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後接到兩個電話。一個來自行政人員，要求我拿護照去複印一下，說是出國報備的需要。我以為，這是針對報社所有職員的新政策。另一個來自行政總監，像往常一樣友好，說是有事要找我談談。
坐下來之後，我被告知，經有關部門查實，我多次「私自出國」，違反報社規定，理當處罰。我這才知道，兩個電話說的是一回事。查看護照，「私自出國」純屬子虛烏有，大家都有些驚訝，不知道有關部門的工作是如何搞的。又被告知，因我一直寫批評文章，報社壓力太大，極需「切割」。又建議說，能否「自我冷凍」，一兩年不寫文章，以保住職位，我拒絕。
對於「私自出國」的誤會，我以為至少會得到一個道歉。可是沒有，而是「那就交給集團處理吧」。
南方報業做「同樣的事」不臉紅
隔日執行總編等人約談。我被告知，南方報業集團已找到「合法理由」，那就是查到和我簽訂的勞動合同快到期了，因為再也找不到「適合的工作崗位」，不再續聘。
我聽完之後，說了三個意思：第一，我對你們找什麼理由不感興趣，因為法律、規章和合同，此時已成，或者說一直都是，「以法治人」的工具。對於此理，當若干地方官員以懲罰謠言為由，跨省追捕揭露其貪腐的網民時，南方報業的媒體，發表了多少報道和評論，獲得了多少喝彩，賺得了多少利潤？自己做起同樣的事情來，怎麼就不知道臉紅呢？對此，我表示鄙視。第二，我在南方報業前後工作共計十年，三次被要求離職，但是我沒有愧對自己的工作。從報社的利益角度看，我也為你們掙名掙利無數。不過，如往常一樣，我願意就我的工作，對諸位個人帶來的麻煩表示道歉。第三，不要以為趕走了我，諸位就太平無事了。媒體的本分，就是要拓展言論空間。打壓言論自由，受害者是所有媒體人。
這一天是2011年1月27日。年逾不惑的我，再一次失去工作，難免有些憂傷。不過，呆在這個地方，早已令我厭煩，離開也是一種解脫。我年輕時精力充沛，走過不少地方，幹過很多工作。作為一個媒體人，我認為南方報業是一個最好的去處。但是，作為體制內的一分子，官僚機構及喉舌媒體所有的毛病，它也一樣不缺。由於逆淘汰的體制效應，執著於新聞理想者，很難當上領導，當上領導也屢犯「錯誤」，失去決策中的話語權。這裏與其他媒體最大的區別，是中下層編輯記者中，延續一種抗爭的傳統。他們冒被批評、處罰乃至被趕走的風險，一再地衝撞言論禁區，爭取報道和評論的權利。
同情南方報業的人士說，這是他們的無奈之舉。真正應該詛咒的，是中宣部某位姓蔡的副部長，他先後下令封殺我的文章，趕我離開報社。我在回答外國記者時說，我不希望冤枉蔡先生，但是假如有證據證明傳言，我一定會起訴他，追討我的工作權利和言論權利。為此，張思之大律師和浦志強律師已表示願意助我訴訟。然而，這個體制運作的特點就是幕後操作，甚至幕後也不留痕，很難找到法律上的證據。同時，我也困惑於指揮者與行刑者的關係。也許這也只是蔡先生的「無奈之舉」？
總是有人問，既然體制如此糟糕，你為什麼不主動辭職？我的回答是，中國有這麼多問題，很多人不是也沒去國外嗎？那些高喊「你這麼不喜歡中國，就滾到美國去吧」的網民，好像不明白呆在這裏是一種公民權利，甚至是一種想要建設好它的使命。當然也應該看到，很多想要改造體制而留在體制內的人，最終都不敵體制的攪拌，成為體制的一部分。
當天下午，我看見twitter和微博裏，數以萬計的人在討論我的被解聘事件。我的新浪微博粉絲數量，一天之內增長萬餘人。有人發起了聲援我的聯署活動，截至此時已有2471人簽名。還有人發起了為我捐贈五毛錢的「新五毛黨」運動。這個活動頗有創意，我也樂意確認我的支付寶帳號。到此時為止已收到捐款8559.17元，單筆捐款中絕大多數是0.5元，也就是說有上萬人參與活動。
新的博弈誕生了
我並不因此認為，我的讀者就一定更多了。三天之後，新浪就受命遮罩了我的微博，並關閉了一些「頻繁談論長平事件」的微博，也不斷有新的新聞讓網民關注。但是，這顯然是一種新的博弈。我意識到，成千上萬的網民既是在聲援我個人，也是在為自己的言論權利而呼喊。
這讓我進一步反思體制的迷思。我以前說過，我並不刻意區分體制內和體制外，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重要的是個人的獨立意識。我總是記得卡夫卡的小說《飢餓藝術家》的結尾，描述一隻關在籠子裏仍然活蹦亂跳的豹子，「失去自由對牠似乎都無所謂，這個高貴的軀體應有盡有，不僅帶利爪，而且連自由好像也帶在身邊，自由似乎就藏在牠利齒的某個地方」。
我渴望做那樣一隻豹子。但事實上我是受體制教化多年的中國人，不僅受體制壓迫，而且被體制綁架。我在說到自己的媒體履歷時，通常會略去第一份工作。那是我參與創辦的一個為小企業主服務的商情雜誌，因為正當其時，需求旺盛，為老闆賺了不少錢。我也會略去第二份工作，那是一家綜合性的報紙，我從一個轉包人那裏再承包，出任常務副主編，組織了一幫朋友，準備幹出一番事業來。因為沒有拉到廣告，兩個月就玩完了。
那兩份刊物對我的媒體認知和能力，有很重要的塑造作用。尤其是第二份報紙，我每周參與採寫深度報道，而且在頭版開設時評專欄。為什麼我會略去它們呢？因為按照體制的規範，那兩份都是「內部刊號」（彼時「內刊」可以公開發行），而且是承包經營，不夠正式。他們現在都已不復存在，寫下來也頗費解釋。另一方面，我去CCTV做過兩個月欄目主編，它對我或我對它，都毫無影響，純屬過客，但我有時也會寫進簡歷。我為此感到羞愧。
連自由都帶在身邊
我在此時回想起頭兩份媒體工作，是因為在體制看來，它們大概就相當於兩個被永久刪除的微博帳戶，雪泥鴻爪，湮沒無聞。體制的教化會讓人以為，這些東西毫無價值。事實絕非如此。我的博客和微博都被遮罩了，但是它存在，或存在過，這就是意義，這就是力量。
在被宣布解聘的十多個小時前，我貼出新寫的文章《哪兒都是杏壇》，講我的老友樊陽，一個中學教師，二十年來堅持在家開設免費「人文私塾」，為學生們補充學校教育的闕失。有三年時間，因為沒有住房，他帶學生在室外草坪上課。這讓我想到孔子的「杏壇設教」和釋迦牟尼的「初轉法輪」。我感慨說，「只要我們想要分享知識，哪兒都是杏壇；只要我們想要學習，哪兒都是鹿野苑」。
我離開體制內媒體之後，失去的並不是枷鎖，因為我本來就沒有戴它；我失去的是一個說話的平台，我曾經把它想像得比實際更重要。現在我想要說，只要我們想要表達，哪兒都是空間；只要我們想要傳播，哪兒都是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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