一批参加石油会战的单位，今天的形象与行径竟然如同街头无赖一般，心里真的羞于为伍。

不过，由于有了市里信访办公室的表态，心中多少还有些宽慰。今年是辛卯年.刚好是我一个甲子的本命年，如果房子真的拆除，至少今年不得安宁了，应该不会有更坏的事情发生，不必过于计较一公司房产科的几位年轻人。一夜失眠，吃了几片安眠药，总算睡了一小会。

2011年3月31日 星期四

早上，天一放亮，昏昏沉沉地起床，见到门外吵嚷的人群。有人收拾家中家具，还有许多拾破烂的人混杂在一起。人们一边搬着东西，一边讲明天就要停水停电，拆迁队伍马上就来拆房子。

我心中还有些将信将疑，往机关里几位朋友打了电话。他们证实明天就要断水断电断气，停止供暖。这下我真的心里没底了。如果是真的，岂不是等于海啸来了一般吗？看来住了25年的家，这次真的是要告别了。至于说到明天就拆房子，我还是不相信。

去市场买菜的路上，看到一家律师事务所。王爱国一定要进去，看看律师是否能够帮上什么忙。她说实在不行，就到法院告他们。我本不想去，但此时也没有了什么主意，只好跟她进去了。

一位姓张的女律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解答了许多法律方面的疑问，明确表态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发生，是法律绝对不允许的，他们会为我们伸张正义。我只是抱着听听的想法，临近中午，拉着王爱国出来。临走时，王爱国还问了一句，咨询收费吗？那位女律师讲不用收了。王爱国很高兴。

提着菜回到家，看到一路景象大变，真的正在断水断气断电，连饭也无法做了。慌忙到路边的小吃部，胡乱地填饱了肚子。王爱国的情绪已经接近失控，连饭也没有吃一口，一再摧我快吃，吃完直奔刚才去过的律师事务所。二话没说，要求马上去法院打官司，控告一公司。律师除了劝解，向我们详细地讲解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同意代理。签订了合同，我们交了2000元的代理费。律师讲按照规定应该收取4500元，考虑到王爱国的状态，只收取了2000元。因为少花了钱，出来后王爱国的情绪有些稳定。

晚上入睡后，半夜醒了几次，冻醒的，因为没有暖气，室内越来越冷。

2011年4月1日 星期五

早上醒来，无水无电无暖气。可能因为着凉，头痛不已。

打开门窗，院子里一片狼藉，许多人在捡东西。有一少年对我说："别站着愣神发傻，快点捡，一会儿就什么都没有了！"吵杂的人群中，我连声高喊："这是我家！都是我的东西！"但是没有人理睬。片刻功夫，院子已经干干净净，人群散去了。我等同于被海啸洗劫一次。

更有甚者，隔着空地喊："屋子里还有东西。"竟然拉开房门往里面闯。因为房门从里面锁着。没有得逞。

这一天上午，我们只能高度戒备，打电话找来亲戚朋友帮助维持。令我意外的是，他们大多数人对于那些当面抢我东西的人，没有丝毫惊讶，反倒说我应该早些搬走，否则老房子真的拆除，就更被动了。

临近中午时分，律师打电话来。仲裁不予受理的通知已经下达，她正在准备到大庆市法院起诉，征求我的意见。我已经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意见了。我一向的自信，此时荡然无存。脑子是空的，心里也是空的，身上发冷颤抖。

傍晚，我们到亲戚家借宿，有二位朋友在老房子内代我们值宿。在亲戚家的席梦思上，我的心是凉的，睡不着觉。

2011年4月2日 星期六

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我。听筒里传来急促的话语："你快来！房子快被人拆了。有人正在房顶上砸屋面呢。来晚了房盖就没了，露天了！"

接着，就听到他大声对别人喊："不能砸，屋里还有人呢。砸死人你们负责。"余下就是一片嘈杂的背景声。此时，墙上的电子钟显示6时零7分。

我们乘坐出租车到现场时，屋顶上已经布满了人。他们手里拿着撬棍、铁锤、钢钎、铁锨等工具，正在破坏屋顶。我们大声呼喊："你们弄错了！我有户口薄，有住房证，有身份证明，还有其它证明。你们不能这样干，这是犯法的。"得到的反应是一片嘲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依旧在破坏我的房子。

我拿出了所有的证件与证明材料。没有料到，有人大喊："不要信他的。他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早就作废了。快干，快点砸。"我贴近了给他们看，有人竟然说："抢过来！把他的那些破纸片子撕了。那些都是假的。骗人的。"

我说我要拨打110报警，这引来了更大的嘲笑："警察不管拆迁的事。不要听他瞎说。警察不会来的。"情急之下，我回到房间内取出了菜刀，径直奔向一位准备上房顶的人，用刀刃顶住他的脖子。这时众人才停止了呼喊与破坏。我手持利器与他们相持。过了一会儿，听到一个人讲："先干别的地方，最后拆他的这块屋顶。"

我与几位亲戚朋友，紧张地守候了一天。直到天黑，拆房子的人才散去。一天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眼前阵阵发黑。

下午抽空给律师打了电话，要求她快些去法院立案。得到的回答是，法院已经下班，明天开始放假三天，要到6号才能上班。所以，不管怎样6号之前是无法立案的。听到这个消息，王爱国当时昏厥在地，我也站不稳，只能扶墙而立。

亲戚们帮助将室内的东西运走，安放到临时的处所。由于害怕这伙人夜间来拆，我与妻子王爱国在老房子守候了一夜。

夜里，断水断电断气，没有取暖。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心里无话，只有愤怒与仇恨。在手电筒的光亮下，我记录下这一切。如果天亮了这伙暴徒胆敢再来，用菜刀消灭他们。

我的决心可以由傍晚时愤笔写在西面墙壁上的语言表达："违法暴力拆迁，必定流血死人。"这句话不是在恫吓歹徒。而是在激励自己。我已是花甲残年，死不足惜。

2011年4月3日 星期天

今天这伙歹徒，涌向了后院，并且使用重型工程机械，将后面的数栋平房夷为平地。我的房子的东北角，也被弄出了一个窟窿。我们已经无力与他们争执，纵是有杀心，已经无力举起刀。

下午挣扎着起来，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幕，想留下文字及影像记录。今天夜里如果他们来推倒房子，我抱定决心不离开。如果我死了，昨天的家就变成今天的坟墓。值得欣慰的是，我死在自己的家中。

这个毁我家园的单位，就是我为其服务41年的大庆市建筑安装第一工程公司。顺便提一句，我一生献给了这个单位，只分配给我这一间破旧的平房，甚至明天连这间平房也看不到了。大庆市建筑安装第一工程公司付给他们钱，来拆我的房子。

2011年4月4日 星期一

疲劳不堪的我将床铺抬到院内，半坐半卧地与拾破烂者和拆房子的人，进行对抗。

双方经过二天的接触，气氛平静了许多。对方主动与我保持距离，我的神经与心理也平和下来，听天由命吧。

家具和杂物搬运得差不多了，空空的室内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为了表明我的权利，我特别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245条，请广告公司制作了一块宣传板，上面还注明了我的身份证与其它有效证件的复印件，放大后公开悬挂。

经过一天的日晒风吹，我口唇开裂，室内依旧是断水断电断气，我喝的水是从超市买来的瓶装水，但没法洗漱。我连续三天没有洗脸，没有刷牙了。

今天是清明节的前一天，相对平静，各个单位都放假了。但愿这种平静，不是大战前的寂静。按照一公司为我的安排，我现在应该是露宿街头了。明日，我要在自家门口升起国旗，争取我起码的公民权利。

王爱国发烧了，38.6度，混身发抖。

2011年4月5日 星期二

昨晚相对安宁，王爱国的姐姐给她送来了一个热水袋，她的感觉稍微好一些了。由于屋顶已经破了，且没有暖气，冷风从外面吹进来，室内的温度很低，而且一片漆黑。

白天，那伙拆房子的人又去了另外一幢房子。拾破烂的人群也纷纷涌向了新的工地。机械的声响、铁锤的敲击、墙壁倒塌的轰隆声、人群中的呵斥与喊叫，都混杂在一起。

今天是清明节，父亲在五年前的这一天故去了。原来的打算是去沈阳祭奠缅怀父亲，但不期遇到这等厄运，只得放弃。今年的清明。是我六十个清明节中，最为凄惨痛苦的一个。我与王爱国互相激励。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2011年4月6日 星期三

连续三天的清明节假期，我们两人困守在这断水断电断气的室内，没有暖气，温度零度左右，简直是度日如年的煎熬。我们已经几天没有脱衣服就睡觉了，身体很难受。王爱国感冒发热，明显瘦了许多，从外表看很憔悴，我因为无心照镜子，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中午过后，突然有三辆重型挖掘机与一辆铲车，向我所在的一栋平房围拢过来。其中一辆头部装有震动棒的大型挖掘机，突然在我房子边上的一间平房开始拆除作业，巨大的震动令我们耳边仿佛爆炸一般。

见到此种状况，我心中已经十分清楚，担心已久的暴力拆除开始了。顿时，我的脑部充满了热血和仇恨，激愤令我操起一把大号的菜刀，径直奔向门外，朝探头伸进栅栏内的人挥舞着，同时大声喊着"任何人，进入院子半步，必死无疑"，"胆敢破坏我的家，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我就砍死他。"我立在院子中间。手持大菜刀与他们一群人怒目相视。

这时一个领头模样的人隔着栅栏，朝我的方向讲："我们没有扒你的房子。我们是从这里向东扒。"我回答："只要你敢扒我的房子，就砍死你。"王爱国同时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瞬间。

整个过程相持了约二个小时。他们三台机械将我房子东部夷为平地。留下了我的房子。现在已经成为孤岛。

下午四点钟左右。来了一个身穿夹克的人中年男子，隔着栅栏对我讲，"我们有话好商量。"看来他是一公司来处理现场的人员。这是一个星期内首次有人对我讲这类话。我对他发出警告："任何人胆敢，踏进院子半步。都是一样的结果。非死即伤，你也不例外。拆我房子，毁我家园，现在不能商量。"随之静默。目光相持约十分钟。那人退去。

原本已经与委托的律师约定。下午去大庆市龙凤区法院起诉。但因为现场的紧张局势，只能放弃。律师赶赴现场，亲眼目睹了发生的一切，晚间给我来个电话，劝慰我要冷静。

后来，随着围在四周的机械离去，围观的人群也散去。我得以稍事休息，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周身感到阵阵酸痛。

此时，亲戚送来了一碗已经凉了的饺子。就着冰冷的矿泉水，我们两人吃了晚饭。天渐渐的暗了下来，又将渡过一个可怕的黑夜。明天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只能明天再说了。

=======================================

[附录]

齐世鸿先生写信向我求助，我问了他三个问题，他做了如下答复。

1. 单位当年分房的时候，产权怎么规定的？

房子产权属于公家，但这是因为分房的时候还没有私人房产的做法，当时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后来产权改革，单位没有来找我，我也没有主动去找过单位，因为新的房源一直很紧张，我知道解决起来很麻烦。现在既然他们要拆除我的老房子，至少应该先与我商量，并且让我得到起码的安置。过去21年中，我一直按时足额缴纳水电费、物业费，你怎么能说拆就拆，好像里面根本没人居住一样？

2. 如果房子就这样被拆了，没有补偿，以后你有地方住吗？

我仅此一套房子，被拆除后无处安身。目前暂时借宿在亲戚家，但是不可能长期住下去。

3. 你的子女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如何？

我只有一个小孩，今年30岁。他现在厦门工作，单身未婚，没有条件解决我们夫妻的住房问题。他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气愤，但是无能为力。

[参考网址]

* 齐世鸿的网志：http://beichaiqianzhe.blog.163.com

（完）

2011/4/16 Yifeng Ruan <yifeng.ruan@gmail.com>:

> 我也相信，他是被强拆的，确实处在弱势地位，需要维权。
>
> 但是，既然他隐瞒了一些信息，就让人怀疑他的别的话是否完全可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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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他说不该撒谎，结果他就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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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Re: 关于那个被拆迁的齐先生

我也相信，他是被强拆的，确实处在弱势地位，需要维权。

但是，既然他隐瞒了一些信息，就让人怀疑他的别的话是否完全可信了。



2011/4/16 Jerry Yang <yangjianhua@gmail.com>:

> 感慨，希望一切都好吧。
> 相信他确实是被强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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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4/16 Yifeng Ruan <yifeng.ru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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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是不是被拆的是他唯一的住房，他说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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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转贴公社】 阿拉伯人对中国媒体的十万个为什么

天涯论坛上对这篇文章的几个回复：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340198.shtml

伊扎特先生：

　　　　您的中文的却不错，继续努力，但我认为正向您说的您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应当对您的听众尽量全面公正的报道事实：
　　　　1、美英联军2003入侵伊拉克后至今已经造成了至少100444平民的死亡，被英美"解放"后的伊拉克生活怎样，希望能如实报道,http://www.iraqbodycount.org/
　　　　2、阿富汗被英美蹂躏家破人亡，任人蹂躏，战乱及百姓的生活，也请你们关注
　　　　3、此前我并不了解利比亚及卡扎菲多少，但我现在同情卡扎菲是因为，卡塔尔等一些阿拉伯的西方势力鼓动利比亚的反对派，联合西方入侵主权国家利比亚，我们历来痛恨国奸，所以被迫支持卡扎菲，我希望人民能够完全自主的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而不是依靠外来势力，我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并担心利比亚会成为另一个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
　　　　4、半岛电台有许多时候反对中国，他们跟随美国支持中国的藏独、疆独干涉别国的内政，这都是令我非常反感的
　　　　5、各个国家任何时候都有不同政见者，您不能把您的政见宣扬的伟大，而无视对方的声音，毕竟卡扎菲多次要求国际出面监督停火，并走民主进程，可西方是要完全介入利比亚的内政，
　　　　6、告诉你不要宣扬错误的东西：我目前在中国BBC, CNN , YAHOO等国际媒体在网上都能看到，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思想封闭僵化，
　　　　7、阿拉伯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追随美英的变节者，才分裂为散沙，被英美分化，希望你们认识到这些。

===================================================

这个阿拉伯人说话的口气让俺很是不爽，不得不再说两句

　　首先：中国政府现在还是承认卡扎飞政权的，换句话说中国政府认为利比亚反对派是非法组织，这一点和卡塔尔政府正好相反

　　卡塔尔政府承认利比亚反对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帮反对派说话，这个俺可以理解。但如果就此就可以认为中国政府也应该承认利比亚反对派，中国媒体也应该帮利比亚反对派说话，这个伊扎特先生未免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吧

　　其次：卡扎飞一贯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一个巴勒斯坦人在这个时侯捅卡扎飞刀子，嘿嘿，让俺怎么说你好呢，伊扎特先生！

2011/4/16 Yifeng Ruan <yifeng.ruan@gmail.com>:
> http://yizhate.blshe.com/post/534/668306
>
> 提笔写这篇小文，我很犹豫，之前也很多次写到中国媒体，但我认为还有更多的问题比这更值得我和大家在这里交流讨论，但是今天我不得不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谈，欢迎大家拍砖交流。
>
> 当前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变革，因为对社会本质的改变要远远重要于革命本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千零一场革命"。在这场波及到所有街道，动员了老少妇孺的历史性运动中，阿拉伯人得到了正义的支持，却被中国媒体误读了。
>
> 阿拉伯革命作为一起全方位多层面的变革，本身就是最具价值的新闻。而现在，伴随着阿拉伯革命的发展，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成为了各国媒体和网民的焦点。一家外国媒体刊登的《中国媒体的鸵鸟政策》一文就指出，大部分中国媒体的报道集中在实际的冲突以及西方是如何"攻击"利比亚的。与之相比，对于卡扎菲的政权是如何分裂的，利比亚长期以来的政治现状以及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对统治者不满等这些利比亚本身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分析却寥寥无几。
>
> 每一次看中国媒体对于阿拉伯革命的报道，我感觉我的血压会升高，我的肾上腺素会分泌加速。同事建议我减少阅读中国报纸的频率，"总看这个对身体没好处"，然而玩笑归玩笑，我没有办法改变。看中国报纸已经成为我每天必做的事情，明知有害却叫我欲罢不能，就像抽烟和喝咖啡一样，成了积重难返的"坏习惯"。当然，这种"害"不是说中国媒体本身，而是他们看待阿拉伯问题的立场对民意的一种刻意误导。
>
> 我不理解一家媒体花那么多钱做那么周密的准备派自己的记者到危险的利比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记者每天对着卡扎菲的电视台为国内做同传，那这种新闻在北京不能做吗？这不是在浪费金钱吗？中国记者在连线中不断强调大部分利比亚人都支持卡扎菲，难道那些整日聚集在广场和街道上的反对派们都是天外飞仙（或者中国媒体也像卡扎菲一样，认为这些示威者是"老鼠"）？中国媒体告诉我们卡扎菲的部队如何如何将反对派击溃接连收复失地，却不告诉我们替卡扎菲杀掉他的人民的有几万杀人不眨眼的外国雇佣军；它们告诉我们利比亚人都享有免费的医疗保险，却不告诉我们卡扎菲在长达42年的统治时间里在利比亚建了多少所医院；告诉我们的黎波里的人民对卡扎菲上校感恩戴德，却不提在这个每天出口160万桶全世界最昂贵的石油的国家，600万平民每人能分上几杯羹。所谓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无非只是张空头支票。
>
> 另外，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接受了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空袭，无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希望借助多国部队的军事干预给代表阿拉伯民意的利比亚反对派留下最后一条活路。然而中国媒体误解了，轰炸开始之后，原本不关注阿拉伯革命的中国媒体瞬间亢奋起来，俨然成为一个坚定地反霸权主义斗士。对于"1973号决议"的断章取义，对于破坏停火协议的双重标准，对于外国雇佣军的缄默不语，对于空袭原因的刻意误读，让懂得综合各种信源了解真相的中国观众很快就意识到了中国媒体的立场与口径――只强调西方空袭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鲜少报道卡扎菲对人民凶残横暴的镇压和屠杀。
>
> 我注意到一位中国记者把卡扎菲和萨达姆作比较，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人是没有可比性的。萨达姆下台近10年，他的幕僚如今或早已毙命或身陷囹圄，却很少有人对他提出批评。而如今卡扎菲的官员我们几乎一个也见不到了，不是临阵倒戈就是被卡扎菲扣押，能跑的都跑了，就连卡扎菲最值得信任的外长穆萨・库萨也转道突尼斯向英国投诚。中国媒体或许不知道它们的故意失误已经被网友发现，在CCTV援引利比亚电视台的报道称利比亚前内政部长尤尼斯没有叛逃（利比亚电视台当时播放了几年前尤尼斯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画面造假）之后不久，尤尼斯就出现在半岛电视台辟谣，表示自己已经加入反对派阵营，然而后者没有进入到那些中国主流电视台的新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
> 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常常夸大所谓革命领袖的作用，卡扎菲也就光荣地成为了"被受益者"之一，甚至有人把卡扎菲的《绿皮书》同中国的红宝书相比。然而如果你足够了解阿拉伯社会，你一定会做出相反的结论，《绿皮书》早就成了利比亚，甚至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笑话。卡扎菲在书中的言论不但与他实际的执政方式不同，还经常自相矛盾令人费解。谁都不知道卡扎菲为了将这不呕心沥血的著作翻译成全世界各种语言――包括一些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的语言――这一工程花费了多少钱。这本书中国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过这本书的中文版，我在这里不再多提，大家可以自己查阅。特别是他关于男女有别的言论，我敢保证，这些言论给你们带来的快乐不亚于时下最流行的段子。
>
> 按照我的理解，全面报道一个事件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媒体应该所见所知即所报，不管这些信息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利比亚电视台可以作为一个信源，通过它你可以了解的黎波里和卡扎菲阵营的情况，但这绝不是唯一的信源，班加西的反对派也是人，他们也是这场冲突的重要当事人。而我所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媒体的记者每天活跃在的黎波里的宾馆和大街小巷，跟着卡扎菲的手下到他们安排的街道、医院、学校参观采访，他们的LOGO时常出现在手持卡扎菲画像喊着口号的的黎波里大妈面前，而在反对派大本营重要的发布会上，你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
> 信源与信宿，或者说媒体与受众是以信息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就成为了衡量媒体公信力的标准。媒体不是教师爷，它只是一个行业，一个承担着信息传播义务的行业。然而，每每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中国公共媒体在第四权力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逊于网络和自媒体，那些懂得获得多种信源并将它们解构吸收的受众，它们会同时通过网络来了解利比亚的局势。有些敢于挑战官方媒体权威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比如老榕，据我所知，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十七万中国网民通过他的榕通社观看了即时的网络直播，一些中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单一的信源获取信息，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利比亚战争中的立场再也不像从前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那样统一了。这一方面归功于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反思中国媒体不断沦丧的公信力。
>
> 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按道理来说，中国媒体理应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与之等同的地位和影响。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并不存在，我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就是中国媒体缺乏自身的公信力。在国外，公信力就如同媒体的生命力，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最终会走向倒闭，当然中国媒体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450亿人民币推动中国的主要媒体向国际扩张的方案，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问题是，这些媒体在国内得不到信任，怎么能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 埃及、也门等国的官方媒体已经成为了鲜活的例子，正是由于它们的内容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因此这些媒体也间接地为独裁者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埃及革命期间，埃及电视台为了号召广场上的示威者回家，每天的天气预报就是"今天特别冷，很可能下雨"，还有一个流传于解放广场的笑话辛辣地讽刺了埃及电视台，在周四晚上埃及电视台的节目播放完毕后，主持人微笑着向观众道别，"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星期六见！"，这无非是为了防止愤怒的埃及人在周五休息日将革命推向高潮。这些失败者的教训值得所有媒体反思。
>
> 我们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着很多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威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可能会经历一段复杂的时期，摩擦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媒体得不到自己民众的信任，那么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
> 媒体都喜欢给自己贴上客观、中立、平衡的标签，但这些信条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媒体要迎合受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要站在人民的一边，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因此在很多情形下媒体无法做到中立。
>
> 我们已经通过中国的媒体同行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在利比亚东部，中国记者已经成为了不受当地民众欢迎的对象，我本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忧虑。不谦虚地说，几年以来，为了能够让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用阿拉伯的眼睛，不通过第三方去认识、了解中国，我个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当我看到中国媒体用这样的报道破坏我们所共同建立起的信任时，我同样感到痛心。
>
> 我们感谢中国媒体对利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否被侵犯的关切，但是我有很多理由怀疑这种关切的目的是不单纯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对于卡扎菲屠杀平民的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于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侵犯，它们从来没有表达出同样的关切。就好像的黎波里的平民的人权是人权，班加西和巴勒斯坦的人权就如粪土一般，这和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关于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的也门数百万民众示威游行的新闻，这些人要求总统萨利和下台的诉求就不需要被关注吗？诚然，也门和巴勒斯坦没有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在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但我以为石油和自由不止差一个三点水。也门虽然没有石油，但这里地扼红海要冲曼德海峡，每年两万多艘货轮从这里通过，约占世界商品贸易运输的8%，石油运输的12%；南部的亚丁湾则紧邻世界海盗中心索马里和吉布提，因此也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
> 中国媒体不愿承认在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是革命，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并不因此感到焦虑，因为我知道他们早晚要承认。中国媒体经常把阿拉伯革命称为动荡、动乱或者街头政治。我能理解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我以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稳定也要静中有变，毕竟丑化别人的形象并不能达到美化自己的作用。
>
>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媒体始终不肯将发生革命的这些国家承认为"阿拉伯世界"，这一点让我不能理解。这些国家的统称，不是中东，也不是西亚北非。我不需要多解释这几个地理名词的概念和来源，但是我想强调"中东"和"西亚北非"都是西方国家创造的带有严重殖民色彩的名词，原因是他们要保持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不愿看到这些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就像他们当年亲手比着尺子对这片土地贪婪地瓜分一样。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官方也不断强调中国与阿拉伯是
> "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各种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中阿之间也建立了中阿合作论坛这样的长效合作机制。在我和中国百姓的交流中，我也能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阿拉伯团结的期望。在出租车上，当司机问到我的家乡时，我已经习惯于不说出我的国籍，而说我是阿拉伯人。以前每当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司机总是无厘头地把我当成巴基斯坦人，殊不知这两个国家相差千里。有一次我告诉司机我是阿拉伯人，司机一句话直截了当地说，你们阿拉伯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这个普通百姓一句话正中要害，无疑是向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我当时不服气，很想反驳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不太团结。但他的话是事实，忠言逆耳，我无法否认。我同时跟他说，我们的人民都很团结，不团结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些总统和当权者，也就是你们中国媒体通常把他们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那些人。当我正准备告诉他，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爆发了革命，并且已经在团结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我已经结账下车了。后来我开始担心，在中国的媒体上，或许他不会看到这些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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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Re: 关于那个被拆迁的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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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革命作为一起全方位多层面的变革，本身就是最具价值的新闻。而现在，伴随着阿拉伯革命的发展，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成为了各国媒体和网民的焦点。一家外国媒体刊登的《中国媒体的鸵鸟政策》一文就指出，大部分中国媒体的报道集中在实际的冲突以及西方是如何"攻击"利比亚的。与之相比，对于卡扎菲的政权是如何分裂的，利比亚长期以来的政治现状以及为什么如此多的民众对统治者不满等这些利比亚本身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分析却寥寥无几。

每一次看中国媒体对于阿拉伯革命的报道，我感觉我的血压会升高，我的肾上腺素会分泌加速。同事建议我减少阅读中国报纸的频率，"总看这个对身体没好处"，然而玩笑归玩笑，我没有办法改变。看中国报纸已经成为我每天必做的事情，明知有害却叫我欲罢不能，就像抽烟和喝咖啡一样，成了积重难返的"坏习惯"。当然，这种"害"不是说中国媒体本身，而是他们看待阿拉伯问题的立场对民意的一种刻意误导。

我不理解一家媒体花那么多钱做那么周密的准备派自己的记者到危险的利比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个记者每天对着卡扎菲的电视台为国内做同传，那这种新闻在北京不能做吗？这不是在浪费金钱吗？中国记者在连线中不断强调大部分利比亚人都支持卡扎菲，难道那些整日聚集在广场和街道上的反对派们都是天外飞仙（或者中国媒体也像卡扎菲一样，认为这些示威者是"老鼠"）？中国媒体告诉我们卡扎菲的部队如何如何将反对派击溃接连收复失地，却不告诉我们替卡扎菲杀掉他的人民的有几万杀人不眨眼的外国雇佣军；它们告诉我们利比亚人都享有免费的医疗保险，却不告诉我们卡扎菲在长达42年的统治时间里在利比亚建了多少所医院；告诉我们的黎波里的人民对卡扎菲上校感恩戴德，却不提在这个每天出口160万桶全世界最昂贵的石油的国家，600万平民每人能分上几杯羹。所谓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无非只是张空头支票。

另外，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接受了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空袭，无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是希望借助多国部队的军事干预给代表阿拉伯民意的利比亚反对派留下最后一条活路。然而中国媒体误解了，轰炸开始之后，原本不关注阿拉伯革命的中国媒体瞬间亢奋起来，俨然成为一个坚定地反霸权主义斗士。对于"1973号决议"的断章取义，对于破坏停火协议的双重标准，对于外国雇佣军的缄默不语，对于空袭原因的刻意误读，让懂得综合各种信源了解真相的中国观众很快就意识到了中国媒体的立场与口径――只强调西方空袭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鲜少报道卡扎菲对人民凶残横暴的镇压和屠杀。

我注意到一位中国记者把卡扎菲和萨达姆作比较，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人是没有可比性的。萨达姆下台近10年，他的幕僚如今或早已毙命或身陷囹圄，却很少有人对他提出批评。而如今卡扎菲的官员我们几乎一个也见不到了，不是临阵倒戈就是被卡扎菲扣押，能跑的都跑了，就连卡扎菲最值得信任的外长穆萨・库萨也转道突尼斯向英国投诚。中国媒体或许不知道它们的故意失误已经被网友发现，在CCTV援引利比亚电视台的报道称利比亚前内政部长尤尼斯没有叛逃（利比亚电视台当时播放了几年前尤尼斯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画面造假）之后不久，尤尼斯就出现在半岛电视台辟谣，表示自己已经加入反对派阵营，然而后者没有进入到那些中国主流电视台的新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常常夸大所谓革命领袖的作用，卡扎菲也就光荣地成为了"被受益者"之一，甚至有人把卡扎菲的《绿皮书》同中国的红宝书相比。然而如果你足够了解阿拉伯社会，你一定会做出相反的结论，《绿皮书》早就成了利比亚，甚至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笑话。卡扎菲在书中的言论不但与他实际的执政方式不同，还经常自相矛盾令人费解。谁都不知道卡扎菲为了将这不呕心沥血的著作翻译成全世界各种语言――包括一些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的语言――这一工程花费了多少钱。这本书中国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过这本书的中文版，我在这里不再多提，大家可以自己查阅。特别是他关于男女有别的言论，我敢保证，这些言论给你们带来的快乐不亚于时下最流行的段子。

按照我的理解，全面报道一个事件是媒体的责任和义务。媒体应该所见所知即所报，不管这些信息是否符合你的价值观。利比亚电视台可以作为一个信源，通过它你可以了解的黎波里和卡扎菲阵营的情况，但这绝不是唯一的信源，班加西的反对派也是人，他们也是这场冲突的重要当事人。而我所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媒体的记者每天活跃在的黎波里的宾馆和大街小巷，跟着卡扎菲的手下到他们安排的街道、医院、学校参观采访，他们的LOGO时常出现在手持卡扎菲画像喊着口号的的黎波里大妈面前，而在反对派大本营重要的发布会上，你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

信源与信宿，或者说媒体与受众是以信息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信息的可靠性和客观性就成为了衡量媒体公信力的标准。媒体不是教师爷，它只是一个行业，一个承担着信息传播义务的行业。然而，每每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中国公共媒体在第四权力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逊于网络和自媒体，那些懂得获得多种信源并将它们解构吸收的受众，它们会同时通过网络来了解利比亚的局势。有些敢于挑战官方媒体权威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所传播的信息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比如老榕，据我所知，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十七万中国网民通过他的榕通社观看了即时的网络直播，一些中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单一的信源获取信息，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利比亚战争中的立场再也不像从前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那样统一了。这一方面归功于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反思中国媒体不断沦丧的公信力。

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按道理来说，中国媒体理应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与之等同的地位和影响。但遗憾的是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并不存在，我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就是中国媒体缺乏自身的公信力。在国外，公信力就如同媒体的生命力，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最终会走向倒闭，当然中国媒体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450亿人民币推动中国的主要媒体向国际扩张的方案，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问题是，这些媒体在国内得不到信任，怎么能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埃及、也门等国的官方媒体已经成为了鲜活的例子，正是由于它们的内容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因此这些媒体也间接地为独裁者的下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埃及革命期间，埃及电视台为了号召广场上的示威者回家，每天的天气预报就是"今天特别冷，很可能下雨"，还有一个流传于解放广场的笑话辛辣地讽刺了埃及电视台，在周四晚上埃及电视台的节目播放完毕后，主持人微笑着向观众道别，"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星期六见！"，这无非是为了防止愤怒的埃及人在周五休息日将革命推向高潮。这些失败者的教训值得所有媒体反思。

我们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着很多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威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可能会经历一段复杂的时期，摩擦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媒体得不到自己民众的信任，那么要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媒体都喜欢给自己贴上客观、中立、平衡的标签，但这些信条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媒体要迎合受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要站在人民的一边，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因此在很多情形下媒体无法做到中立。

我们已经通过中国的媒体同行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在利比亚东部，中国记者已经成为了不受当地民众欢迎的对象，我本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忧虑。不谦虚地说，几年以来，为了能够让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用阿拉伯的眼睛，不通过第三方去认识、了解中国，我个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当我看到中国媒体用这样的报道破坏我们所共同建立起的信任时，我同样感到痛心。

我们感谢中国媒体对利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否被侵犯的关切，但是我有很多理由怀疑这种关切的目的是不单纯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对于卡扎菲屠杀平民的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对于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侵犯，它们从来没有表达出同样的关切。就好像的黎波里的平民的人权是人权，班加西和巴勒斯坦的人权就如粪土一般，这和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关于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的也门数百万民众示威游行的新闻，这些人要求总统萨利和下台的诉求就不需要被关注吗？诚然，也门和巴勒斯坦没有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在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但我以为石油和自由不止差一个三点水。也门虽然没有石油，但这里地扼红海要冲曼德海峡，每年两万多艘货轮从这里通过，约占世界商品贸易运输的8%，石油运输的12%；南部的亚丁湾则紧邻世界海盗中心索马里和吉布提，因此也门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中国媒体不愿承认在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是革命，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并不因此感到焦虑，因为我知道他们早晚要承认。中国媒体经常把阿拉伯革命称为动荡、动乱或者街头政治。我能理解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我以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稳定也要静中有变，毕竟丑化别人的形象并不能达到美化自己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媒体始终不肯将发生革命的这些国家承认为"阿拉伯世界"，这一点让我不能理解。这些国家的统称，不是中东，也不是西亚北非。我不需要多解释这几个地理名词的概念和来源，但是我想强调"中东"和"西亚北非"都是西方国家创造的带有严重殖民色彩的名词，原因是他们要保持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不愿看到这些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就像他们当年亲手比着尺子对这片土地贪婪地瓜分一样。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官方也不断强调中国与阿拉伯是
"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各种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中阿之间也建立了中阿合作论坛这样的长效合作机制。在我和中国百姓的交流中，我也能深切感受到中国人对于阿拉伯团结的期望。在出租车上，当司机问到我的家乡时，我已经习惯于不说出我的国籍，而说我是阿拉伯人。以前每当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司机总是无厘头地把我当成巴基斯坦人，殊不知这两个国家相差千里。有一次我告诉司机我是阿拉伯人，司机一句话直截了当地说，你们阿拉伯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这个普通百姓一句话正中要害，无疑是向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我当时不服气，很想反驳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不太团结。但他的话是事实，忠言逆耳，我无法否认。我同时跟他说，我们的人民都很团结，不团结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些总统和当权者，也就是你们中国媒体通常把他们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那些人。当我正准备告诉他，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爆发了革命，并且已经在团结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我已经结账下车了。后来我开始担心，在中国的媒体上，或许他不会看到这些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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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转贴公社】 Community is blocked?

确实是没有人发帖。

不过，这里只要我还在上网，这里就会一直存在下去的。

2011/4/15 Hengzhi Zhang <fose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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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 one can confirm wit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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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1日星期一

【转贴公社】 深圳清出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

【深圳商报讯】(记者 黄 顺)
昨日，深圳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公开提到"治安高危人员"。据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申少保称，过去的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

　　据申少保介绍，深圳大运安保工作的真正难点在社会面，而社会面治安管控的难点在人口管理、特别是流动人口管理，人口管理的难点则在于对"治安高危人员"的管控。今年1月1日至昨日，深圳警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通过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员"、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犯罪、严密治安防范网络、构建群防群治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抓获了一批违法犯罪人员。

　　行动期间，警方加大了对团伙和系列案件的破案力度。全市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371人，同比上升5.4%；破获刑事案件7679起，同比上升37.3%；治安拘留1731人、强制戒毒829人、抓获在逃人员921人。今年第一季度，全市接报110警情数，同比、环比双下降，其中刑事警情环比下降24%。作为大运会开幕式、闭幕式所在地，南山公安分局刑事警情降幅为全市最大，同比下降11.6%，环比下降24%。

　　据统计，"百日行动"中，警方共出动警力28.4万人次；检查出租屋33万余间(次)、网吧、旅业、休闲娱乐场所、其他场所16万余家(次)；处罚出租屋主2300余人，停业整顿、取缔黑网吧、旅业及其他场所1180余家。通过系统筛查和公安机关实地排查，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理出深圳。

　　申少保强调，今年截至昨日，已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受到震慑离开深圳，但这还不是全部。接下来，深圳警方将继续对"治安高危人员"进行严格监管。"这些人的数量与深圳近1500万人口数相比，不到百分之一。"申少保说，"如果公安机关连这都不作为，那还谈什么安保工作。"

　　相关链接

　　哪些人属"治安高危人员"

　　在昨日的发布会上，申少保解释了深圳警方对"治安高危人员"的界定。

　　他表示，这类人员概括地讲，就是无正当理由长期滞留深圳，行踪可疑，对我市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的人员。第一类是，同时满足"流入我市、有刑事犯罪前科，长期滞留深圳，且无正当职业及合法经济来源"的；第二类是，同时满足"没有正当职业，生活规律异常或经济来源可疑的人员，特别是经常昼伏夜出，有群众举报，具有现实威胁的"；第三类是，涉嫌吸毒、零星贩毒、涉嫌销赃的；第四类是，使用假身份证在旅业居住，或租房的；第五类是，长期滞留深圳、明显靠非法收入生活的，比如操纵儿童乞讨、扒窃人员；第六类是，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对他人有危害的；第七类是，有报复社会的极端言行，可能危及他人或公共安全的；以及其他一些未列举的，对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有现在或潜在危险的。(黄
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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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7日星期四

【转贴公社】 刘飞跃专访冯正虎

http://fengzhenghu.wordpress.com/2011/03/30/%E5%86%AF%E6%AD%A3%E8%99%8E%E5%A6%82%E4%BD%95%E5%BA%94%E5%AF%B9%E5%BC%BA%E8%BF%AB%E5%A4%B1%E8%B8%AA%E5%8F%8A%E9%9D%9E%E6%B3%95%E6%8B%98%E7%A6%81%EF%BC%9F/

在目前的中国，"不稳定分子"们经常受到各种监控而失去人身自由，这些监控包括被跟踪、被监视、被窃听、被旅游、被失踪、被关押等等。可能我们暂时改变不了这一切，但我们可以将它们曝光在阳光下，曝光也是一种抗争。

冯正虎先生是国内知名维权人士，常年因受到各种监控、关押而失去人身自由，其中最近一次发生在201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2011年3月24日，本工作室刘飞跃专访了冯正虎先生，分享了他反监控、不屈服，应对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心路历程，下面是访谈全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首先请您讲一下您是哪一天被带走的？当时的情况如何？

冯正虎（以下简称冯）：2011年3月3日上午8：30左右我在家吃早餐时，上海市国保局警察张某某（每次率队来我家抄走电脑，但是连姓名都不敢告知。）、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警察陆巍峰率领五、六名警察、社保人员闯入我家，出具五角场派出所的传唤证，其传唤案由是"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社会秩序"，实际上我从未做过任何涉嫌违法的事。我被传唤已不计其数，其理由一律是"涉嫌以其它方式故意扰乱社会秩序"。什么是"其它方式"就是什么方式也没有，是国保警察非法抓人报复的一个借口。当日又一次遭受抄家，抄走一台电脑、一部手机，这是我一年内被抄走的第十台电脑。

当日约9：00我乘警车抵达杨浦区五角场派出所，被关押在询问室里，没有一位警察来做询问笔录，也没有任何人告知我究竟有什么涉嫌违法的行为，一直被关押至下午1：30许。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与三位从上海保安公司雇佣来的保安人员将我从讯问室押到停在派出所外边的一辆普通桑塔纳小车上，与其他两辆小车一同驶向上海市崇明县的长兴岛。当日下午我被非法拘禁在偏远海滩边的一个"黑监狱"（鹿鸣农庄），每日24小时由7名便衣警察及保安人员贴身看守，直至3月21日被释放，整整非法拘禁19天。

刘：您当时对这个行动有进行抗议吗？

冯：我当场谴责这次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行为，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抵抗。一年期间内，我已经历5次被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事件，在"黑监狱"里我也曾用绝食或冲撞的行动方式反抗，但这次我极其平静地忍受非法拘禁的迫害。我清楚：向这些直接看守我的警察抗议是多余的，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而为了养家糊口的工作不敢抗拒上级的命令。实际上，这些底层的警察及保安人员与我一样都被上级领导的权力绑架在'黑监狱'里，也没有人身自由，仅比我多一个可以对外联系的手机而已，也是这个违法体制的牺牲品。

刘：您被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冯：我被非法拘禁的"黑监狱"，位于上海市崇明县长兴岛东部海滩边，在一个橘子园内的一家无人知晓的小农庄（长兴鹿鸣农庄，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丰村永丰果园
电话：021-33801779），离上海市区很遥远。这个偏僻的农庄周围没有公交路线，晚上漆黑一片，除了周末有一些关系客人来聚餐，平时只有我们这些特殊客人。

我与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江浦派出所的社保人员老常及三位由国保警察雇佣的保安人员（退役军人）同住一间单独大套间。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局国保处警察沈国良、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居住另一间客房。

没有执法凭证的三名警察与没有执法资格的四名保安人员在一个非法的关押场所拘禁一个合法公民。房间的窗户外加一层铁栅，门也是两道的，囚犯插翅难逃。没有电话，又在看守们寸步不离的监控下，受害者要向警方110、督察队或检察院报案求救是绝对不可能的。

刘：那里面的监控状况如何？您有点自由吗？看守们对您有不利或粗暴的行为吗？

冯：我被强迫失踪的一刻起，手机就被没收了，中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没有人身自由，不可以单独一人行事，一切都在看守人员的严密监控下行事，如同在监狱里生活一样，也可以看电视、看书、放风散步。白天我在农庄院子内散步，在房间里看电视，看守人员都贴身陪同。晚上睡觉，看守人员陪同，他们还要轮流通宵值班，用长沙发椅子顶住房间门，预防我逃跑。

看守们对我没有粗暴行为。我与他们相处很久，彼此比较熟悉，常有机会与他们谈谈法治的道理及社会趋势，他们虽然在做违法的事，但其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明事理的，不会死心塌地作恶。而且，他们明白：我若遭粗暴行为，肯定会拼命反抗，不惜同归于尽，这样反而不利于他们自己。他们也清楚：在这个非法拘禁的处境里，他们的粗暴行为会激怒被拘禁者自卫反抗，如果被拘禁者致伤或致死，就会追究看守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如果绑架者或看守者致伤或致死，就是罪有应得、责任自负，指使违法行为的上级领导都会赖得一清二楚、推却责任。

我已曾经沧海，心平如镜，或许还有点国际知名度，所以在非法拘禁的处境中还能与看守人员关系相处得平平常常、不亢不卑，平安度过这个预先不知期限的非常时期。

刘：在那里他们让您做了些什么呢？在里面的生活情况还行吧？

冯：他们执行上级指令，把我关在农庄里与外界隔绝，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除此以外不要求做什么。他们对改造我这块石头已失去热情。我主张的"护宪维权"理念是处于正统、正道、正义的地位，而我的维权行动都是公开的、合法的，他们还能让我做一些什么呢？我一直公开主张：爱中国、坚守宪法法律、支持中共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治国"的政治路线。国保警察总不会公开要求我反中国、反法律、反党中央吧。所以，他们也避开与我谈这些严肃的话题，免得双方不和谐，影响上级任务的顺利执行。

这次我也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随便他们关押我多久，非法拘禁的事实一旦成立，追究责任是迟早的事，没有必要与这些基层警察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安心，看守们也放心。我告诉他们："我不会逃跑，也不会与你们作斗争。你们应该吃好、睡好、玩好，好好旅游一番。国家这么多维稳费，你们不用，也让其他人浪费了。"其实，这个偏僻地方也没有什么好玩，他们天天打牌、看DVD影视片、打康乐球来打发时间。

我早上起床后在农庄的院子里慢跑2-3圈，白天看电视或DVD影视片，与看守们一起看完九十五集电视连续剧《新版三国演义》，3月11日起天天观看中央电视13台播放日本地震新闻，为在日本的亲友及遇灾民众祈福。天气晴朗时，就在农庄院子里闭目养神晒太阳，或散步思考。每天的时间也过得很快，吃了中餐，又是晚餐，天天与看守们一起聚餐，四菜一汤。

3月2日也就是我被强迫失踪的前一天，我似乎预感到自己又会被非法拘禁，在当日的推特（http://twitter.com/fzhenghu）上写道：他们要把我作为假想的敌人，我也无可奈何，软禁也好，传唤拘禁也好，只好顺其自然，我暂时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唯有先改变自己的心态，以平常心看待不平常的生活。

刘：您是哪一天获释的？获释的过程如何？

冯：3月21日下午我被释放回家。

当日上午上海市国保警察张某某与另一位国保警察从上海市区驱车抵达鹿鸣农庄，他们在杨浦区国保警察沈国良的陪同下进入我的房间，找我谈话。张某某说："你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他："在这个偏僻的农庄，一切很安静，我平静的连一点想法都没有。"他说："你过去曾经被关过41天，这次还只有十几天。我们不能把你一直关下去。你想回家吗？"我告诉他："你们有权力，想抓我来，我就来了，想让我回家，我就回家了。你们想关我多久，我就住多久。"他希望我谈谈想法，似乎要有一个释放我的台阶，但我已没有兴趣与他们玩这个把戏。我告诉他："我们之间没有必要交流看法，你认为你们的做法是对的，我认为你们是错的，这种非法拘禁的行为要让第三人评论，而且不久的将来自有公论。"最后他自言自语一番，我就敷衍了事地只听不辩，谈话也就匆匆走过场。

中餐以后，上海杨浦区国保警察沈国良、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陆巍峰来告知我，下午可以回家了，并请求我回家后当晚不要出门，避免与我家门口的看守们发生冲突，明天可以自由出门。

下午1：30许，我被三名社保人员押入一辆普通桑塔纳车，由五角场派出所警察陶卫国驾驶，前面还有一辆普通桑塔纳车带路，我们一行八人离开鹿鸣农庄直驱上海市区。我不明不白地被关押，又不明不白地被释放回家。

人回家了，但抄走的电脑、手机却如同没收一样，有去无回。在没有法治的中国，做一名国保警察是无限自豪的，可以随意抓人，也可以任意剥夺他人私人物品，没有法律可以制约其违法行为。我只好又一次破财消灾，回家后当即购买一台电脑，这是我的第十一台电脑。

刘：我知道您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被失去自由很多次了。对这些行为您主张进行非暴力抗争，这也是我的主张，能让我们分享下您在这方面的体会吗？

冯：是的，我从2010年2月12日回国起，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家门口每天24小时由十几人轮番站岗放哨，以传唤的方式被带入五角场派出所内限制人身自由的遭遇已不计其数，五次强迫失踪及关押在"黑监狱"，加上2009年2月15日从北京被绑架回上海非法关押在封闭式的旅馆房间里长达41天的这一次，我已经历了六次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事件。

我一直主张非暴力抗争，尤其在社会改革的这个层面，改革者绝不使用武装暴力，应当和平依法推进社会改革。但是，在具体的人权个案中，我不反对受害者的自卫反抗，甚至不惜用生命来捍卫自由权利与做人的尊严。

以被旅游或传唤名义绑架一些官员认定的麻烦公民，并将其长期拘禁在一个非法的关押场所，这种法律外的维稳办法现在很盛行，类似于2003年孙志刚致死事件前的收容遣送制度。更糟的是，这些警察实施的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举措，连一个政府部门文件的公开支持都没有，而是现行法律严加禁止的。

非法拘禁中遭受暴行，还是善待，其实是个次要问题，这仅仅关系到看守人员与受害者的个性及心理素质，因人而异。"黑监狱"不同于受法律监管下的监狱或看守所，囚犯没有人身安全的保障，关押期限与处境都是无法预期的，时时处于被绑匪撕票而无救援的恐惧之中，其精神受到极度伤害，而难以忍受的心理恐惧又会导致身体伤害，自杀或在暴力反抗中致伤致死。受害人突然失踪，而派出所又不立案查办，其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事件对受害人的家属及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人身安全的威胁与恐惧。所以，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危害性对每一个受害者及其家属、周围的民众都是同样的。

警察不遵守法律，不走合法的司法途径去办案，而是滥用职权，利用非法拘禁的犯罪方式去监控公民，并授与没有执法资格的普通保安人员去行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这表明社会管理的极度混乱，使国家处于危险境地。当然，在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已庄严宣告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的大好形势下，国保警察也只好偷偷摸摸、东藏西躲地实施这些违法手段，还要提心吊胆地担心玩火自焚的情况出现。对于看守们及指使者来说，这些被非法拘禁的麻烦公民，既是恐吓他人的人质，又是炸死自己的炸弹，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在关押中逃跑中致伤致死或与看守们同归于尽的悲剧事故。如果在非法拘禁中出现一个孙志刚、钱云会或杨佳，只要其中一件事故的发生，互联网上就会怒火燃烧，震撼朝野，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做法就如同当年的收容遣送制度招致数亿民众的谴责，一夜间顷刻废除，作恶的看守人员最后成了替罪羊。

我不喜欢不死不活、苟且偷生，要么壮烈的死，要么快乐的活。我应对非法拘禁的迫害有二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自卫反抗、以身殉法。我第四次被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时，曾试图这种方式。10月25日至31日是上海世博会闭幕期的指定参观日，我却又一次莫名其妙地被绑架到上海市的横沙岛，在海滩边的度假村里被非法拘禁一周。我被强行失踪的当日早上，妻子为了我的人身自由在我家小区门口与看守人员的搏斗中血染手指。为了抗议警察的违法行为，我连续三日（10月26日至28日）绝食，并写下遗言："人无尊严，鸡犬同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一位国保警察小头目喝酒后威胁我，命令一位民警："把冯正虎扔到河里去！"我当即冲上去，要求他们扔。若他们敢做，我就要与这位敢作恶的小头目同归于尽，成全自己做烈士当英雄的心愿，这是求仁得仁吧。但是，警察不敢，仅是酒醉气话。其他看守人员劝架，并自诉不得己违法的苦衷，使我同情这些底层警察的难处，放弃了与他们的直接对抗。他们不做凶神恶鬼，我也成不了烈士英雄。

第二种方式就是不抵抗、不屈服。受害者个人是很难改变这个普遍的违法现状，而且这些底层的警察也是无法抗拒上级的违法命令，法律已到了死亡的边缘，我与看守们及指使者都是这个违法体制的牺牲品。我暂时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唯有先改变自己的心态。实施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权力是强大的，受害者即使抵抗，也无法改变其被非法拘禁的期限与处境，除非以身殉道。但是，我可以把苦难变为修炼，做到身体不抵抗，心理不屈服。难得糊涂，快乐坐牢；修身养性，来日方长。达不到心理恐惧的目的，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手段就失去作用。我失去自由时就休息学习，有自由时就继续战斗，揭露罪恶，护宪维权。最近一次我安心快乐地与看守们共度"黑监狱"的生活，因为我已清晰地看到中国的未来，光明即将到来。

这两种方法孰是孰非，因人而异，因时而变。非法拘禁中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变因，我也无法保证自己是否会成为孙志刚、钱云会或杨佳，非要"我以我血荐轩辕"，但我希望我是冯正虎。中国绝大部分政府部门与民众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法治国家，中国政府应当制止警察滥用职权非法拘禁公民的违法行为，即使一个公民成为国家的敌人，也应当通过合法的司法手段立案处罚。

最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各级政府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国保警察也应该听党的话，依法办案，终止使用强迫失踪及非法拘禁的违法手段，保障公民的法定权利与人身财产安全。

2011年3月3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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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6日星期三

【转贴公社】 鲁迅之子周海婴今天凌晨在北京逝世

中新网北京4月7日电(记者 张哉麟)广电总局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对中新网确认，鲁迅之子周海婴今天凌晨在北京逝世。

　　这位工作人员不愿透露更多信息，他表示，稍后会在广电总局的网站上统一发布消息。

　　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儿子，出生在上海，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他1952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参加工作，曾任广电总局干部。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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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西安音乐学院声明

4月6日西安音乐学院在其官方网站刊登文章《关于网传药家鑫案件、李颖网贴事件的情况说明》，全文如下：

　　药家鑫一案发生后，在我院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为此，学院根据省委教育工委的要求，于上学期末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法律法规和思想道德专题教育活动，全院上下认真反思了药家鑫案件的教训，查找了工作中的不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做好教育管理工作。

　　3月23日，根据上级安排，我院组织40名师生旁听了药家鑫一案的开庭审理，并向全院师生作了汇报传达。全院上下一致认为，药家鑫行凶杀人受到法律严惩是其罪有应得，咎由自取。我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坚决拥护法院依法判决。我们应该以药家鑫为反面教材，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

　　4月3日，网上传出所谓"西安音乐学院学生李颖"的帖子，并称其是药家鑫的"同门师妹"所为。经网上搜索得知，此贴最早出现在2010年11月29日，时经4个多月后被人复制链接在网上快速传播，受到网友纷纷遣责。经核实：我院在校学生中没有李颖其人。为慎重起见，又查阅了我院历届毕业生名单，有1位叫李颖的，已毕业离校。此李颖是不是网上发贴的李颖，学院无法联系到本人，也无法核实网传帖子是否是其本人所为。

　　鉴于此事已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为澄清事实，以正视听，我们的态度是：

　　第一，对药家鑫案件，我们一是义愤，二是痛心。义愤的是药家鑫交通肇事行凶杀人，丧尽天良，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药家鑫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我们国家是法制国家，任何人的犯罪行为，都应该按照司法程序处理。我们坚信法院最后的判决是公正的；痛心的是药家鑫一案发生在我们身边，给学校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亡羊补牢。

　　第二，对李颖网贴事件，我们一是义愤，二是遗憾。义愤的是其言论极不负责，是非不分，缺乏公民最基本的思想道德素养，我们决不认同，它也代表不了西安音乐学院大学生的态度和观点；遗憾的是在网络虚拟环境下，这种错误言论被大肆传播，不仅给全院师生抹了黑，也在误导社会舆论。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切勿上当。

　　第三，全院学生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在完成好学业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思想和道德素养。对网上传播的此类言论不要跟帖回复，不要随意发表议论，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炒作。

　　第四，全体教师干部要从药家鑫案件、李颖网贴事件中吸取教训，痛定思痛，明辨是非，不传谣、不跟风，把主要精力放在教书育人的中心工作上。

　　第五，有关药家鑫案件和李颖网贴事件，学院已向省委教育工委和教育厅作了汇报，并早在药家鑫案件发生后立即在校园网上专门开辟了《法制与道德教育》专栏，刊登有关药家鑫案件的资料信息、我院师生的认识、感受和反思，欢迎师生员工继续积极参与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一切对外表态，均由党委宣传部负责。

　　第六，各总支，各系、部(处、室)，要迅速将此情况说明传达给全体师生员工。总支书记、系主任和全体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有效减少和防止事态扩大。有关教育情况请及时报告党委办公室。对发现的有关信息要随时报告。

　　201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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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4日星期一

【转贴公社】 Re: 一个被拆迁者的日记---2011年4月3日 星期六 晴

触目惊心！

非常关注后继发展。

你把照片当做附件一起发，我愿意贴在我的Blog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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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日星期六

【转贴公社】 揭密光启网球俱乐部：只接待大人物的拆迁公司

离黄浦江不到50米的一座老厂房里，隐藏着四块上海最高水准的网球场，连很多周边的居民都不知道。

　　出入这个"堪称上海一流"网球俱乐部的，都是"不能说"的大人物。附近小厂的工人连散步时靠近俱乐部周围，都会被保安勒令远离。

　　这个网球俱乐部的全资股东光启公司，是徐汇区四家持有房屋拆迁资格的公司之一。尽管一直遭到各处动拆迁居民的公开抗议和投诉，仅2009年，该公司就承担了全区超过六成的动迁任务。

　　远离游人如织的外滩，位于黄浦江南段的徐汇滨江区域，幽静安宁。

　　江边，是上海飞机制造厂搬迁后遗留下的大片厂房，早已破败不堪，除了少量在此租赁生产的小企业员工，这一带鲜有路人出没。

　　就在离黄浦江不到50米的地方，一个铁栏隔离的大院里，有一座毫不起眼的浅绿色老厂房。连很多住在周边的居民都不知道，这厂房里，还隐藏着四块上海最高水准的网球场。

　　这四块网球场的使用方名叫"光启网球俱乐部"，除了玻璃门上印有一行豆腐大小的名字外，这个俱乐部没有挂出任何招牌，但外墙上隔几米就可以看到一个的监控摄像头，却似在提示着这里的不凡。

　　光启网球俱乐部不对外营业，也"没有价格"，却时而在晚间灯火辉煌，热闹欢腾。

　　与这四块网球场在同一屋檐下的，正是光启公司，而光启网球俱乐部，正是这家拆迁公司100%持股的下属单位。

　　"没有价格"的俱乐部？

　　这四块网球场的基础、围网、灯光、面层和配套器材全套的造价，专业人士估测在两三百万左右。而光启公司这几年写进审计报告上的利润总额，也不过每年几十万到一百多万不等。

　　2007年初，徐汇区土地发展有限公司
(即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为徐汇区政府委托的该区负责土地储备的专门机构)和城开集团合资，组建了一家隶属于城开党委的新拆迁公司──上海城欣动拆迁安置有限公司。几个月后，城开以国有资产无偿划拨的方式退出城欣，此后这个公司由徐汇土地发展有限公司全资持股，并把名字改为了上海光启动拆迁安置有限公司，也就是现在麦琪里地块的拆迁方。

　　2007年9月，徐汇区国资委宣布了光启公司干部任职名单，股东单位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主任李忠辉兼任光启公司董事长，而长期在徐汇区从事拆迁生意的章立担任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运作。

　　现年 48岁的章立新，1983年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之后，曾在安徽宣城师范附中(现孙埠中学)任教。1990年，章立新从安徽一个地级城市突然调入上海，进入徐汇区建委工作。

　　但章从政时间并不算长。1994年，他离开建委，并作为创业骨干进入上海徐汇区房屋动拆迁有限公司 (简称徐汇拆迁公司)工作，之后长期担任公司总经理。

　　这家名头看起来颇像国有机构的民营企业，其实是原徐汇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董文庆1994年下海创办。

　　徐汇拆迁公司成立后，适逢上海城市建设的高潮迭起，背靠雄厚的政府资源，获得了大量业务，并以"雷厉风行，敢打硬仗"著称。至2003年，这家"雷厉风行，敢打硬仗"的公司，共动迁了28个基地，拆除房屋建筑面积总共接近37万平方米。

　　不过，最近这些年里，上海加紧了对动拆迁的管控，不再获得拆迁资质的徐汇拆迁公司逐渐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于是，2007年光启公司成立后，曾在私营拆迁公司"发财"的章立新转身回到体制内。

　　章立新刚一走马上任，光启公司即开始大举招聘专职网球工作人员。

　　记者在一份光启公司当年的招聘材料上看到，要求是招募十位"18－22岁，女，身高160cm以上，外形较好，吃苦耐劳，爱好文体活动，会打网球者优先"等。

　　2008年3月，一家名为"上海光启网球俱乐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徐汇区社团管理局注册成立。

　　俱乐部的法定代表人正是章立新。

　　不过，和一般的经营性健身俱乐部不同的是，光启网球俱乐部并没有以成立公司的方式到工商局登记注册，而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只能是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事实亦是如此，记者从光启公司内部以及曾在其中打球的人士获得的反馈是，这是一家"没有价格"的网球俱乐部。

　　不仅如此，光启公司还在这个俱乐部里痛下血本。

　　比如，四块专业人士口中"不输一些沪上知名网球场馆，堪称上海一流"的网球场地，就是请的"大师杯"等高级别专业比赛场地施工单位，亲自操刀。

　　这四块网球场的基础、围网、灯光、面层和配套器材全套的造价，专业人士估测在两三百万左右。而光启公司这几年写进审计报告上的利润总额，也不过每年几十万到一百多万不等。

　　而且，光启公司还高薪聘请了多位高水平科班出身的专业网球教练，全职在此工作。

　　据记者了解，在上海这个档次的网球场馆租金加教练服务两项，每小时收费500－700元。

　　更有知情人士透露，里面休闲设施亦配备俱全，"非常高档"。

　　谁的俱乐部

　　光启网球俱乐部完全不对外营业，只接待"有人介绍"的"会员"。

　　如此用心良苦打造的网球俱乐部，到底为谁开放？

　　春节前夕，记者造访这家毗邻光启公司的网球俱乐部时，当时被身着短裙制服，盘着长发的两位美貌接待小姐告知，光启网球俱乐部完全不对外营业，只接待"有人介绍"的"会员"。

　　而记者此后再次致电光启网球俱乐部时，还被告知过"早已停业"。但同期照样有"会员"在此打球，网球教练等工作人员，亦照常上班。

　　在互联网上，也查不到这家网球俱乐部的任何宣传信息。

　　在一位在附近租赁厂房生产的小企业员工看来，在这个俱乐部出没的都是"不能说"的大人物。他说，他们这样的小厂工人，连散步时靠近网球俱乐部周围，都会被保安勒令远离。

　　光启公司内部人士透露，"领导"，正是这家俱乐部的主要接待对象，公司聘请的网球教练，就是用来陪"领导"打球。

　　这一说法，记者也从曾在此打球的俱乐部客人、和政界熟稔的高端网球专业人士等方面，获得了反复的确认。

　　上述小企业员工还反映称，别看此处白天毫不起眼，但有时晚上灯火辉煌，热闹非凡，门口停满了轿车。

　　"圈子"之内有乾坤？

　　徐汇区国资委网站显示，仅2009年光启公司就承担超过全区动拆迁总量60%的任务。

　　在上海政商界，网球这个运动在一些圈子里极为流行，不仅能锻炼身体，还是一种联络"感情"的方式。

　　知情人士透露，活跃在光启网球俱乐部里的，正是一个人脉早已外延至更大范围的政商圈子。圈外之人，绝不会无端踏入此地，这个圈子的人，也不会轻易出没在其他圈子的"地盘"。

　　据记者多方了解，官员出身的章立新也是资深网球爱好者之一，作为徐汇区网球协会一员，他过去还不时参加一些协会比赛。

　　重金砸入并维系俱乐部运营的光启公司，作为徐汇区四家持有房屋拆迁资格的公司之一，尽管一直遭到各处动拆迁居民的公开抗议和投诉，仍能源源不断地承揽到新的项目。

　　徐汇区国资委网站显示，仅2009年光启公司就承担超过全区动拆迁总量60%的任务。不过，这反映在当年这家国资企业账面上的净利润不到130万，而所对应的营业总收入(主要构成是预收动迁款)超过25亿元，当年的管理费用也在千万以上。

　　需要说明的是，若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拆迁公司在拆迁中主要只能赚取并不高昂的劳务报酬。但实现操作中，拆迁安置款项往往以各种形式"流失"，获得的拆迁体量越大，隐藏在其中的利益也就越多，这已是拆迁行业最基本的潜规则。

　　发稿前，记者与光启公司取得了联系，但其办公室工作人员在请示了领导之后答复说，公司不接受任何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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