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7日星期四

【转贴公社】 中央编译局言情录

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
――衣俊卿小n实录

1.人物关系
我:真实姓名常艳,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员,201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曾供职于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
院,副教授。
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黑龙江省委宣传
部长,2010年2月任现职。
杨金海:1955年生,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
曹荣湘:原为中央编译局人才处处长,后被提拔为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
董莹:编译局人才处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张萌萌:中央编译局战略所博士后,英国海归博士,我的室友。
下面的人物在我的"故事"里出现时间较晚,但起了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所以不得不列出来。

张文成:中央编译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主任。
武锡生: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刘仁胜: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江洋的师兄,段忠桥老师的学生。
马瑞: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央编译局战略部副研究员。
张志银:毕业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杨金海老师的博士后。
刘长军:毕业于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杨金海老师的博士后。

2.几点说明
其一,本文不是小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各位看客可以把它看作
一个"多情"之人写的小说,没有关系,我不在乎看客对我的评价。
其二,如是自己的主观感受,我会在文字上予以注明,否则都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再现
;您可以质疑事件的真实性,但我有保留尽量客观、真实陈述事实的权利。
其三,本文爆出丑闻,便有承受各种不良后果、法律责任及社会效应的心理准备,涉及
事件的当事人愿意起诉我的,我在等待官司及人身攻击。

一、并不愉快的相识
与衣老师(这里,我还是叫他衣老师吧)相识始于2011年3月底。此前,虽闻其大名,
但因为研究领域并不十分契合,对他的学术倒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对他的为人处世的
认知了。如果时光倒流至2011年3月29日之前,我与他都是快乐的,至少在"我们"的
事情上,都不需要耗费精力。

清晰地记得,面试那天,我穿着亮面灰色中袖西服,白色衬衫,高跟鞋,戴着镶了些水
钻的细细的发卡。从西西友谊宾馆出来前,在房间里对着镜子打量着自己,嗯,不错,
漂亮并知性、干练,外形没有问题。穿过辟才胡同的红绿灯路口,一阵风刮来,有些微
凉,毕竟是初春,路上像我穿这么单薄的人不多。我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

到了编译局,跟门卫说是来面试的,就顺利地进来了。博士后工作站的工作人员董莹给
几十位前来参加面试的人员说了些注意事项,我们大家便在一个会议室里候着。

由于报考的是脱产博士后,所以面试的次序比较靠前。我记得一进会议室的门,我对着
各位面试评委很友好而谦和地笑了下,也看到了衣老师的笑容。面试环节,我一贯不卑
不亢,陈述了自己以往的研究积累及未来的研究设想。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我特意提了
一下姜海波(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衣老师的博士生,当时还未毕业
)以拉近和衣的关系。虽说是有套近乎之嫌,但我也说的是事实。

我博士论文写的是《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理论研究》1,在毕业半年后即在中央编译出
版社出版,并于2010年桂林会议2上送给了很多学界的前辈与老师。在桂林漓江的游轮
上,我与姜海波很煞风景,面对着如诗如画的漓江风光,我俩竟然聊着学术。他建议我
下一步可以做一些恩格斯文献方面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这个方面目前做的人比较少。
从桂林回来后,一方面要准备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一方面要提交博士后报名材料中的
研究计划。我就写邮件给鲁克俭,他说就按照姜海波说的这个方向做。鲁给我定了一个
题目"恩格斯著作的写作、出版及传播研究"3。

拿着申报社科基金的论证初稿(写的比较详细),我给各位评委老师陈述了自己未来的
研究计划。印象最深刻的是,衣老师一听到我的选题是受姜海波及学界其他老师的启发
而来,一改先前对我的友好态度,很不客气地转头对柴方国(编译局马列部主任)说:
"这不就是咱们做的那个嘛!"其实,衣老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国内外马
克思主义文献的典藏与整理研究",我并不知道,而且我的论证角度与他们不一样(这
是后来我知道的)。当时,只是觉得他在嘲笑我,题目太大了。这个我现在也承认,但
我坚信,之所以能拿下这个课题,自然是我的论证有自己的独特与精到之处。

在面试中还有一个细节记忆犹新,这个细节衣也在后来与我二人所开的"卧谈会"中提
到过。他说:"你们单位能放你吗?"我回答:"我们是有协议的,只要赔钱就可以!
"4衣说:"拖家带口的!"我当时马上回应:"我家里边条件挺好的,在我的工作没
有落实之前,家里人是不会过来的!"我心里当时想的是,按照政策有些单位是会为博
士后的配偶解决借调等问题,我不需要你们为我考虑这个,我自己克服困难就是了,不
就2年嘛!

至于衣老师为什么会说这个话,我到现在也是懵懵懂懂的。总之,当时的感觉非常不好
。我与他素昧平生,怎么在听到姜海波的名字后就一改态度而刁难起我来了呢?!5因
为这次不够友好的初识,使得我们后面会有联系(我去洛阳开会,一半是为与他改善关
系),为后来有故事发生埋下了伏笔(我写到这里,很后悔,不去洛阳多好啊,不和衣
一步步走近多好啊!)。

面试中,所报导师杨金海由于父亲去世回了河南老家,其余几位导师是:衣俊卿、魏海
生、柴方国、李惠斌、鲁路、薛晓源。

魏海生问我如果脱产的招不了还读不读?我客气而委婉地笑笑说:"那可能就不读了。
"(其实,就是说脱产的招不了就不读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写到这里再插一段题外话: 杨金海在面试前给衣俊卿说了自己的倾向,脱产招那个男生,别招
我,怕我将来要在北京找工作,很麻烦(与我一同报考杨老师脱产的只有那个男生)6。也就是
说,在我进那个会议室的门之前,结果是定了的。

杨老师在我报考前,一开始说让我读在职的,后来说两种都报,意即总有在职的保底。
我报考杨老师的博士后,并非是慎重考虑的。2010年7月份出书联系了杨老师,纳入他
主编的那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丛书"7。在请他和鲁克俭吃饭时,话赶话说到
了博士后的事情。后来在11月份桂林开会时,我又说到到底报哪种类型时,杨还是坚持
是在职的。我就有一点小不高兴了,觉得这人这么不利索。我一直在想,读在职博士后
,没有多大意义,反而多了一些约束。而我已经说了要报考人家的博士后,如果不报的
话,岂不是把人得罪了,将来也没法再联系了。那怎么办呢?不是说脱产的名额少吗?
不是招不了吗?那我就只报脱产的,招不了正好,又不用读了,还不得罪人。不失为一
个万全之策。况且,当时有几家别的单位的老师,主动说让我去他们那里读博士后。

抱着来京玩两天,来编译局跺一脚认识认识衣俊卿是何方神圣,也让大家认识我一下的
态度,参加了博士后面试。

我靠自己的实力8被录取为脱产博士后。从此,我的噩梦也便开始了。

与衣的初识,给我留下了费解的谜,为什么他要为难我呢?我以后要来这里了,怎么能
改变他对我的"不良"印象9呢?带着些困惑,带着些委屈,我结束了这次北京之行。

二、进站前的交往
进站前的交往,主要指在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一事上与衣的联系。

4月份,马哲史年会即将在洛阳召开。我有点不想去了。在与姜海波打电话后,他说衣
老师去。我就想,说不准可以修补一下面试时的小不愉快。

"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1年
年会,4月16日至19日在河南科技大学召开。

16日早餐时,无意间看到衣俊卿。他吃完后从我身边走过,我很自然地起身与他打招呼
,他认出我来了,说:"你来了啊!"早饭后回到房间,我给姜海波打电话问他衣老师
的手机号。问到后,我给衣打电话,说自己想去给他送书。他说:"一会你到会场偷偷
给我吧,这会儿我在改一个稿子。"

在开会前,他与吴晓明等人站在那里聊天。我就过去把书送给他了。会后照相以及上午
的会开完后,我们有过些目光的短暂交流。看来,这次洛阳并没有白来,他对我的印象
应该是不错的。待了一天,我没有再参加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也没有参加考察,坐大巴
匆匆赶回家,还有一大堆的课要上呢!

5月份的样子,具体哪天记不得了。我得知自己通过了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的初审,兴奋
地在电话中叫了起来。马上要上会了,材料在编译局李兴耕老师手里。我给导师杨金海
打电话请他帮忙打个招呼10,杨老师拒绝我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觉得杨老师很不近人
情,现在想来,可能是他有自己的难处吧,兴许我让他说话的人是他的对立面呢!)。

尽管有其他的老师在帮忙,问题也不大。但我此时总觉得自己已经被录取为编译局的博
士后,应该"求助"于衣。晚上,我给衣发信息,请他给李兴耕说说我的事情。第二天
一早,衣说给韩庆祥说了,李未联系上。其实,我已经给韩老师打过电话,韩老师和李
兴耕在一组。在桂林,与韩老师以及他的夫人聊过,他有印象的。要知道衣是给韩说,
我就不给他说了。让韩老师觉得我这人这么事,好像不信任他似的。自衣给韩老师说过
我后,韩老师就再没有就课题一事回复过我,可能直接给衣说了吧。

等到我得知自己会评也过了时,发信息给衣表示感谢。他发了一大段给我,说在此前韩
已给他说过了。衣还在信中嘱咐我出去不要乱说,还说我素质不错将来能有较大发展,
有什么问题同他联系,等等。我心里暖暖的,觉得自己去洛阳跑一趟没有白费功夫,这
不这件事情上他就帮我了,而且还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其实,即便不找衣,会评也能过的。但我想,这是我们交往的一个借口吧。

6月的某一天,我接到博士后办公室董莹的一个电话,问我最近来北京吗,说转户口的
事情需要我自己跑一趟。我说,刚好也有别的事情,我去一趟。

6月21日晚上,给衣发信息说自己来北京了,想去拜访他。发完信息后,手机在房间充
电,我就去西单弄头发了(发梢有些黄,怕给人印象不好,去染黑了)。两个小时后回
来,发现他发了两条信息,说自己出差刚回来,明天办公室见。

第二天,6月22日,我一大早起来去西单,准备给他买个什么贵重点的礼物,以表示感
谢。商场开门都很晚,约的是下午2点见面。转了半天也没有看好合适的东西,因为那
个时候买东西怕人家觉得有特殊含义。如领带、皮带等似乎有感情因素在里边,我们还
不熟。

我打电话问姜海波买什么好,他说直接给钱比较好。那给多少呢?我一直犯愁。况且,
课题的事情,还是有别的老师起了主要作用的(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过了初评呢)
。想来想去,我就拿了一万的现金去了他办公室,先试试水吧。初次在一起聊,我倒也
不紧张。只听得他说,来了后参加典藏的课题,出国方便,编译局人际关系复杂,要低
调,等等。他还说:"以前我们拿课题,都是给10万,今年青年项目都是给15万了啊!
"(要是现在的我,他说这个什么意思,我肯定是清楚的了,但那会,我根本什么也听
不出来)临走前,我拿着一个纸袋子(内装1万现金)给他放到茶几上,说这是我的一
点心意。他过去看了一眼,然后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说只是自己的一点心意,就走了

户口的事情办了,衣老师也见了,我急匆匆买回家的火车票。没有买到卧铺,就直接买
了张硬座,先上车再说吧!

6月23日,那天记忆深刻,是北京60年一遇的大暴雨。下午4点钟从宾馆出来,走了不到
50米,天就下起来雨。情急中打了辆黑车去西站。雨越下越大,白昼如夜,车行驶在长
安街上,一路堵。司机师傅就找小路绕,绕到哪里堵在哪里。车子在水中漂着,我的心
也在漂着,司机本来要50元拉个近活儿赚个轻松钱,却没想到遇到暴雨,他情绪烦躁,
嘟嘟囔囔说自己没有买涉水险。我默不作声,心中不仅对当天是否能赶上火车充满了担
心,也对眼前这个陌生的黑车师傅有些害怕,虽然他看上去倒不像坏人;几乎看不清楚
车窗外的景象,雨水铺天盖地而来,街上的路灯、车灯、雨幕混沌一片,广播中也对暴
雨及路况进行着实况播报,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心中生发出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感,
对人生的隐隐的忧虑。

"漂"在暴雨中,心中无限感慨;与我同样经历2011大暴雨的人们,记录了那天的情境
。等我回到家中,从网上看那天的北京时,才发现雨真的大的离谱。所幸在发车前,我
跌跌撞撞赶上了火车,浑身湿透了,我给了司机100元,也耽误他时间了。本来没有买
到卧铺票,上车后很好补票,有许多人因为这场雨而误了车。

写到此处,不得不说说前几天的61年一遇的大暴雨。2012年7月21日,那天中午与衣老
师在文府大厨吃过饭,回来的路上下起来雨。但雨下的最大的时候,我在宿舍,没有注
意窗外的情形。

同样是暴雨,身处的位置不同,心理感受便也截然不同。

三、霞多丽:第一次吃饭

2011年7月进站,期间与衣老师发过几条信息。他总出差,约好一个周日见面。8月21日
,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单独吃饭。他让我去西单大悦城等他。我纳闷了,大悦城也是包罗
万象的,有吃有住有玩,我怎么等呢?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他来电话了,说在鄂尔多斯
大厦旁边的半地下的霞多丽日本料理店,他在路边接我。我打车到了,远远看到了那个
高大的男人。

第一次吃饭,他点的,喝的是日本清酒,一共喝了2小壶。期间,主要围绕一个话题即
怎么把我的档案从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拿出来的问题。

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找山西省的领导令政策,请令给武海顺校长打招呼。而山西的这位
领导,我又不认识,他的点子是:我拿着自己的书去拜访局里的一位老先生(顾锦屏先
生,原常务副局长),请他写一封信给省领导,我带着这封信去找人家。或者,他说请
导师杨金海出面介绍我与这位领导认识。(原来的我多傻啊,连别人的推辞都看不出)
提到令,他兴致上来了,说虽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风度气质,前一段在与局里合作
拍电视片《走进马克思》(或者《走近马克思》?这个我没有关注过,不知是哪个字)
之类的。吃饭期间,衣老师问我副教授到底评了没有,他说评了最好,没评也没关系,
可以在站期间评,只不过出站后去出版社挂一年,一年后留在局里,等等。他还说,在
西单这有套房子也不错啊。还提到:"我不像学界的有些老师,学生送个3、5万的就招
个博士生。"(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好正直啊;现在想来,自己根本不会听人家的潜台
词,即3、5万少了,至少要10万8万才行)

第一次吃饭,我是想判断他想要什么?财还是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我想来北
京,想来编译局,就应该付出代价(博士毕业就死心塌地回原单位了,因为"热爱"学
术,也被一堆人夸为是棵好苗子,我就真以为自己可以出来奋斗一番的)。这是游戏规
则。写到这里,我有些石化了。突然想起一句话,那次他说的"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我那个时候,真是蠢得如猪。他摆明了就是要钱的,这也从我与他第一次的交往中先
拿1万探探路,可见一斑。可是,我又郁闷了,也不是,他看我的眼神中带着些别的含
义,对男人是否对我有好感我还是能作出判断的。

这次吃饭快结束时,他说办好这些(即调档案过来编译局)也得两个月的时间,到时候
他再请我吃饭。我说好。

喝的不少,我很兴奋,觉得自己是被上帝垂青了的女子。他帮我打上车,临上车前我晕
晕乎乎说让他抱抱,他说这儿人多。回到宏英园住处后我兴奋地厉害,和衣而睡。满脑
子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似乎有事业的、有感情的)。

那天刚好有在京高中同学的聚会。睡得差不多酒劲过去了,我起身出发去朝阳区参加聚
会。那天自己真美啊,因为早上为了见衣老师,特地用卷发器弄了头发,又补了补妆,
是挺迷人的。

见到了高中时代的同学们,他们既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爱人的同学,我们俩同学、同桌
、同年同月同日。挺多人不知道我来北京,前几年我在人大进修、读博,与大家联系也
不多。始终在心里有一个情结(别人是在北京工作、生活,而我只是过客,不想与大家
联系),而现在,我要来北京了,要开始美好生活了,我当然可以与同学们常聚聚。带
着中午衣老师给予我的美好指向,我"自吹自擂"几句:这单位是中直机关,有房子。
言语中好像我不是个博士后,而是已经调到了这里工作,好像"美好"的未来在向我招
手了。

霞多丽之后的第二天,是周一,我想杨老师可能事情多吧。我就等了一天,周二上午,
我去找杨老师谈我的档案问题。说了衣给说的意思,我一开始没有提起衣。后来见杨老
师没有反应,我就说这是衣老师的意思。杨这个时候打电话把曹荣湘叫来,一起商量。
在曹来之前,杨说:"这事就不要麻烦省里领导了。"我当时还不爽,杨老师怎么一下
子就把路给堵死了呢!

曹荣湘来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谈话,你一言我一语进行着。本来我的目的是要
请求把档案调过来,可说着说着怎么变成了把我转成在职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衣说
的办法到了杨老师这里,完全就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我的眼泪快出来了。强忍住泪水
,结束了这次谈话。

这只是进入编译局后的第一次尴尬,其余的后面再叙。

回来后,越想越不是滋味,觉得既然没有人愿意帮助我调档案,也即没有要调我来的意
思,我又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呢?一气之下,我填了一份退站申请,让室友在她的打印
机上打了2份出来。

第二天,我拿着这个申请去找了杨老师,说自己胃疼,身体不适,无法完成博士后的研
究工作,申请退站。杨老师哼哼哈哈,说不要退,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之后我就回家
了。退站未果。

四、第一次开房:互赠礼物

秋天到了,天气微凉,想着送衣老师一个礼物。在西单几个商场也没有看到合适的,专
门打车到人民大学附近的双安商场。看好了一件墨绿色暗格的羊毛衬衣,模特穿着非常
漂亮,我就买了。结果给他发信息说想拿给他时,他说要出国11,马上集中,没有时间
了。他国庆回来,紧接着就是假期。之后他又回了趟哈尔滨。

2011年10月14日,去太原开第六届国外马克思主义年会。衣老师也去了。晚饭后两个人
一直在短信,也有些很暧昧的,明显感到他希望和我有点什么。会议名册上的房间号,
他的是不对的。他告诉我在哪个房间,我在与他回复短信的几分钟之中做着激烈的思想
斗争:明明有求于人,人家已经挺热情了,咱再不上套,可能不好。后来,我想豁出去
了,就鼓起勇气敲了他的房门。聊天中,他说本来这次要介绍我与省内的相关领导认识
的,看来也没有机会了。还说这里(晋祠宾馆)是不是政府接待中心啊?离市里远不远
啊?我记得自己穿件枣红色的高龄薄毛衫,袖子是镂空的那种,我坐在沙发上,几乎把
半个脸都要躲进高高的衣领中了。我很紧张,搞不清楚他到底要表达什么,而且感觉自
己冒昧地跑到他房间也不妥,很尴尬,说了一会儿落荒而逃。

第二天在会上我看见他就装作看不见,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中间休息时,周凡说我们
大家同衣老师合影留念吧。他示意我站在他旁边,我没有。一来,我个子没有那么高,
站到中间不好看;二来,我想起昨晚的事情心里就说不出的尴尬,觉得自己竟然送上门
去,算什么啊,在他那里我根本不重要。想到这些,我根本不想离他近了,照相中也用
一种自嘲的心态与表情来面对镜头。不过,这倒是我和他的唯一一张人数较少的合影了
(其余的都是大会合影)。12

他第二天下午就先离会了,说是要回来给中央党校的一个省部级班上课。我在太原会后
没有参加考察,直接回家待了几天。回京后,俩人约好见面。

10月23日,西西友谊开房见面,这是第一次开房。

有了我们之前比较频繁的短信交流,我觉得衣老师是想与我有点什么,可我又没有十分
的把握。那天上午,我给衣老师短信说我在西西友谊等他,那个楼上有不少饭店,他想
吃什么我先去定位子。(其实,此时我已经打了携程的电话,定了房间,但从我这里走
到酒店得差不多20分钟)。我出发了,等我到了酒店大堂,还没有去前台确认订房时,
我收到了衣老师的信息。问我到了吗?我说到了,继续问他想去哪家吃。这个时候,他
说有事情不能和我一起吃饭了。我差不多确定他想要什么了。我说,我在酒店大堂,在
办手续。他很快地回复说,好。就是几分钟之内的事情,他马上就又有时间了。很明显
的。

他到了,一进门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毕竟在太原那晚已经尴尬过一回了。我拿着
买给他的那件衬衣,在他身上比量了一下,大小应该可以穿(可是,我却从来没见他穿
过,可能是没有机会或者他不喜欢吧,平时上班都是西服、衬衫什么的,那件有点花哨
了,第一次买我也没有经验的)。他送给我一条施华洛世奇的项链和一对耳坠,是在出
国考察时在免税店买的,深蓝色的,很漂亮。我也常常送老师们礼物,孝敬老师们,可
从来没有人回赠我礼物。而衣老师竟然给我礼物,还是这么女性的首饰。甭管什么缘由
,我都感到幸福极了!我跑去洗手间,对着镜子戴了半天也没有戴上,就叫他过来给我
戴上。他说自己眼睛都花了。我没有接下去说。

我还拿着电脑,在改开题报告。我进站前将在站所需的各种表格都下载好了。开题前就
提前填好了。就在那天,董莹打电话说我的表格与别人的不一样,需要重新填,我才不
得不拿上电脑到酒店的。可能是后来挂出来的开题报告表格与我之前下载的不一样。(
这一细节,他在之后几天开题中,竟然说出来。我们那一组,只有我一人是这样,他就
问董莹是不是咱们有两种表格啊,咱们有的同学用的是另外一种呢!)

我带了点洗好的小西红柿,吃几颗,聊着。
那次,记得他说过这样的一些事情:
有两次婚姻,两个女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一个飞扬跋扈,有什么事情了闹得不行;后面
一个,生气了就是不理人。

问我知道"洗衣粉"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局里人都知道。(现在我知道了,就是喜欢
衣俊卿的粉丝)

说他有个女学生在美国,也巧了,他一来北京,那个学生也来了。现在在美国。(我当
时好像知道是朱丹,我平静地问他,很优秀吧?他说,应该是吧。)

衣老师还说,江洋也是刚评了副研究员的。说:"你这下进了国家队了。"

他坐在床边上,我坐在桌子旁的椅子上,对着电脑;后来,他坐在椅子上,我坐在床边
上;有一个细节很清晰:我坐在沙发椅上,身子靠的比较低了,衬衫的扣子也开着2、3
颗。尽管我没什么可露的,但也有些春光。他手过来摸了一下我的大腿,隔着牛仔裤,
我似乎没有感觉到他的情欲与温度。我没有回应。

他去了下洗手间。等回来时,我在对着床边的镜子照着。他说,女性就是喜欢自我欣赏
啊。(我听了觉得不高兴,在他眼里,我就是代表一个性别而已!我是作为个体而存在
的独一无二的女人,我可以不优秀、不漂亮、不吸引人,但一定是不可复制的,而不是
众多的女人的抽象――女性)那天,我穿着白色收腰长衬衫、修身牛仔裤,米色风衣外
套在房间里脱了。很干净合体,不失为一个清秀的女人。太原会议前,专门做了个齐肩
的韩式发型,可是每次自己不太会打理,回家后将头发接至及胸的长度,烫了卷。

要是现在,我就知道在他去洗手间的时刻,我钻到被子里,一切就顺理成章,都不尴尬
了。这样的话,也许开题后的命运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当时,我不敢,尽管我心里想
这个男人想的要命,可我有尊严。他从洗手间出来,我还是呆坐着,没有行动。

又不知聊了些什么,他接到个电话,要走了。我也没有挽留。临出门前,他意味深长地
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只是微笑着开门让他走了。

就这样走了,我心里没有多想什么。

我当时的原则是:我幻想着这个男人,可以对他好,但不能做没有尊严的事情。

我和衣老师两次在房间独处,尤其是这次,竟然又相安无事。他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
?现在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如果那天我主动些,开题后,我便不会被人找麻烦再次催问
档案。"档案",一度时间中,成了悬在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四、"中宇门":开题后的风波

10月27日,开题。可以一天都和他在一起,看着他,真幸福。关于开题后的风波及心理
感受,将写给衣老师的邮件贴过来。

需要补充说明的再另写。

【衣老师,提笔先向您问好,愿一切安好,天天开心!时间过得真快,今天是11月1号
了,距27号开题其实才过去4天,但似乎已经有十多天了,时间过得太慢了。这会儿在
临汾家中,坐在书房里心平气和给您写封信。请您一定要耐心地看完。早有写封邮件的
冲动,但我一直强迫自己找些事情来做,尽量让时间延后一些,再延后一些,好让我更
接近一份平静,来回忆、来书写心情。这样子也许会更接近事情真相,少一份冲动中的
猜忌与伤心。下面就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吧。

先说说27号的事情。

早上到了会议室,见杨老师还没有来,而另外两位同门也还没有到,我就自己去杨老师
办公室请他下来到会议室。(这个做得没有错吧,对他也是挺尊重的)开题会上,我一
边看自己的材料,一边随时记录别的同学答辩中出现的问题或者对我有启发的材料以及
老师们的建议与看法。我很少去注视你,因为在那个小环境中,不想在眼神中流露出什
么。27号上午的心情素描――一份宁静中舒缓的愉悦(看见了,满足了,不敢有太多的
奢望)。

中午,吃饭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哦,对了,与颜岩无意间说到两个事情:他问我现
在与原单位到底脱离关系没有,我回答"脱离中",他说起蓝江去了南京大学并重新建
档的事情;后又知道我去年翻译的那十几万字的书稿与他现在做的翻译是一套书。饭后
回宿舍一下子,补了补妆,我想让自己每一次出现在你面前时,都是我能够做到的最佳
状态。

下午,继续专心地听与记,直到你喊到我的名字。该我陈述了。没有一点的紧张,原本
就打算实事求是地说说自己的想法,开题不是表演赛,只是热身赛,老师们提的意见越
多也便越有收获。事实也的确如此!开题后,我的脑子里已经有80%的书稿了,本身我
对这些材料也是比较熟悉的。只是原来不知杨老师到底想要我怎样做,或者他要我做的
"话语体系"的考证我没有思路。鲁、魏的建议都有直接指导作用,他们一句话我就明
白了,省去我很多弯路。但在我这里最"过分"(请允许我用这个词)的也最全面的要
算你了。你要对全组的博士后把关,所以,会毫不留情地直面每个人的问题。而对于我
,似乎是指导多于质疑,几乎没有质疑。你说着,我不停地用笔记着。说完了,记完了
,其实提纲甚至全文都要出来了。说到阶段性成果、最终成果的问题,我解释是因为《
费尔巴哈论》、《起源》、《反杜林论》等我现在手头就有现成的材料(也是在做社科
基金课题的过程中积累的)。您就回过头去问柴,1版、2版中有无现成的资料等等。当
杨老师提到让我做考证的时候,你立刻又回过头对杨老师说不要让我那么做。我当时真
的很感动!语言是情绪的直接表露,尤其是在即时交流中。杨老师是我的导师,但几乎
没有说上什么话,你几乎是一个人大包大揽地把我的问题就给说完了,该怎么做也给说
完了。我就是再笨也都知道怎么做了。

写到这里,回想起那个场景,心里暖暖的。我几乎不敢抬头直视你,因为旁观者一眼就
能看到我眼神中的一些东西。我现在只记得自己微低着头,红着脸,觉得脸发烫,嘴角
要扬起笑容了,但不敢,于是左手在桌子底下,用大拇指的指甲盖掐着自己的食指,疼
了,一直掐着,忍住了那份要从嘴角上扬起的幸福。那可能就是几分钟,多么希望时间
就此凝固啊,就像牛顿所讲的时间是条均匀流动的河流、空间是个可以随意取放东西的
大箱子,我要祈祷上帝把我送回到那几分钟的时空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怎样的
一种感动?这几天以来,无论我的心情波动到了哪个峰值,我都无法忘却那一刻的感受
。在场的每一个人只要是心智健全,都能感受到你的态度与倾向性。太明显了!我自作
多情了??不,不会的。结束后,秀敏还跟我说,数我的说的最多了。后来,到了最后
一位陈述时,我仍然坐在你的对面。我也在拿笔记着,但几乎不进脑子了。可能思绪神
游去了。下午的心情素描――飘在云端的幸福。

开题结束后,秀敏要请我吃饭(我们还挺投缘),当时你的其他几个学生都在场。我坚
持做东,其中有一份道不明白的原因(我暗自觉得自己与你很亲近,也许现在算是编外
的学生吧)。开题了,该怎么写心里有数了;已经向你表明非来局不可的心迹了,自己
知道问题的解决只在迟早了;白色衣领下有两个晶莹剔透的水晶(深蓝与浅蓝的心),
带给我愉悦的能量。于是,就喝了点酒。期间,接到姚颖打来的电话,叫我去中宇饭店
,说是有几个领导要过来敬酒。我毫不犹豫当时就想到了是你(事实证明,我多傻啊,
根本不是)。

从西单出来,我还回了趟宿舍,换了身衣服,去了中宇饭店。在大厅里,曹荣湘的三个
学生已在,广西师大的靳书君(也是杨老师的学生)一会也来了。我们几个一桌。我在
那边已经吃过,酒也喝了不少,在这边就傻等着。等着"领导"来敬酒。姚颖不时过来
说,领导们还得一会过来,客人还没有走。这期间,我还以为你也在中宇饭店,就给你
发了条信息,希望你知道我在(要是知道你那天根本就不在,我就不会去中宇)。大家
不咸不淡地聊着,中间杨、曹、胡、姚过来敬了一次酒。杨老师好像没有对我的开题作
任何评价,也没用以往的那种客套的鼓励"好好做啊",好像在曹说到杨老师"总招美
女"时,杨老师说美女水平高啊。之后,我还在那里傻坐着,靳书君要走,问我走不走
。我还说坐一会,我死脑筋的还以为你还要来敬酒。我根本不知道那天有哪些人在。
下面好戏要开场了:

曹和姚专门来我们桌聊天。大厅里,好像只剩下这一桌人了。除了他们俩,还有曹的三
个学生(二男一女,此男生是脱产的),再有我。曹一上桌,好像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衣局长说了让你开题后回去了吧?"或者是"衣局长说没说让你开题后回去?"(记不
清了,好像是前一种)。我不明白啊,因为你根本没有跟我提到我这个事情,我不明就
里。我好像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追问这个事情。就刚好叉开话题说到了另一组的一个
事情。然后曹的学生好像有两个拿到博士后基金了,恭维曹说他选题准;曹说让这个男
生要对师姐们好,要照顾师姐们包括我;曹说要完成好秘书长交办的事情,姚颖要照顾
好我,姚颖说一定啊。好像还聊了几句什么,不记得了。

接着,这个很清楚的,姚颖提醒曹"要照顾我们常艳美女啊"。于是,曹就打算好像要
跟我说什么了。我就坐到他旁边。说之前,我先敬他酒了,好像干了半杯的。他说"常
艳,我可以帮你什么吗?"我不明白,就说我进站以来承蒙他的关照(客套话),谢谢
啊之类的。然后,曹就说,"你啊,误会我和秘书长了。"接着,好像说,"有些事情
(或者说说有些人?)是靠不住的,我们是为了你好。要不然,到了明年,你档案过不
来,比较惨之类的。"问我,"到底来不来?"我说:"来啊,当然来了。要不我来编
译局读脱产博士后干嘛呢?"然后问我现在职称到了什么程度?我说副教授应该很快就
有正式结果了,学位证、毕业证交到省里了,等着办证啥的,应该十一月初会有结果吧
。说到这里,以我的智商还能理解。接着他说,中央编译局也不是中央政治局。要两边
努力。问我自己行不行?我说,怕是不行。(要是行,我早拿出档案了,也不至于折腾
到现在)然后他知道这个结果后,就说了一堆。说的啥我现在真记不得了。因为我当时
就没有弄明白,觉得他在绕。我不喜欢绕弯子,自己性子比较直,头脑其实也比较简单

于是,我就又喝了一些酒,脑子更晕了,甚至中间间或有几秒"短路"状态。我希望他
不要绕弯子,直接说,绕来绕去我真的越发糊涂,不知他找我说半天目的是为了啥?但
我再晕,也知道是有两个结果"调档案来"、"转成在职"。接下来可能是在我的"直
接、急切而无技巧"的追问以及他的"含糊的甚难出口"的默许中,那个"难产"的结
果终于出炉了。我问他代表谁跟我说。他说"你想想我现在在哪里",在办公厅啊。然
后,他说了一句话:"你现在还住在局里安排的公寓吗?"我压根不明白是啥意思。他
要撵我走吗?还是啥意思?我现在仍是一头雾水。我这个笨蛋(叫我笨蛋一点都不为过
,真的真的很笨)在酒精的刺激下更加气愤。不就是这么个结果吗?至于这么大费周折
地叫来一堆人见证我的窘境吗?(一开始,曹谈到来局的事、档案的事,他的那两个女
学生似乎是一种羡慕的眼神;后来,是一种困惑的、迷茫的表情;再后来,是一种无限
的同情与怜悯)我一晚上傻傻地等,傻傻地盼,就是因为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自己
做出的一种错误判断,以为又要见到你。结果,是为了等来这样的一种"摊牌"。不知
还说了些啥,但当时一切的信息给予我的大脑的信号就是曹代表你来跟我说,让我回去

要崩溃了,简直要崩溃了!还想喝酒,但好像没有了。我抓起电话走出大厅,拨了你的
号。2次,响了很久,无人接听。回到桌边穿好大衣,不想和这里的人再多说一句话。
觉得这是设了个局和我谈,专门谈的。好,我知道结果了,我服从。可是,从我的座位
走到吧台也就是几米的距离吧,我控制不住自己,真的,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和力气,我
拿起东西就摔了出去。那一刻,眼泪也不争气的出来了,觉得自己一直以来构建的"乌
托邦"也轰然倒塌。气的不是结果本身,而是如果真如曹所暗示的是你来让他做说客,
说服我回去,那么,你对我的好就是假象。如果这个假象成立,那就更可怕。下午还生
活在云端,晚上就到了地狱(那一刻我就觉得是地狱了,呵呵,太在乎了,在酒精的作
用下,脑子实在是不好使啊)。晚上的心情素描――迷雾阴霾中的爆发。

"宁静中舒缓的愉悦――飘在云端的幸福――迷雾阴霾中的爆发",这便是27日的心情
写照。《北京人在纽约》中有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让他去纽约,如果你恨一个人
,让他去纽约。"借用过来,如果爱一个女人,让她飘在云端吧,如果恨一个女人,让
她直接跌落到谷底吧,不给一丝一毫的缓冲机会。这份"落差"的杀伤力真的很强大,
足以瞬间摧毁一个人的意志。我现在能够平心静气来描述,说明我"发疯"后已经冷静
,能理智面对一切,客观剖析自己。

来讨论一下我自己"构造"的关于你的"乌托邦"(也许此处会产生歧义,会让你觉得
还有关于其他人的"乌托邦"。其他的不需要我构造,或者换个说法,我常常成为别人
的"乌托邦",我装傻就是了,没什么的)。这份情愫我心里之前一直是有的,但你没
有责任吗?你对我至少是有回应的。如,我那次酒后让你抱抱,你说"这儿人多",你
的这个回答本身就很可笑,恰恰是在那种突发状况下你的应激反应是最真实的。你为什
么不一下子断了我的念想?在太原,晚上,两个人短信不断,你也有些游走在边缘的话
"真有意思,在这里我们比在北京还离得近"。上次见面,我多想多想留住你,但我没
有。你走肯定是有事情,我听话就是了。你走了以后,我傻傻的、幸福的一个人待到第
二天。在那个私密的空间中,你我都明白,只是彼此多了一份郑重罢了,让过程长些,
美好些。我不信,也不愿意说服自己相信,你会随便送女人首饰。也许你认为这是人与
人交往中的正常的礼节性的表示,或者就是哄小孩的,不代表什么。若如此,那我就认
了,无语了,算我自作多情了。说这些,是要你知道,我是经不住你这样的男人如此对
我"好"(在我看来,已经算是对我好了)的,我没有抵抗力的。我觉得自己也挺优秀
的,无论是善意的喜欢还是别的什么,我不缺少来自男人给予我的自信。

多么希望那天晚上我没有去中宇饭店,多么希望我的记忆就停留在那天下午。多么希望
曹是酒后乱说,没有表达清楚,我也没有理解清楚。多么希望事情就是很简单,没有那
么多的复杂。

如果我在山西是正你要的结果,那我也就释然了。我也记着你那几天在信息中总说要我
开心点,嗯,如果这样你开心,我一定也会让自己开心起来......】

以上是我写给衣老师的邮件。
补充:
邮件中没有给衣老师说,其实那晚我被姚颖和谢来辉送回宿舍后,我强烈要求他们离开
,并保证自己没事。然后就爬上了窗户。张萌萌住的那间,外面是大阳台。我就跑到阳
台上,骑上了窗户。尽管有酒精的作用,可我还是不忍心离开这个世界。我脑子里是父
母双亲怎样供我上大学,我的孩子是多么可爱;如果我一下去,明天家人必定就赶到了
,可任何人不会为此承担责任的,"酒后失足跌落"可能就是最后的结论了。望着楼下
,似乎有人在下面,但没有人知道我这个"疯子"要干嘛。世界每天都不缺少新闻,我
无须再添一条。我竭力说服了自己已经被酒精与愤怒充斥的思维,下了窗。

直至现在我也无法真正原谅衣老师和杨老师的是,他们27日晚上谁都没有接我的电话,
第二天也没有任何人接我电话,回我电话。衣不知道在中宇发生的事情,而杨老师是知
道了的(姚颖当天晚上就给他打电话说了,而且提到我情绪不好)。

第二天,也即10月28日,杨和衣在编译出版社参加乔迁之喜庆祝会。而我,却在不足12
平米的屋子里费心思量,泪流满面。脑子一片混沌,到底是杨还是衣,他们要撵我走?
要是现在,我也不会伤心难过了,因为我已经明白了是谁在背后做推手或操盘手,目的
是什么我也清楚。总是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后,才变得头脑清晰。或者说,是有男性朋友
一语道破天机吧!女性的思维与男性确实不同,所以我总是不知道衣老师他到底想干什
么。现在想来,我早一点乖乖地脱掉自己的衣服,或者金钱拱手送上,就不会动不动被
人找麻烦了。

之后2、3天便回到家里了,给衣老师写了上面的那封邮件。

那个时候,我不知是谁让曹荣湘跟我说那番话,是衣还是杨?现在,有了基本的判断。
是衣。因为,有后来的几件事情作陪衬,就好理解了。

在家里待了一段后,我回到北京。回来后,第一件事情,是去给杨老师赔礼道歉,说给
他添麻烦了。他说,你的事情我来解决,本来就是领导的事情嘛。

我还是陷自己于拿出档案的漩涡中不可自拔,我也下定决心要办好这件事情。我以为,
自己需要付出些才行。没有与家里人商量(因为家里人一直也不怎么支持我想调到北京
的想法,不过,现在他们也默许了,在看到我为此而折磨自己或者被折磨的情况下),
我自己借了点,再加上从课题费中报的钱,又透支了几千现金,凑够了5万元(家里条
件还算好,我从来没有缺过钱花,平时花销没有了就问老公要,从来没有攒过私房钱,
所以到用时竟然也不方便),准备送给衣老师。

11月21日,我好像没有提前和衣联系,自己去大悦城定了房间。给他发信息在大悦城哪
个房间等他,说别多想,等等。等了一会儿没有回复。我想看来今天没有希望了。我就
去退房,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等我走回宏英园住处时,衣的短信来了,说自己在参加活
动,会见保加利亚的客人。我说已经退房了,走得脚疼。一个人那天下午先是在银行取
现,又背着个包包在寒风中走来走去。在大悦城逛过商场,吃过饭,但搞不清楚宾馆在
哪里,竟然摸到了健身中心去。

五、身体真正在一起了
我当然没有给衣老师说我去大悦城等他是给他送钱。不知他猜到没有。

12月1日,编译局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中心成立大会召开。一个多月没有见了。他那天
,在讲话时,声音很苍老,精神状况不是太好。姜海波还说,衣老师这是怎么了,平时
不这样啊。后来,我知道他是那一段血压有点高。

忘了是俩人谁先约的谁,说见面。我说我要去海南,他说那海南回来见面。12月8日―
―9日,中国哲学论坛大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在海南期间,我给他发信息,说说见
闻。去海南前,我把那几万块钱给存了,回京后又取出来。

从海南回来后,12月11日,我们约好见面。我问他是去饭店还是茶馆(我这么问他,他
应该明白什么意思的,这两个地方多中性或者讲不带暧昧色彩啊!),他说还是像上次
(西西友谊互赠礼物那次)一样,找个安静的地方吧。我就又通过携程定了西西友谊的
房间。

中午,他带着一些寿司、清酒什么的如约而至。我吃得很少,喝得很急,心里想今天一
定要把自己给灌醉了才好。不醉就什么也做不出来。他边吃边说,话很多。杂七杂八的
说了一些,如:

去日本期间,他是不乱来的,如吃饭时可以摸日本姑娘的手,他不摸;清酒是天津外国
语大学校长修刚送给他的;黑大的某某校长喝了酒见了男的都要搂;说某某人吃饭中间
,就从兜里掏出避孕套来了,等等。这次,他显然是直奔主题来的。上次我们俩就是因
为彼此都太矜持了,所以才以礼相待,直到出门。

一瓶一斤的清酒,一人一半。我脸红得厉害,但脑子不乱。我斜躺在床边,此时他去洗
手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把自己脱的剩下了两件小小的内衣。他回到卧室时
,我满脸绯红地躺在被窝里。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我记得他说:"你身材真好
!"第一次,很兴奋,很幸福,叫的有些夸张,但并没有感觉彼此十分合拍。

聊了一会,他要走了。他说明天局里有个活动,可能刘yunshan要来(第二天知道刘没
有来,是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来的)。他待会还得去局里一趟,还拿着个那种蓝色
的写着"中央编译局"的布做的文件袋。我见他要走,起身穿上睡衣,走到写字台跟前
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钱,要往他的袋子里装。他说这是干什么,我也不缺钱。我说,没
什么,就是自己的一点心意。(这次和他见面之前,我就想一定得送出去!不能因为上
床了就不办了)他这个时候就又去了洗手间。我给他装好后把袋子挂在了门把手上。他
出来拿上走了。

他走以后,清酒的后劲好像上来了,头疼的厉害,我就睡到了8点多,然后退房回到宿
舍。

这是我们第1次真正在一起,时间是2011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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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日星期三

【转贴公社】 《纽约时报》:中国互联网能卖枪支毒品,不能交流观点

想在中国买到违禁药品?没问题――只要到这里缺乏监管的网络上,就能订到一袋定价50美元(约合311元人民币)或100美元的冰毒、摇头丸或者可卡因。毒品将在几个小时内送到你家门口!

"本公司在全国各地均设有配送站,"其中一个中文网站大肆宣传道。上面贴着其出售的非法麻醉品的图片。"我们提供24小时上门运送服务,我们的货源长期而稳定。只要您打个电话,我们将在一到五个小时内将货品送到您手中。"

另外一个中文网站则批发冰毒,每千克1.97万美元。除此之外,对于少量毒品的订购,该网站还提供上门送货服务,服务范围覆盖中国数百座城市。即使在偏远的安徽省,都有21座城市他们可以提供送货服务。

所有这些在中国都是非法的,麻醉品走私贩通常会被判处死刑。但这似乎并不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因为这些网站甚至都没有被关闭或遭屏蔽。千百万审查者每天删除网上与人权有关的内容,对数不清的推销毒品、枪支或卖淫的网站,他们却置若罔闻。

中国屏蔽了Facebook、YouTube以及《纽约时报》,对诸如枪支销售一类的问题,却无所谓。这难道不奇怪吗?

中国法律严格限制枪支,然而在网上用中文搜索,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找到销售枪支的商业网站,它们出售非法的斯普林菲尔德XD-9式9毫米手枪,定价为1120美元。中国军用54式半自动手枪网上售价640美元。还有步枪以及更多其它的枪支。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想了解消音器的价格,请联系我们的客服部门,"该网站写道。

(美国的枪支狂热分子经常说,我们需要枪支来保护自身不受政府侵害。但是中国的情况却说明,独裁者实际上恐惧的并不是人民手里有枪,而是人民掌握了信息和社交网络。)

公平地讲,中国对于枪支的态度和美国比起来真是理智多了。至少中国政府不允许枪支商店公开出售攻击性步枪以及大容量弹夹。我很欢迎中国的记者写一写美国政治家的无能,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努力去减少美国枪支所造成的伤亡。

如果你对较为色情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你也会发现,中国的网络上还充斥着性和卖淫业。丙种羟基丁酸盐(Gamma
Hydroxybutyrate,简称GHB),即所谓的约会迷奸药,在网上公然贩卖,其药效说明令人不寒而栗。

"只要她喝下这个,她就是你的了,"一名网上商人保证说,他把这种药水称为"服从药水"。另一个说,"仅仅两粒就能使她进入深度睡眠,不论你怎么动她,她都不会醒来。而且事情过后,她什么也不记得。"

问题就是,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没机会看到我这篇评论文章,但他们却可以轻而易举从网上买到枪支或者毒品。

从远处看来,西方人有时会认为中国处处管制森严,但近距离观察,有时情况正好相反。规则是有的,但实施起来却常常很松懈,或者有商量的余地。

不过,官方确实会选择在他们认为重要的方面持续施压,其中一个就是控制可能会引起政治动荡的信息。因此,官方屏蔽了许多主流社交媒体网站,而在关于中国领导人家族巨额资产的报道之后,他们也屏蔽了《纽约时报》和彭博通讯社(Bloomberg)的网站。

中国有5.4亿互联网用户,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足见中国经济发展的惊人成果。可悲的是,中国当今领导人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却退回到了一个监管更加严格的阶段。一个中国朋友曾对我说,"我们连访问世界上一些最流行的网站都不行,我们如何能够发展我们的技能呢?"

许多中国人通过VPN越过中国的"防火长城"来访问被屏蔽的网站。但上个月,中国启用了新的软件来阻碍VPN,就连美国公司用来登陆自己内部网站的VPN也受到影响。中国政府还通过实名制注册来压制新浪微博,也就是中国版的Twitter。

这类互联网的控制让许多中国年轻人感到厌恶,他们对于多党民主也许并没什么想法,但他们确实想看看YouTube上的视频。

我希望新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能够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反腐败的能力将有赖于开放。邓小平曾把改革比喻成打开窗户,允许新鲜空气进入的同时,也会飞进几只苍蝇。在邓小平掌权的时代,中国人接纳了可能会带来潜在麻烦的通讯技术,比如复印机、手机和传真机,因为这些东西对于实现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如今,网络自由也是如此。

所以,我对新一届政治局有个建议:能不能去管管那些销售枪支和毒品的网站,而放过那些交流观点和信息的网络空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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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纽约时报》:戴相龙亲属借平安获利

上海――相关采访以及监管备案文件的查阅结果显示,中国一名高级监管者的亲属通过购买一家保险公司的股票而获得巨额利润,这家保险公司一度深陷困境,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巨头之一。

这位监管者名为戴相龙,在2002年时任中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并对保险行业有监管权。当时,他的亲属协助掌控的一家公司买进了平安保险公司的大量股份,数年后,这些股份的价值达到了数十亿美元。几年前逃脱破产厄运的平安公司当时正在招纳新的投资者,随后举行首次公开募股。

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政坛显贵家族积聚的财富,与此同时,戴相龙亲属的投资行为表明,财富已经从政治精英家族延伸到了一些监管者的家族,这些监管者掌握着中国商业和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权柄。身为经济学家的戴相龙后来不再担任央行行长一职,现在管理着全球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也就是规模高达1500亿美元(约合9348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社会保障基金。

尚不清楚他的亲属通过这笔交易获得了多少利润,但分析人士称,这笔交易使人们更加怀疑,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得到了有效的监管。

密歇根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中国证券法方面的专家郝山(Nicholas C. Howson)说:"这些交易本身并不违法,甚至也不能成为腐败的证据,但是它们助长了中国国内一种令人担忧的看法的蔓延,即中国最高层官员的家族拥有特权,能够获得尚未举行首次公开募股的资产。"说到中国的时候,他用的是中国的正式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PRC。

监管备案文件显示,购买平安股份的那家公司由多家投资公司控制,包括戴相龙的女婿车峰创办的两家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同车峰的亲戚和业务伙伴相关的公司。

记录显示,购买平安股份的时候,这家名为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拿到了极其优惠的价格,每股的价格只相当于英国一家大银行短短两个月前买价的一小部分。2002年12月26日,鼎和花费5500万美元购买了平安的股份。到了2007年,这笔投资的价值最后一次得到公开披露的时候,这些股票已经价值31亿美元。

调查此事的过程当中,本报发现,没有迹象表明戴相龙知晓自己亲属的行为,也没有迹象表明交易当中存在任何违法行为。但是,看起来,这些亲属确实通过投资处于戴相龙监管之下的金融服务公司发了大财。

另一个相关事例则是,据海通证券在上海的招股章程显示,鼎和曾于2002年11月收购了该公司的大量股份。海通当时也处于戴相龙的监管权限之内。

公开的备案材料显示,到2007年,海通刚刚在上海上市的时候,鼎和所购股票的价值约为10亿美元。此后,戴相龙的妻子柯用珍曾在2007年到2010年之间担任海通监事会主席。

戴相龙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的发言人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电话。代表戴相龙女婿车峰发言的一名女士则通过邮件否认车峰曾持有平安公司的股份。该女士称,买下平安股份的是另一名商人,此人又因融资困难而将股份转售给了另一些人,这些人当中包括车峰的亲友,但并不包括车峰本人。

前述商人"没钱打理他创立的产业,所以就一次性地卖出了全部股份",这位名叫简妮・刘(Jenny Lau)的女士在一封邮件中说。

然而,本报查阅的公司记录显示,车峰与其亲属及长期商业伙伴一起组建了一个复杂的公司网络,使他和其他人有效地控制了鼎和创业投资公司,后者投资了平安和海通的证券。记录还显示,其中一家公司后来提名车峰为平安监事会监事,任期是2006年到2009年。

上月,本报曾经报道,2002年,在鼎和公司购买平安股票的同一天,另一家投资公司也以不同寻常的低价购买了平安的股份。这家公司就是天津泰鸿公司 ,后在温家宝担任主管中国金融机构的副总理期间由其亲属部分控制。2007年末,泰鸿公司所购平安股票的价值为37亿美元。 

鼎和和泰鸿的投资活动意味深长,部分是因为到2002年末,北京的监管者已经对平安公司法外开恩,允许该公司无须按规定出售部分业务。20世纪90年代末期,平安一直在抵制要求分业经营的法规,因为平安高管担心,业务剥离会导致公司破产。

还不清楚温家宝或者戴相龙是否为平安出面干预过此事,但2002年4月,该公司获得了重组和保留证券及信托业务的许可。两年后,平安首次在香港公开发售股票。2007年,平安再度在上海上市之后,公司的股价急剧飙升。现在,平安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大金融机构的行列,公司价值估计为650亿美元。

在监管机构决定豁免平安之前,平安的高管及投行股东曾对包括戴相龙在内的监管者进行大力游说。

本报查阅了一些写给戴相龙的信件复印件。其中一封来自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他在信中请求戴相龙批准平安于1998年在海外上市,强调说,"如此庞大的资金,在国内筹集将相当困难"。

监管备案文件显示,购买平安股份的时候,由戴相龙的亲戚部分控制的鼎和公司拿到了极其优惠的价格。公开备案文件以及一家官方报纸的报道显示,2002年12月,鼎和从国有运输巨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中远")手中购买了约6650万股平安股票,拆股之后算下来每股价格0.4美元。与温家宝亲戚有关的泰鸿公司也是以这个价格购买了平安股份。

这个价格远远低于英国汇丰银行(HSBC)于同年10月购买平安10%股权的价格。以今天的汇率计算,汇丰支付的价格为每股1.6美元。

还不清楚中远为什么会以如此低的折扣出售平安股份。中远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电话。平安的一名女发言人也没有回电话。

戴相龙现年68岁,长期担任政府监管人员及国有企业高管。他曾在中国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中国太平洋保险(China Pacific Insurance)以及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担任高级职务。当时隶属于该行的海通证券即在他的管辖权限之内。

1995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的中央银行的行长,这是这个国家金融领域最有权力的职位之一。2002年12月,他卸职转任天津市市长。接下来,他于2008年就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Social Security Fund)理事长。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与中国的一些高层领导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其中就包括温家宝,他俩都曾在权力巨大的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Central Financial Work Commission)任职。该委员会负责管辖中国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以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

大型金融服务公司也寻求戴相龙的帮助,目的是在中国的严格监管环境当中谋求发展。举例来说,本报查阅的相关记录以及对马明哲一名前助理的采访显示,长期担任平安董事长的马明哲的电话簿中就列有戴相龙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婿的名字。

除此之外,一度担任平安驻北京代表处主任的李春彦上个月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他曾安排马明哲与戴相龙的亲属包括他的女婿车峰见面。

"不能说我是介绍人,我只不过是带他们过去见面而已,"他说道,但拒绝透露具体细节。"我只是一个小人物,你知道的。"他又补充道,"我与戴相龙行长的家人都挺熟的。"

之后,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戴相龙开始监管一笔巨大的资金,这一基金曾投资过海通和平安股份。今年9月,这家政府控制的社会保险基金宣布它将投资36亿美元给16家私募股权基金,其中包括新天域资本 (New Horizon Capital),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包括温家宝总理的独子温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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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4日星期二

【转贴公社】 《纽约时报》:一场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车祸

北京――"谢谢,安好,勿念,"在一个中国社交网站上,一则帖子这样写道。这一简短讯息发自今年6月,看上去是来自23岁的令谷,而其父是中国国家主席的助手,大权在握。此前有传言说令谷因整夜狂欢之后的一场法拉利车祸身亡,这个贴子起到了平息传言的作用。

后来的消息显示,这条讯息并不属实,是其他人用令谷的化名发布的――在令谷死亡将近三个月之后。

这一作假行为是压制法拉利车祸消息的众多复杂手段之一。这起车祸造成令谷身亡,并使车上的两名年轻女乘客严重受伤,其中之一随后死亡。事件的大体轮廓在数月前浮出水面,但如今更加明确的是,车祸和拙劣的掩盖行为造成了更重大的后果,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上月进行的十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的进程。

今年入夏的时候,即将离任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显得相当强势。此前,其政治竞争对手网络当中的明日之星薄熙来狼狈下台,起因是他的妻子被指控谋杀一名英国商人。然而,胡锦涛自己也在厄运之中受损,党内的老领导――以其前任江泽民为首――因令计划之事向他发起质问。据称,令计划一手策划了掩盖其子死亡真相的行动,他是胡锦涛关系最紧密的亲信,也是胡锦涛的政治掮客。

据一些现任及前任官员、党内精英以及其他人士所说,此事的曝光帮助打破了艰难谈判的僵局,加速了胡锦涛的失势和新领导习近平的上升,并让江泽民从中得势,其盟友主导了由七个人组成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把胡锦涛的数名亲信排除在外。

这一事件也表明,领导人亲友的奢靡生活方式会给幕后的权力斗争带来何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政党的欺骗行为越来越受到媒体审视之时。

很多党内知情人士为还原此事真相提供了信息。由于担心受到当局的报复,他们都要求在匿名的条件下发表言论。他们说,官方调查了车祸的后续情况,包括关于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向两名涉事女子的家庭支付封口费的传言。

在胡锦涛的领导下,令计划曾担任领导层行政中枢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但却在今年9月提前左迁。上月,他未能升入由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失去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这一职位。

已经卸任党总书记一职的胡锦涛也立即让出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这意味着他不会像江泽民那样保留权力。"早在离职之前,胡锦涛的力量就已经遭到削弱,"组织部的一名中层官员说。该部门负责党的人事工作。

令计划的未来仍不确定,党内知情人士称,他的案子是对习近平的一次早期测试,即习近平是否打算把打击高层腐败的公开承诺坚持到底。

"习近平有权决定是否继续追究令计划,"曾为党内高层领导撰写演讲稿、如今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吴国光说。"无论如何,这是习近平手中的一张大牌。"

56岁的令计划是在共青团体系之内逐步升迁的。他在早年就获得了胡锦涛的庇护,后者曾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领导共青团,并在1995年把令计划安排到中央办公厅。"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没有太多盟友,但他知道自己可以信任令计划,"前述组织部官员说。"官员们说,令计划打的电话就相当于胡锦涛的电话。"

令计划在安排共青团资深成员担任要职和击败胡锦涛的对手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令计划也有权左右涉及领导人事务的互联网审查,并力图通过操纵互联网来保护其庇护人。

"关于习近平的负面新闻,包括一些不实信息,遭到的压制并不像关于胡锦涛的负面新闻那么严厉,"党领导的一名亲信说。

随着影响力不断增加,令计划试图保持低调。大概十年之前,他妻子关闭了自己名下的软件公司,组建了一个帮助年轻企业家发展的非营利性基金会。他和妻子将儿子令谷送进了北京的一所精英高中,以化名"王子云"就读。"令计划曾经告诉他的家人,不要毁了他的事业,"令计划的一名前共青团同事说。"但是,这样的事情似乎无法阻止。"

一直使用化名的令谷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获得国际关系学位,然后开始了研究生学习,专业为教育学。他的一位老师表示,在本科学习的后期,令谷的表现一落千丈。他说,"我认为,原因是诱惑太多、引诱太多。"

3月18日凌晨,一辆在北京四环路上超速行驶的黑色法拉利Spider跑车撞上护墙,反弹后撞到栏杆,车身裂成两半。令谷当场死亡,车上两名年轻的藏族女子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党内知情人士表示,其中一个在数月后死亡,另一个还在养伤。

党内知情人士表示,在一般情况下,惯常的做法是压制此类新闻、维护党的形象。但他们说,令计划走得更远,甚至谋划向领导层隐瞒自己儿子死亡一事。

《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和一张照片,但这个话题立刻就从网上删除。据一家大型外国跨国公司的高管透露,后来,车里两名女子的家人收到了中国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给予的补偿。他表示,给钱是"为了确保他们封口"。他所说的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该公司的一名公关主管拒绝回答有关此事的问题。

6月,海外中文媒体报道法拉利的司机是令计划的儿子,香港杂志《亚洲周刊》则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前述社交网站信息来驳斥这些报道。一位知情记者说,"这篇文章的消息来源是中央办公厅的令计划办公室。"

然而,掩盖事实的尝试超出了令计划的控制。

党内知情人士表示,警方将受害者的姓氏记录为"贾",与"假"字同音,打算掩盖真相的时候,警方有时会使用这样的标注。此举引发谣言,传闻称死去的司机与近期退休的共产党领导人贾庆林有关联,后者非常愤怒,并向前主席江泽民抱怨。

前述党内知情人士说,令计划还动用了负责领导人安全的中央警卫局来协助掩盖真相。此事激怒了身为江泽民盟友的警卫局前局长,也激怒了现任局长曹清,后者早就对令计划心存不满。

"他们说,令计划总是找曹清,让他做这做那,"一名出身官宦家庭的女子说。"令计划非常过分,而且很无礼。"

今年7月,领导层开始讨论处理薄熙来的方式以及领导层换届的安排,事情到了紧要关头。"就在他们讨论各种安排的时候,老同志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来自一家中央政府媒体机构的一名官员说。"他们说领导人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所以这个人不具备进入政治局的资格。"

有几个人表示, 在与胡锦涛的一次交流中,江泽民也质疑令计划是否有"人性",因为有人称令计划保持着繁忙的工作日程,没有恰当地哀悼儿子的死亡。

胡锦涛被迫牺牲自己的盟友,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当时正在追究薄熙来的违纪问题。"胡锦涛不想被人握住把柄,"一位前领导人的亲属说。

在一次重要的人事洗牌当中,习近平的一个老同事作为取代令计划的指定人选于7月份调到了北京,那时距领导层改组公开化还有六周的时间。

党内知情人士表示,到9月份,令计划的事情和领导班子人选的谈判使得胡锦涛心力交瘁,以至于他似乎无奈地接受了失去权力和影响力的事实。与此同时,习近平开始接管军事事务,包括一个调整中国针对中日之间日渐升级的岛屿争端应对方略的小组。

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Ian Johnson和黄安伟(Edward Wong)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任芯序、陶梦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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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据传令计划的妻子、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分别被捕

博讯消息,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在12月3日被捕,因为贪腐和她儿子车祸的处理。据悉,有数人因此被捕,此举应该是针对令计划家族腐败,另外谷丽萍还涉嫌协助周永康打点、管理在四川的巨大资产。

令计划的儿子今年3月发生离奇车祸,和3名女生在高级法拉利高速行使中做爱,撞车死亡。事后,令计划动用中央警备团8341部队包围现场,并对事故隐瞒,直到6月博讯曝光。为了对事件掩盖,还出巨资对受害女生封口。

据悉,谷丽萍毕业于北大分校学律系,从事青少年教育、研究及管理方面的工作,曾先后参与编撰过《马克思主义团学概论》、《中国青年思想道德文化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等书,主持编撰《婚姻法》教材、《青少年行为规范手册》等,主持进行全国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状况及发展、青少年生活形态、青少年犯罪等调研课题。谷丽萍在进行青少年事务工作的同时,还兼任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总干事。
2003年11月令计划担任中办主任后,谷丽萍出面招集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7家机构联合成立了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组织英文简称为YBC。谷自任副理事长,总干事。而理事长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伟担任。胡伟帮谷丽萍捞钱当挡箭牌。

YBC成立当天,即有全国各大企业,包括中国电信、格兰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华夏基金、诺基亚、惠普、埃森哲、山东福日集团、中国广厦等中外企业"孝敬"了数亿元。现在这个组织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50余座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名义为推动青年创业,实则是以公益名义搞地皮和房地产,据内部人士透露,该组织在全国经营房地产的规模只有谷等一两个人知道,但仅在上海一地,就涉及30亿元以上。

2010年,为了更方便地使用从各种管道弄来的巨额资金,谷又成立了一个"瀛公益基金会",这是一个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成立基金主要是为了更方便地投资或逃税,当然更主要是掩盖权钱交易。这个基金会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北京、武汉、上海、鞍山等地,通过房地产投资大获其利,比如全国各地青少年的修建项目,一般都有该基金的影子。

另外,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3日也被捕。李春城被捕后,"21世纪经济导报"和博瑞集团大受影响。"21世纪经济导报"的股票跌停。成都商报投资组建的成都博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发展成为一个总资产数十亿的涉足传媒、地产、酒店经营、药店连锁经营等多个产业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一直是李春城以及李春城幕后老板周永康的喉舌。消息人士告诉博讯,李春城被捕应该是针对周永康和他儿子巨大的腐败。

21世纪经济导报早于2004年就发表文章,称温家宝家族通过郑建源拥有平安保险的股份。当局对平安保险进行了调查,发现有关文章内容属于捏造。当时宣传部门有意惩办"21世纪经济导报",但温家宝阻止了对该媒体的处罚,建议对媒体要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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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7日星期二

【转贴公社】 《纽约时报》: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

平安免于拆分后,温家宝的亲属和他妻子的朋友低价获得了大量平安股票。他们通过复杂的持股结构一度控制了平安3.2%的股权,在平安上市后获得了可观增值。

中国深圳――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一家保险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其负责人劝说中国领导人放松要求拆分该公司的规定。

1999年秋,官员们被告知,平安保险(Ping An
Insurance)的生存危在旦夕。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和中国央行行长都直接收到了相关请求。这两名位高权重的官员都对平安所在行业有监管权。

《纽约时报》查阅了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写给温家宝的一封信。马明哲在信中请求道,"恳请温副总理从更高的层次予以领导和协调。"

后来平安没被拆分。

事实证明,努力游说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巨大的。

平安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以500亿美元(约合3113亿元人民币)的身价领先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都会人寿(MetLife)和保诚集团(Prudential)。而在幕后,温家宝的亲属得到了平安的股份。一旦平安实力回弹,这些股份将会价值几十亿美元。

本报上月报道,在温家宝自2003年出任总理后的任期内,他的亲属变得非常富有,获得了旅游度假村、银行、珠宝公司、电信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的股份。

《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截至目前为止,他们财富的最大来源是平安的股份。在平安取得豁免不受大型金融企业应进行拆分这项规定的影响约八个月后,他们买进了平安的股份。

监管记录和公司记录显示,远在大多数投资者能购买平安的股票之前,一家名为泰鸿(Taihong)的公司便通过早前在平安持有股份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平安的大宗股权。不久后,泰鸿便被温家宝的亲属控制了。不管怎么看,该公司在这笔交易中获利颇丰。据采访和公开文件显示,泰鸿2002年12月购买平安股份时的价格是另一家大型投资者英国银行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两个月前的购买价格的四分之一。

截至2004年6月,即便在平安于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上市之前,温家宝亲属所持股份的价值已是四倍于从前。截至2007年,泰鸿最初那6500万美元的投资已价值37亿美元。

公司记录显示,温家宝的亲属通过那笔投资获得的利益极有可能在2007年年底达到22亿美元的峰值。2007年是泰鸿作为股东的记录公开可查的最后一年。因为泰鸿不再出现在平安的公开文件中,目前尚不清楚温家宝的亲属是否继续持有平安的股份。

同样无法获知的是,温家宝和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是否亲自介入,批复了平安不要拆分该公司的申请,以及温家宝对自己亲属持有的股份是否知晓。

但平安的内部文件、政府文件以及同银行家和平安前高管的采访表明,在参加了相关会议的监管部门中,副总理办公室和央行都名列其中,且都有权批准不拆分平安。

文件显示,只有两家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得到了类似的批准,免于被拆分,而三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都被迫进行了拆分。中国的许多大型银行都按照拆分要求,出售了在其他机构的资产。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拆分的规定是金融危机后出于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担忧而实行的。

平安向《纽约时报》发了一份声明,称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过并不知晓股东背后的所有机构的背景。平安还表示:"股东之间的任何股权转让是股东的正当权利。"

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复请其为本文置评的电话。早些时候,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严厉批评了本报对温家宝家属的财务状况所做的调查,称"有关媒体的报道抹黑中国,别有用心"。

本报上月报道了总理家族的财富后,代表温家宝家族的律师称本报文章中有未指明的错误且温氏家族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

此外,中国政府屏蔽了中国大陆对《纽约时报》中英文网站的访问,称采取该行动"符合法律和法规"。目前,对本报中英文网站的屏蔽仍在继续。

本报无法和温家宝或戴相龙取得联系以求置评。预计温家宝将于明年3月退休。而戴相龙现在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参与了平安2004年香港上市,及其后来2007年上海上市的中外银行家和律师称,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温家宝的亲属获得了该公司的大量股份。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高盛(Goldman
Sachs)曾持有大量的平安股份,并在平安于香港首次公开募股时,作为主承销商。两家公司的高管也表示,从未被告知温家人的持股情况。在平安的敦促下,这两家投资银行也在2000年向温家宝及其他监管者提出请求,不要按照规定拆分平安。2005年,两家投行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把他们持有的平安股份以一起卖给汇丰银行。出售价约为10亿美元,比他们最初投资上涨了14倍。

《纽约时报》查阅的几千页公开公司文件显示,温家宝的亲属并未直接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持有平安股份,而是用一层又一层隐蔽的合伙人关系掩盖了他们的持股状况。

在上个月的一次访谈中,温家的一位富商朋友段伟红称,其实是她持有那部分平安股份,而温家宝亲属出现在持股记录上,只是一个意外。这个过程包括借用他们的身份证件,并取得他们的签名。

对于披露与上市公司运营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司信息,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都有详细的法规。这些信息包括大股东的身份,以及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是否为关联方等等。但是法律专家称,这些法规的执行力度一般都很弱,这点在大陆地区尤甚。他们说,也有一种名义股东的习惯做法,亦即由某人代表另外一个人持股。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最有经验的律师和会计师都无法一窥究竟。

《纽约时报》并未发现有迹象显示,这方面的法规或任何其他法律被违反,也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温家宝以本人名义持有平安股份。

在研究过《纽约时报》提出的问题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f
Hong Kong)及香港证券交易所拒绝发表评论。北京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则并未回应质询。

平安现在最大的股东、持有15.5%平安股份的汇丰银行,也拒绝发表评论。汇丰银行上周宣布,作为其广泛筹资活动的一部分,正在考虑出售自己持有的平安股份。

如今,平安是一个成功的大集团,去年的营收为400亿美元,在中国有约50万名保险销售员。它是中国唯一的完全一体化的金融机构,拥有中国第二大的保险公司、一家信托公司和一家证券公司。

2010年末,平安进一步增强力量,宣布了一个40亿美元的交易,并从此控制了中国中型商业银行之一,深圳发展银行。现在,平安正在深圳修建一个新的公司总部,一栋115层的壮观办公楼。该大楼由纽约建筑公司KPF建筑设计所(Kohn
Pedersen Fox)所设计。

差点被拆分

高中毕业生出身的平安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明哲,最初是袁庚的助手。袁庚是中国最早的一些经济改革中的先驱者,也是平安保险的早期领导者。

袁庚欣赏马明哲的聪明才干,因而让他负责一个由国家管理的工业园的人事工作,并最终让他负责新成立的平安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在新兴海滨城市深圳生根发芽。

马明哲的时机很好。那时中国刚刚开始重构其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政府开始打破共产党干部在养老金、社保和住房保障上的铁饭碗。

尽管平安创立之初是国企,却是首批实验西方管理模式的中国保险公司之一,包括聘用保险业务精算师,开展后台运营工作,及引入外国股东。

1988年,平安成立。马明哲负责协助管理这家小公司。几年后,他为公司寻觅美国的知名股东。

1994年,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各自出资约3500万美金,购买了7.5%的平安股份。在当时,这是一家中国金融机构收到的最大一笔外商投资。

平安最初的成功大多归功于马明哲。马明哲是个充满冲劲的高管,因其管理技巧、政治技巧及冒险精神而受到推崇。

"他具备一个伟大企业家的所有特质,"曾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管理平安上海分公司的严峰称,"他学习能力很强,知道怎么适应新形势,而且做事很有决心。为了实现目标不惜一切代价。"

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后,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走软,该公司的增长动力遇到了问题。

臃肿的国有企业开始崩溃,到了1998年,中国一些最大的国有银行几近破产。

平安辛苦得来的财富也开始不断蒸发。和中国大多数大型保险公司一样,平安是利用可以保证大笔收益的长期投资产品来赢取新客户,这些收益是利用银行在通胀时期为存款提供的高额利率来获得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利率暴跌,该公司也损失惨重。

1999年,平安的高管开始承认,该公司处于破产边缘。作为一家联合控股的股份公司,平安拥有很多大型机构投资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但很多这些公司都拒绝通过购买更多股份,为平安提供需要的资本金来进行救助。

平安一名前高管在要求匿名的前提下透露,"当时大家都不确定平安能不能继续下去,以后会怎么样。"

此外,来自政府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因为担心金融体系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北京的监管机关加大执法力度,要求金融机构限制经营活动的范围。

银行被告知要出售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的股份;保险公司则必须在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之间做选择,而不再同时经营两者。

1998年中国新的保险监管机构成立,之后它开始施压,让平安拆分其信托和证券业务,并将人寿和财产保险部门分成独立的公司。

1999年11月,时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马永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该机构已经做好计划,要对平安及其他保险公司进行拆分。

"分业经营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审批,"马永伟对媒体称,他还表示将"深化保险系统的改革"。

监管机构让步

在公司即将拆分之际,马明哲(英文名Peter
Ma)开始给北京的领导人写信,向助手口述备忘录提醒自己要为高层官员"购买高尔夫球杆",还列出详细的图表,规定平安每一位高管应该担起的游说责任,上述记录的副本显示。这些副本已经经过了前平安高管的核实。

马明哲将自己的精力锁定在中国政府最高的行政机构国务院上,国务院由38名成员组成,高级领导人包括总理朱�基和副总理温家宝。此外,平安还同时向有监管保险业责任的中国央行行长戴相龙寻求帮助。

温家宝地位独特。他曾在权力巨大的中央金融工委任书记,中央金融工委成立于1998年,负责监督中国的银行业、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以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

平安的会议记录以及对出席者的采访显示,马明哲和这些监管者见了面,称自己的公司临近破产,希望他们能够批准该公司在香港发行股票,从而改善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目前,平安的寿险亏损,产险和信托微有盈利,"马明哲在1999年9月29日写给温家宝的信中说道。平安两名前任高管证实了这封信的内容。

在不进行彻底拆分的情况下,马明哲提出了一条折衷之道。他在征求了其他投资者的意见之后,提议成立一家控股公司,实际上分开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业务,但同时又将这两个部门,以及证券和信托部门,置于同一家公司旗下。

他说,这个公司将重组为平安集团,《纽约时报》查看过的平安文件显示。之后,他就开始为自己的提议寻找支持者。

2000年1月,在马明哲的支持下,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高管们联名给温家宝写信称,拆分将"违反中国鼓励并保护外国投资的政策",《纽约时报》查阅的该信函的副本显示。这封信的真实性已经由这两家投资银行的前任高管证实。

上述美国投资银行警告说,"作为美国上市公司,我们可能需要披露与投资平安相关的损失。这对于向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形象,并没有帮助。"

《纽约时报》查阅到的公司文件显示,这封信发出之前,平安高管以及两家美国投资银行已经进行了数月的积极游说,劝说北京的其他高层官员,包括中央银行和保险监管部门,让平安保持完整。

早在1999年,平安高管也已经开始与温家宝的家人进行接触。

前平安员工胡坤曾在1997年至2000年之间担任马明哲的助理。胡坤回顾了马明哲与温家宝的妻子张蓓莉1999年的一次会面。

胡坤表示,他没有被告知会面时发生了什么,但他记得马明哲的反应。胡坤说,"因为那次会面,马董事长很激动。"胡坤现在居住在美国,他声称,平安欠自己5.2万股股票,并曾因此与平安产生了纠纷。

《纽约时报》查阅的公司记录显示,1999年6月17日下午,马明哲与温家宝的妻子,以及时任平安驻北京代表处主任的李春彦会面,随后还共进晚餐。

席间谈话的内容不为外界所知,但双方的关系似乎开始蓬勃发展。大约在同一时期,由张蓓莉的亲戚部分控制的钻石公司,开始在平安位于北京的办公大楼占据办公空间,该钻石公司向监管部门提交的文件显示。几位平安前高管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之后,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与人共同建立的创业企业,从平安赢得了利润丰厚的科技合同。

现年56岁的马明哲仍然控制着平安集团,他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胡坤的回忆,及《纽约时报》查阅的相关文件中关于平安的游说努力,以及与温家宝亲属会面的情节,通过对四名曾在同一段时间,在该公司深圳总部与马明哲和胡坤共事的高管进行采访得到了印证。

此外,当时负责北京代表处的李春彦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确认,在那段时间,他曾带张蓓莉与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会面。

但文件和采访并没有揭示,几次会面,是否对政府监管部门放弃拆分平安的决定产生了影响。不过在2002年4月,中国的最高监管部门作出了决定。经过国务院及保险监管部门的批准,平安开始了将自己转变为一家金融集团的过程。

该公司不仅获准保留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牌照,还获准保留经营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的牌照。平安还获准取得了一张银行牌照。

分析人士称,在中国受到严格管制的市场上,这些牌照价值连城。

瑞银(UBS)长期关注保险行业的驻香港分析师梁智勤(Bob Leung)说,"享受到了挖掘金矿一般的高回报的人少之又少,他们就是其中之一。"

2002年底,平安不仅安然渡过了下滑趋势,还呈现了光明的前景。公司的重组促进了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当年10月,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汇丰银行同意支付6亿美元,从平安购买10%的股份。仅仅一年多以后,监管部门就批准该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销售股票。

在平安筹备赴香港上市时,一群与包括温家宝在内的北京高层官员有紧密联系的投资者,正在静悄悄地大量囤积平安股份。

买进平安

平安披露的信息显示,2002年12月26日,来自总理故乡的温家好友段伟红经营的一家公司,通过一家名为泰鸿的企业购入平安股份。记录显示,之后不久,温家宝的亲戚,及其妻子的同事控制了这个投资工具。

根据平安在香港上市前提供的文件,泰鸿先是从全球运输巨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为"中远")手中购买了7770万股平安股份,后来又从中远的大连分支机构购入220万股。股份一拆二之后,泰鸿拥有的股份数量翻番。因此,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2004年6月,即平安在香港上市前夕,泰鸿持有1.598亿股平安股份,约占总股份的3.2%。

在一次采访中,段伟红称,为了购买这些股份,她每股花费了约40美分(按照当前的汇率),共计6500万美元。

分析人士称,这一价格似乎享受了非同寻常的大折扣,因为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在这之前的两个月,汇丰购买了平安10%的股份,每股约1.6美元。

中远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对泰鸿而言,这笔买卖大获成功。2007年,平安股价达到峰值,这1.59亿股的估值为37亿美元。不过,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泰鸿已于2007年前大幅降低了持股额。

根据公司和监管文件,尽管泰鸿是名义上的股东,但是平安这比交易的受益人隐藏在温家宝的亲属控制的十几个投资工具之后,包括他的一个弟媳、他妻子张蓓莉的两名兄弟,以及她的数个长期同事和生意伙伴。所有这些人都与段伟红一起,列为泰鸿的持有人。

根据公开文件,到2007年,温家宝总理现年91岁的母亲,通过与泰鸿相关的两家投资公司,持有价值1.2亿美元的平安股票。

段伟红称,她从2000年开始认识温家宝的家人,但这些平安股份都是为她个人的账户购买的。她说,温家宝的亲属之所以出现在泰鸿的持股记录里,仅仅是因为她的公司借用了他人由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以便向公众掩盖她自己持有的平安股份。她称,总理亲属的身份证是错误借用的。

段伟红说,"最后的收益,100%都归我所有。"

余波

2001年,中国颁布了新的法规,限制共产党员及其家庭成员进行股票交易。

比方说,法规禁止负责国有企业的共产党官员利用亲属来买卖上市国有企业的股票。这些亲属包括父母、子女,甚至还包括子女配偶的亲属。

《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温家宝与家庭成员分享内幕信息的迹象。

但是,《纽约时报》咨询的分析人士称,关于这些亲属持有的股份,有很多有待解答的问题,比如,谁可能知晓这些亲属购买了股票,以及是否有人应当承担披露这些信息的法律义务。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高管称,他们既不知道这些股份买卖活动,也没有参与到交易中。

这两家公司还称,典型的首次公开发行(IPO)程序中,不太可能发现隐藏在多重投资工具背后、采用陌生姓名的股东的真正身份。

根据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监管法规,公开上市的公司及帮助其承销股票的专业服务伙伴,有法律义务披露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的身份。《纽约时报》发现,即便是在持股最多的时候,温家宝家人的投资工具泰鸿所持有的股份比例也从未超过3.2%。

另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是,泰鸿如何能够以似乎极其优惠的价格购买平安的股份。到2002年底,随着汇丰的一大笔投资,平安的IPO前景已经极度看好。

法律专家称,一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在平安2004年上市之前,谁作为中间人促成了这些亲属购买该公司的股份,以及这些撮合交易的人是否试图从监管机构得到好处。

纽约大学法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中国司法系统专家孔杰荣(Jerome A.
Cohen)说,"关键问题是,为什么选中了这些人,以及他们获得这些股份的条件是什么?很显然,每个人都想在一桩热门IPO进行之前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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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纽约时报》:一笔隐藏在香港的平安股权

郑裕彤投资经理人郑建源利用中国大陆身份证,在平安2004年在香港上市前,通过多家公司收购控制了平安20%的股权。

温家宝家人与平安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持有一家位于总理家乡天津的公司的股份实现的。但此外,他们似乎还与香港有联系。

郑建源曾是平安的主要投资人之一。据平安前高管称,他曾是香港富豪郑裕彤(Cheng
Yu-tung)的商务助理及投资经理人,郑裕彤同时掌管着新世界发展集团(New World Development
Group)以及世界最大的珠宝连锁店之一周大福(Chow Tai Fook)。

2000年到2004年之间,在平安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上市之前,郑裕彤及其新世界集团手下的五家公司从招商局集团和其他国有企业手中购买到了平安20%的股份。这五家公司一度都由郑建源管理或掌控。

公司和其他公开记录显示,在投资平安前后,郑建源掌控的投资工具与温家宝的家人之间形成了多种商业合作关系,还曾为总理之子温云松的两家创业公司提供资金。

此外,监管记录显示,2001年中期,郑建源手下的一个投资工具从一家钻石公司借资900万美元(约合5600万元)。这家钻石公司部分是由温家宝家人及其妻子以前在钻石行业工作的政府同事控制的。之后不久,该投资工具――宝华――就在平安首次公开募股之前购入了平安约2000万股的股票。

平安的高管拒绝对此发表评论。记者也无法联系到现年87岁的郑裕彤。联系郑建源的努力也没有成功。

据那些熟悉平安将股份出售给郑裕彤手下的人称,1999年,一家周大福的合资公司在武汉被重组,在中国大陆还成立了其他几个投资工具,以规避中国对外资公司持股的限制。

当时,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持有平安约15%的股份。到2002年,汇丰银行(HSBC)还持有平安10%的股份。根据1998年中国保险业监管机构发布的规定,平安的外商投资上限设在25%。由于香港自治,香港投资人也被看做是外商,所以这些规定也适用于香港投资人。

郑建源利用中国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在平安香港首次公开募股前,就通过多家公司持有平安10亿股以上的股票,占平安总股份的20%以上。

"这几方受控于同一个力量,"曾与郑裕彤及温家宝亲属共事过的一位高管称。他因害怕遭到报复而要求不具名。"它隐藏在表面之下,就像希格斯玻色子理论一样,是经济暗物质:它有一股引力,但你却看不到它。"

《纽约时报》查阅的一份平安公开文件显示,该公司从未披露过郑裕彤以及郑建源曾持有股份,也没有公开披露与他们有关的那些公司之间存在紧密连系。对香港方面记录的查询以及对郑建源身份证上所示的家乡广东省陆河县的访问表明,郑建源事实上是香港公民。

陆河县当地民警在搜索了政府数据之后称,该县查无此人,而他的身份证号也不在记录中。在陆河县编纂家史的郑程宇(Zheng
Chengyu,音译)说:"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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